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具中年女屍，凌亂的灰髮，浮腫的面龐，鼻樑上一道青痕，口角殘留著溢出物，右肩和上臂佈滿扎傷血痕，雙腿大面積淤傷，雙腿和兩足浮腫。死者名卞仲耘，生前系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1966年8月5日死於該校校園，時年50歲。
也曾是一個幸福的家庭
死者的丈夫王晶垚先生當晚9時左右回到家中，接到學校通知他卞仲耘受傷被送郵電醫院的電話。王先生當即帶著3個小孩子趕往醫院，長女王學隨後知道了也趕到醫院，一家人看到的卻是親人遍體鱗傷的屍體。在醫院裡，王先生與女附中革委會紅衛兵代表發生爭執，拒絕解剖屍體，因為對方明顯要將死因歸於死者生前患高血壓、心臟病。醫院屈服於在場紅衛兵的壓力，在死亡證明上寫了"死因不明"。在王先生一再堅持下，紅衛兵負責人之一劉進在一張字條上寫下了她和其它6個人的名字，為首的是宋彬彬。
第二天，王晶垚先生買了一架照相機，從各個角度拍攝了屍體照片，全身的，半身的，頭部的。屍體火化時，王先生拍下了焚屍爐煙囪裡飄出的一綹青煙，那是亡妻的冤魂。文革結束後的30年裡，王晶垚先生一直通過司法和政治途徑為卞仲耘申訴，狀告一個叫袁淑娥的教唆犯，投訴有門，但告不動刑犯。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80西檢審刑字第72號）"不予起訴決定書"以事件逾期為名，拒絕立案。王先生繼續上告了9年，一直告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最高人民檢察院答覆七屆人大二次會議，以同樣理由拒絕立案（1989年4月2日高檢字第101號）。王先生在這份堂皇虛偽的紅頭文件背後寫下對中國法治的評價："法治其名，人治其實，官官相護，何患無詞！"
黑白分明的罪惡
2006年，獨立製片人胡傑扛著沈重的攝像機，走進和王晶垚的家和案發地女附中校園。
打開一隻舊皮箱，裡面有：一個二寸見方的小盒子，盒子裡一把華髮、一塊手錶，指針停在3點40分，金屬錶帶扭裂了；一件皺巴巴的血衣，背後的墨跡依稀可辨
"打倒"倆字；一條同樣皺巴巴的內褲，沾著失禁的糞便；一條滿是泥土和血污的褲子，一雙濺著血跡的襪子，一些曾經用來擦拭傷口的紗布塊。再加一架老式相機，一封匿名信，這些和5位證人，共同為40年前那個集體謀殺案作證。胡傑拍完，剪輯成66分鐘的記錄片《我雖死去》。
毛澤東的暴力
影片裡，王家長女王學壓抑著悲憤，平靜地陳述1966年8月5日晚上在郵電醫院所見母親屍體上的致命的傷痕："母親頭上右後方有一個血窟窿，右上臂也有一個血窟窿，血還在往外滲……回家後，父親看到從醫院拿回來的母親內褲上的大便，痛不欲生，抱頭趴在涼席上，席子被啃爛了一大塊。"
殘酷的批鬥是8月5日下午兩點開始的，當年女附中學生王友琴說，卞仲耘等5位學校負責人跪在大操場的檯子上，她聽見有人喊"到木工房去拿棍子！"
林莽先生從圖書室窗口看到的紅衛兵們，已經是全副武裝，個個手持木棍或木槍，木槍是民兵訓練用的。她們一律草綠軍裝，戴紅底黃字紅衛兵袖箍，腰扎釘頭皮帶，腳上是翻毛牛皮軍靴。5位學校校負責人被她們押著游鬥，卞仲耘領頭走在前面，一手拿鐵簸箕，一手拿根木棍兒，臉上塗滿墨汁，只看見兩隻眼珠子，張口喊時露出白牙。紅衛兵強迫她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我是走資派！我有罪！我該鬥！我該死！砸爛我的狗頭！"她喊一句，就敲一下簸箕，反反覆覆來回來去喊。聲音小一點兒，紅衛兵的木槍和短棍就打過來。她後面跟著的副校長和主任們也都是墨汁澆黑了臉，手裡敲著破臉盆、鐵簸箕大聲號叫。