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来自农村的外来人口、流动人口，打散工、失业或半失业，许多家庭处于贫困的边缘，只能居住在城市与农村的边缘区，价格较为低廉的平房区和棚户区。这些棚户区人口混杂、环境脏乱差，聚集着大量低收入人群。
人口增长给北京的资源和环境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北京已沦为地球上资源最匮乏的首都。沙漠化已抵达北京的最北端，北京城区的人口密度已经远远超过伦敦等大都市，这种非理性的廓张，如今又受到房地产利益诱惑的左右。在今天“权贵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城市规划不仅要为房地产商服务服务，而且也要为房地产商的领导，市长的政绩和贿赂 ，服务，城市规划极有可能成为少数人对社会财富进行抢夺。
在1978年以后的“改革”进程当中，掌权者们却利用权力将自己及其家族变成了一个暴富阶级。“红色新权贵”代替了旧权贵。极少数人占有社会总财富的绝大部份。社会资源被精英阶层以“国家”的名义控制着，社会利益首先被政府集中起来，然后按照个人在等级化的权力体系中的位置进行再分配。由于中国的统计数据历来有“掺水”问题，所以人们普遍怀疑，真实的基尼系数可能远大。
等级思想和集权机制的社会结构必然形成一种服从权力中心（城市优先、政府主导）的价值取向：政府的公共政策优先满足和体现权力拥有者的利益。集弱势与低效率于一身的农村、农业和农民成为牺牲品。样板城市的快速发展与广大城乡的长期停滞缘于社会资源向权力中心倾斜的集权化社会体制。“大量流动工人能提供廉价劳动力，从而有助于提高中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蓄意维持一个贫困的底层，是新权贵所需要的。
因为农业经济陷入破产半破产境地，大量无地农民涌入城市，附着在城市边缘。据有关估计，我国农村的隐性失业人口约1.5亿。中国农村每天有大量的事情没人干,过剩的劳动力市场配置不起来。农业生产资料连年上涨，柴油、化肥、农药、地膜、农机等价格每年以倍数成长。农业不稳，食品物价上涨带动通货膨胀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外，更严重的导致工业原料，原材料的紧缺，引发工业危机，
城市附近的巨量贫困流民，不仅是经济、生态问题，对终日混混的中共当局来说，也是政治问题。怒火在积累，等待着引信，像缅甸的和尚尼姑示威一样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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