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來自農村的外來人口、流動人口，打散工、失業或半失業，許多家庭處於貧困的邊緣，只能居住在城市與農村的邊緣區，價格較為低廉的平房區和棚戶區。這些棚戶區人口混雜、環境髒亂差，聚集著大量低收入人群。
人口增長給北京的資源和環境造成難以承受的壓力。北京已淪為地球上資源最匱乏的首都。沙漠化已抵達北京的最北端，北京城區的人口密度已經遠遠超過倫敦等大都市，這種非理性的廓張，如今又受到房地產利益誘惑的左右。在今天「權貴主義」大行其道的時候，城市規劃不僅要為房地產商服務服務，而且也要為房地產商的領導，市長的政績和賄賂 ，服務，城市規劃極有可能成為少數人對社會財富進行搶奪。
在1978年以後的「改革」進程當中，掌權者們卻利用權力將自己及其家族變成了一個暴富階級。「紅色新權貴」代替了舊權貴。極少數人佔有社會總財富的絕大部分。社會資源被精英階層以「國家」的名義控制著，社會利益首先被政府集中起來，然後按照個人在等級化的權力體系中的位置進行再分配。由於中國的統計數據歷來有「摻水」問題，所以人們普遍懷疑，真實的基尼係數可能遠大。
等級思想和集權機制的社會結構必然形成一種服從權力中心（城市優先、政府主導）的價值取向：政府的公共政策優先滿足和體現權力擁有者的利益。集弱勢與低效率於一身的農村、農業和農民成為犧牲品。樣板城市的快速發展與廣大城鄉的長期停滯緣於社會資源向權力中心傾斜的集權化社會體制。「大量流動工人能提供廉價勞動力，從而有助於提高中國工業的國際競爭力」。蓄意維持一個貧困的底層，是新權貴所需要的。
因為農業經濟陷入破產半破產境地，大量無地農民湧入城市，附著在城市邊緣。據有關估計，我國農村的隱性失業人口約1.5億。中國農村每天有大量的事情沒人干,過剩的勞動力市場配置不起來。農業生產資料連年上漲，柴油、化肥、農藥、地膜、農機等價格每年以倍數成長。農業不穩，食品物價上漲帶動通貨膨脹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外，更嚴重的導致工業原料，原材料的緊缺，引發工業危機，
城市附近的巨量貧困流民，不僅是經濟、生態問題，對終日混混的中共當局來說，也是政治問題。怒火在積累，等待著引信，像緬甸的和尚尼姑示威一樣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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