他們的嗓子越喊越啞，紅衛兵的長槍短棍越揮越勤。卞仲耘挨打最多，一個紅衛兵一腳踢到她肚子上。卞仲耘捂肚子，紅衛兵的牛皮靴就踢在她的手背上，痛得她尖聲大叫。幾翻折騰，卞仲耘倒在地上。紅衛兵們擁上來，罵她裝死，好幾隻牛皮靴往她身上亂踢。紅衛兵們踢累了才住腳，又喊："砸爛她的狗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她永世不得翻身！"一個大高個紅衛兵便把穿著翻毛軍靴的腳踩在卞仲耘身上，做出雕塑劇的姿勢。打累了罵渴了的紅衛兵坐在一旁吃冰棍，嘻嘻哈哈狂笑。卞仲耘他們則要搬磚挑土運沙子，你搬過來，他再搬回去，勞動改造。卞仲耘邁不開步，一踮一踮地蹭。
林莽再次見到卞仲耘，是在女生宿舍東邊女廁所外面。紅衛兵帶著他去那裡，讓他給卞仲耘找打掃廁所的笤帚。林莽看見卞仲耘的襯衫上有血，後來才知道，紅衛兵打人的棍子頭上全釘著釘子。卞仲耘已經站不住了，一隻手扶著過道的牆。王友琴至今記著那天宿舍樓白牆上的一大片血點子，還有一個血手印。
林莽把笤帚遞給卞仲耘，她還沒接住笤帚，就出溜到地上，雙目緊閉。一個紅衛兵朝她吼叫："你又裝死！起來！"她起不來了。
另一個紅衛兵去盥洗室端來一盆涼水，兜頭向她潑去，沖得她全身都是水。林先生看不下去，去了他工作的圖書室。
林莽最後一次見到卞仲耘，是在女生宿舍正門，也是紅衛兵帶去的。剛進正門，就看見卞仲耘仰面躺在正門台階上，眼珠向上翻，口吐白沫，渾身是水，抽搐不止。紅衛兵命令他和校工老白把卞仲耘抬上一輛平板車。抬起來時，卞仲耘鞋裡的水嘩嘩往下流。
卞仲耘死在平板車上，身上蓋滿大字報，大字報上壓著一把大竹掃帚。她是文革中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王友琴敘述了學生對校長之死的冷漠："第二天早上，學生都坐在教室裡聽廣播。文化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是高三學生，也是紅衛兵負責人之一，在廣播喇叭裡說：
'昨天晚上，卞仲耘死了。'教室裡靜了一下，有人說了句什麼，話題很快轉到別處。死了一個人，她是牛鬼蛇神，她被打死了，根本不被當作一件事情，甚至不需要議論一下。"
好在成年人明辨善惡，王晶垚的同事王來棣女士當時敢於同情他的遭遇，40年後敢面對鏡頭譴責紅衛兵暴行，這在今天的中國還不多見，人們還有顧慮。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一位教師給王晶垚先生寫的封匿名信：
老王同志：
老卞在女附中為黨工作17年，她是什麼樣的人，我們心裏清清楚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老卞同志就被活活打死。據親眼看見的人說，她被很多帶釘子的粗木棒和板凳腿亂打，罰下跪，罰挑土，挑不動，就亂棒猛擊頭部、上身。她後來又被罰去掃廁所。剛蹬上第三曾台階，她就一頭倒在宿舍樓的台階上，當時大小便失禁。我是一個普通的教師，我不願意寫下我的名字，也不願暴露我的筆跡。
師大女附中一教師8月8日2時
那樣的深夜，提筆為卞仲耘之死作證，需要何等勇氣！40年後，胡傑找到了這位正直的女教師。她已經75歲，給胡傑講述了當年卞仲耘被打致死的前前後後。打死卞校長那天，這位老師還去看望了胡志濤副校長，胡校長被打得14處骨折。但是她仍不願暴露姓名，也不願出鏡發言，她說："時候還沒到。"
