‘2012年6月25日，杨松霖发表了一篇有关高考语文阅卷的文章：
今天，多家媒体披露，高考的语文阅卷老师每天要阅读超过280篇作文，老师们每天都要靠眼药水来润眼。媒体高度一致地认为阅卷工作非常辛苦。确实没错，阅卷老师们很辛苦。不过，我们是否更应同情参加高考的年轻人——他们的前程是否正在被“草菅”着呢？想想看，假如一个阅卷老师按照法定的正常工作时间——每天8小时计算，那么280篇作为分摊到8个小时里，一个小时是35篇作文，一个小时60分钟，一篇作文仅有1.71分钟，即不到103秒。’
无论是有幸上大学的，还是与大学失之交臂的，都知道在中国的教育制度下，一个人的命运可能是“一考定终身”的。还记得1978年夏天我参加高考的情景，然而看了杨文，我不知道自己当年是怎么考取大学的。
先父是抗战前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唐文治的弟子，抗战时曾任复旦大学文书主任，后任中央银行文书主任，专为孔祥熙捉刀写应酬文字，如贺幛、寿屏、挽联等，有“挽联专员”之称。1949年父亲被贬，到中学当语文教师，一直到1960年代初，陈望道提名调父亲去参加编辑辞海，方离开中学。1950年代的中学语文教材政治气氛极浓，收了许多革命作家的作品，如贺敬之的《回延安》和周立波（不是如今讲上海清口的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革命文学作品。父亲是个钻故纸堆的旧文人，跟不上革命形势，难免感到怀才不遇，学非所用。
即便如此，父亲对教师的工作还是兢兢业业，天天熬夜为学生改作文，把眼睛熬得通红，往往还吃力不讨好，极少得到学生的好评。有一天，一个平时不喜欢上语文课的学生突然到办公室，向父亲鞠躬道歉，父亲甚为诧异，何以也？问下来才知道，那个学生的家长询问女儿的学习情况，女儿说最不喜欢语文课，因为老师太严格，一味吹毛求疵，专挑语病、错别字和标点符号，还要为每个错别字罚学生写十遍。家长遂叫女儿把作文本给他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作文本被父亲的红笔批改得密密麻麻。那位家长叹道：“这么负责的老师，到哪儿去找？你还说不好，真不知道你们的老师夜里睡不睡觉。”家长批评了女儿之后，叫女儿一定要向父亲道歉，于是便有了前面道歉的那一幕。
父亲好为人师，有教无类。我在北京有一个远房的表弟，当年是个顽童，不喜欢念书。有一年父亲到北京去，与表弟交上了朋友，并让表弟给他写信。表弟真的写了一封信到上海，未几便收到父亲的回信，蝇头小楷的毛笔字写了有三四张纸，同时还将批改过的信附回，表弟看后佩服之至，从此，对学习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像那样与父亲忘年交的笔友，据我所知至少有好几十个。
去年在北京见到那个表弟，他绘声绘色地讲了他的感想：“那时候我还小，光听我爷爷说胡邦彦学问好，也不知道他是咱家哪门子亲戚。要真是错别字也就算了，有的字根本就没错，你爸说我笔划的顺序错了。他用数字把笔划顺序编上号，一边错的，另一边对的。这也就奇了怪了，你爸根本没看见我写字，他怎么知道我先写的哪一笔，后写的哪一笔？嗨，你还别说，他猜的全都对，我还真就是那么写的，他愣是看我那一笔一划运笔的方向给判断出来的。”
我考大学前曾在长春拖拉机厂的子弟中学教过英文，大学毕业后又在云南民族学院教过英文，后来到美国留学还当过助教，深知批改学生作业和考卷的责任重大。因为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而潜移默化，从来不敢掉以轻心。
反观如今的高考语文阅卷，即使挥汗的老师们在八小时里全神贯注，既不吃喝拉撒，也不休息，每篇作文平均还不到两分钟，实在是匪夷所思。难道现在的老师都是超人，个个都是一目十行不成？
语言是不断发展的，现在的上海话里有“掏浆糊”之说，百度百科定义为“意指某人打马虎眼，敷衍别人。也可形容某人善于做并不能解决实际情况、滥竽充数的事情。”用“掏浆糊”来描绘现在阅卷的神速，真是量身定做，恰如其分。若是上纲上线，这种不负责任的现象便是“草菅人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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