卞仲耘死於紅8月，死於毛澤東釋放出來的紅衛兵暴力。７月30日，毛澤東撤了劉少奇派到各學校領導文革的工作組。７月３１日，女附中成立紅衛兵。由宋彬彬、劉進等紅衛兵頭目組成的"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成為無政府狀態下的臨時權力機構，"籌備小組"四個字很快被忘記了，權力與"革命委員會"掛鉤，成了校園政府，代表國家行使起暴力來。王晶垚說，8月4日就開打了，用棍子打，那天卞仲耘回到家裡，撩起上衣給他看背上的傷。他讓妻子不要去學校了，出去躲一躲。卞仲耘卻準備好了死，而且洗得干乾淨淨去讓她們打死。王晶垚說妻子不離開，因為她認為自己沒問題，她要保持人格尊嚴和清白，絕然赴死。
8月5日，副校長胡志濤一上午跑遍新市委等京畿衙門，要求他們出面制止紅衛兵暴力，沒有人理睬她。下午慘案就發生了，胡志濤本人也被打成終生殘疾。
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
卞仲耘被紅衛兵打死的那一天，毛澤東在中南海主持政治局會議，會議休息時，他在報紙的一角寫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又過了13天，毛澤東以中央軍委主席身份第一次接見全國紅衛兵。宋彬彬等40名師大女附中紅衛兵代表蹬上天安門城樓，宋彬彬給戎裝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毛澤東振臂高呼："紅衛兵萬歲！"
毛澤東肯定了紅衛兵，肯定了宋彬彬。因為毛澤東的一句"要武嘛"，第二天宋彬彬以宋要武的面目問世，並參與決定給女附中改名"紅色要武中學"，隨後"要武小學"、"要武中學"跟風而起，從此紅色恐怖籠罩全國。王晶垚先生提到女三中校長沙坪和八中黨總支書記華錦之死，這兩位女士死得比卞仲耘還慘，沙坪被逼喝痰盂裡的水，在8月19日晚上和20日上午遭到毒打死亡，華錦的屍體被掛在暖氣上。40天裡，僅北京的紅衛兵就打死了1700多人。
劉少奇的暴力
即使工作組不撤，卞仲耘、胡志濤們也逃不脫厄運。王晶垚先生用那台照相機追拍了工作組治下的迫害。工作組１９６６年７月３日呈報上級的"四類學校師大女附中領導核心排隊的初步意見"，第一句話就決定了她們作為階級敵人的命運："師大女附中是北京市重點學校之一。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群眾揭發了領導核心的大量問題，性質是嚴重的，初步排為四類學校。"理由是"學校領導權把握在鑽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手中"，卞仲耘、胡志濤就是這樣的人物，她們都被劃為四類幹部。四類是最壞的一類，是鐵板釘釘的階級敵人。
意見書給卞仲耘定的罪狀是︰"多年來一貫反對學習毛主席著作，誣蔑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頑固地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收羅和重用一批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反動份子；極力向青年師生放毒，精心培養修正主義苗子；搞宗派活動，培植個人勢力；貪生怕死，追求低級趣味，十分欣賞武則天、楊貴妃、慈禧太后等荒淫無恥的私生活，有時講話非常低級庸俗。劃為四類。"憑著這些罪狀，卞仲耘足以被開除黨籍、公職，進而押送監獄或發配北大荒了。
王晶垚先生拍下了工作組所說的"群眾揭發"
大字報和漫畫的一部分。6月23日，外校教師袁淑娥帶著100多個女附中的學生來他們家裡貼大字報，從大門外貼到屋裡，每張都有房門大。王晶垚從樓梯上拍下貼在他家大門上的大字報："漏網的大右派，與前市委有密切聯繫的大黑幫份子，反共急先鋒，對革命師生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大混蛋，大惡霸，你他媽的放老實點，否則饒不了你。"這一張是"正書"，其它幾張大同小異，除了政治帽子，就是下流的辱罵和威脅。
大門外左側牆上是毛澤東語錄和空空洞洞的"嚴正聲明"，右側是罵殺："豎起你的豬耳朵聽著，你再敢胡作非為，千刀萬剮了你！師大女附中中四三"這張下面還有一幅名為"卞母豬的醜態"的漫畫，畫著一個豬身小丑，撅著屁股搖一面三角旗，上書"我是女混蛋卞"，"卞"字下面加一個帶括弧的"便"字。這些花季少女滿嘴殺剮，辱罵人沒有底線，她們的語言暴力與8月5日的行動暴力相映成黑。
進到裡面，每間屋的門上都糊了大字報。洗手間儼若私設的公堂，左邊門框上"坦白從寬"，右邊門框上"抗拒從嚴"，中間門上"老實交代"，下面是大字報："警告卞毒蛇，不許你再騎在勞動人民的頭上作威作福！告訴你，現在是無產階級專政，勞動人民當家作主，只許你規規矩矩，不許你亂說亂動。你膽敢不低頭認罪，我們就堅決專你的政！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撕大字報，就是抗拒革命。"
卞仲耘臥室門上貼著："狗惡霸，卞毒蛇，你他媽的聽著，你再敢騎在勞動人民頭上耀武揚威，我們就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扒你的狗皮，砍你的狗頭！告訴你，現在是勞動人民的天下，你他媽的敢動勞動人民一根毫毛，我們就宰了你！你他媽的別妄想東山再起，我們要斷你的孫，絕你的種，砸你個稀巴爛。"門的另一面是："你他媽的放老實點，否則饒不了你！"
王晶垚房間的門上貼著："卞狐狸精、母夜叉（卞仲雲）你休想回家逞凶!在學校，你這個堂堂的大校長，總支書，早就被同學鬥得威風掃地，在鬥爭會上，在革命師生的討伐聲中，索索發抖，豬毛蓬亂，頭頂破筐，豬臉發紫，兩腿發癱，手捧高帽，冷水淋頭，口銜黃泥，如若落水豬。回到家裡，窮撒潑，凶神惡煞，一付地主婆模樣，任意欺壓、虐待勞動人民，豎起你的豬耳朵聽著，你再敢胡作非為，千刀萬剮了你！師大女附中中四.三"中四三的女生使盡了糟踐人的本事，卻錯字連篇，連校長的名字都寫錯了。
她們連孩子們的房間也不放過："警告卞母豬及她的豬崽子們，不許你們橫行霸道為非作歹！"
憲法保護的公民居住地，可是一個中學校長家裡大天白日闖進100多人，肆無忌憚辱罵、威脅主人，這事發生在法制尚在的劉少奇治下，公、檢、法都還沒受到衝擊。劉少奇留守京城主持執政黨中央日常事務，未經法律程序，擅自派工作組插足學校，下令停課鬧革命。國家主席不去保護人民的生命安全，反而挑頭兒作亂，為毛澤東大亂天下決開大堤，洪水猛獸，不可收拾。
6月22日，工作組主持召開了空前殘酷的打人鬥爭大會。袁淑娥一家三口上臺，工作組聽任袁揪住卞仲耘的頭髮發泄私恨。這些大字報是對鬥爭大會的補充，用以鞏固打鬥戰果。
6月29日，卞仲耘給派工作組下來的黨中央寫了一封呼救信，反應自己在批鬥會上遭受的暴力和侮辱，舉報了惡毒煽動的袁淑娥：
……在群情激憤之下，我遭到了拷打和種種折磨。我是一個共產黨員，自己沒有做過的事，沒有說過的話，沒有過的思想和意圖，在任何情況下，都堅決不能承認。因此，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個小時：戴高帽子、"低頭"（實際上是叫將上身彎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罰跪、拳打、腳踢、手掐，用繩索反捆雙手，用兩支民兵訓練用的步槍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裡塞、往臉上抹，往滿臉滿身吐唾沫……。
突然遭受這樣的拷打，加之早上和中午都沒有吃飯，下午滴水沒有進口，臉上身上汗流如注，身體實在難以支持，一再癱倒，甚至暈倒在地上。這時，就有人用一盆冷水往我頭上澆，用手揪我的頭髮，把我從地上拖起來，還叫恢復原來的姿勢。像這樣，暈倒了，用冷水澆頭，再揪著頭髮拖起來，共有三、四次。
當我被折磨得最不像人樣的時候，還有人給我拍了照片，大概還不只拍了一張。等到把我折磨夠了，天快黑了，會快結束了，那個陰險惡毒的壞傢伙袁淑娥又登臺了。她感到用借刀殺人的辦法把我折磨成這個樣子還不夠解恨，竟敢直接揪我的頭髮，我對這個可恥的傢伙進行了反抗。她一方面假惺惺地叫被她蠱惑、利用的學生們不要再打我了，說光打不解決問題，一方面更加陰險惡毒地煽動大家對我要在政治思想方面繼續進行"揭發"，以便證明我是"現行反革命分子"和"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這個鬥爭大會一直開到七點多鐘才結束。
劉少奇的工作組6月3日進駐校園。6月2日宋彬彬、劉進、馬德秀3人貼出師大女附中第一張大字報，表白"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攻擊校領導，與6月1日晚北大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在全國廣播只有不到十小時的時差。工作組一進校門，就旗幟鮮明支持這張有來頭的大字報，宣布女附中停課鬧革命。當時，宋彬彬的父親宋任窮任東北局第一書記、瀋陽軍區第一政委，劉進的父親是教育部副部長。給毛澤東獻袖章的時候，宋父已經升為政治局候補委員，進入最高權力中心。無論是劉少奇的文革，還是毛澤東的文革，卞仲耘都逃不脫宋彬彬們的魔掌。皇家女校校長，不過是貴冑們的僕人，在一個"老子英雄兒好漢"的世襲社會裏，好漢豪女們處死他們的校長、老師是天經地義。工作組7月3日上報的"四類學校師大女附中領導核心排隊的初步意見"，既肯定了6月下旬的打人大會和闖入卞仲耘家貼大字報的暴力行動，也宣判了卞仲耘的政治死刑。
共產黨走向死亡
卞仲耘的死期還不自1966年6月始，工作組審查意見書捯歷史捯到1944年參加工作，1941年入黨，說她"出身於大地主家庭，曾誇耀自己是帶著黃金首飾參加革命的。"按照中共文革流行的血統論，就是說，卞仲耘這樣的人根本不該入黨，不該進入革命隊伍，死亡之路早在她加入共產黨之時就開始了。
卞仲耘和王晶垚都是三八式幹部，他們都是激進的民主主義者，以革命為志業，當年選擇新聞專業，就是因為這個系課程少，他們有更多時間投身革命。王晶垚展示了
1944年底在成都燕京大學組織的宣傳民主、反法西斯的大規模展覽照片和與李慎之等參加反抗四川省政府的雙十運動友人的合影。王先生說，那時就是往槍口上衝，好多人犧牲了。
影片裡響起卞仲耘生前最喜歡的歌曲《太行山上》，王晶垚和卞仲耘曾在太行山上的陝北電臺工作。王晶垚拿出一塊小巧的坤表，這是卞仲耘從繼母手裡繼承下來的，當時電臺沒有一臺準時的鐘錶，借了這塊表定時。
1966年8月4日、5日、6日三天裡，王晶垚失去了青年時代以來三位最親近的人，祁式潛、卞仲耘和劉克林。
祁式潛出身官僚世家，曾祖祁雋藻是道光和咸豐年間宰相，歷任國子監祭酒、戶部右侍郎、兵部尚書、戶部尚書、體仁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兼任道光皇帝的上書房總師傅、咸豐皇帝的太子太保、同治皇帝的弘德殿授讀，有"三代帝王師"之稱；祖父祁世長歷任翰林院編修、工部尚書，兼管順天府府尹事務；父親祁友蒙歷任南河同知、湖北知府。祁式潛比王晶垚夫婦參加革命還要早，是1935年12?9學生運動的組織者之一，但他命運坎坷，打下天下卻失去黨籍，直到1956年才被批准重新入黨，級別、待遇都從那時算起。祁式潛不僅是王晶垚的戰友，也是同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文革一開始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8月4日晚服"敵敵畏"自殺，卒年51歲。3年以後，祁式潛夫人居瀛棣也選擇了這一條路，卒年53歲。居瀛棣是國民黨元老政務院院長居正之女，1936年放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學業參加革命，抗戰勝利後在重慶和上海參加中共隱蔽戰線，協助完成了許多重要地下工作，死前為故宮博物院館員。
劉克林是王晶垚夫婦大學時的同學，出身官宦，其父為民國政府海軍部少將司長，主持海軍編譯局。劉氏14歲即參加共產黨，也有一段丟了黨籍的坎坷，1957年才被批准重新入黨。劉在大公報供職多年，有"一代報才"之譽，文革初期（應該是60年代初期——自立注改）任職中共中央宣傳部國際處，被副部長姚溱株連。7月23日姚溱自縊，8月6日下午，劉從中宣部辦公樓5樓砰然墜下，卒年42歲（這裡的文字《觀察》已經根據我的更正做完修正——自立注）。劉死前無異兆（應該說是"無多異兆"，不是完全沒有異兆——如，他交給我他的薪水——我當時年少，在家裡不管家政，等等——自立注），沒有遺言遺囑。
他們都出身於有社會地位的殷實人家，無衣食之慮，無思想之固，黃髮垂髫，一腔熱血，投身革命，萬劫不復。他們躲過共產黨的一場場死亡運動，最終在文革死亡遊戲中喪生，被逼死、害死、亂棒打死，骨灰不存，魂靈無系。卞仲耘作為文革中第一個被打死的教師，她的名字無法掩沒；祁式潛和劉克林雖然為共產黨轟轟烈烈過，卻少有人知道這兩個名字，如果沒有王友琴的文革死難者名單，我也找不到他們；居瀛棣的名字更鮮為人知，我是在臺灣李敖先生一篇"居正女婿辨"裡偶然發現的。文革死了多少人，國家沒有統計，死了多少共產黨員，黨內也沒有統計。
1980年義大利記者法拉奇曾向鄧小平先生提出這個問題，鄧答道："永遠也統計不了。因為死的原因各種各樣，中國又是那樣廣闊。總之，人死了很多。"
親人和友人一個個死去，在死亡面前，王晶垚覺醒了："我這四十年來，一直生活在記憶中，我身上背著十字架，這樣一個典型的慘案，一個人的生命沒有了，一個家庭被摧毀了，不僅僅是一個人和一個家庭的遭遇。耶穌扛著自己的十字架，我是在幫著扛十字架，我現在還扛著。這樣一個歷史事件，我有責任，只有我有責任，包括我的孩子在內，他們所理解的，所感受到的，所想到的都不能和我一樣，因為我是親身經歷者，如果我不把這些真相揭露出來的話，那就是沒有盡到責任。用我一句話，我就白活了。這是我不可推卸的責任。"
他總結一生，概括為8個字："生於夢想，死於夢想。"他要把這8個字寫在自己的骨灰盒上。
影片中另一位證人林莽先生，接受參訪時已經90高齡。林先生14歲參加革命，建國後被打成胡風反黨集團成員，從大學降到女附中，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從語文教師降為圖書數據員，文革中被罰掃廁所。他也和王晶垚先生的朋友一樣，曾經想用死來證實自己的清白，而且是和無靠的母親同歸於盡。母子倆手拉手坐在木床上，握住電線，接好拉線電源。燈泡炸了，人卻沒死成。事後林莽聽學校裡物理老師說，因為兩個人當時都沒接觸地面，處於絕緣狀態，所以沒死成，如果有一隻腳著了地，兩個人必死無疑。
近日獲悉，林先生是在宋彬彬兩次提審他之後做出自殺決定的。第一次提審，宋讓他交代少年空軍學校的事，旁邊站著一個1米8多的粗壯男生，當胸重重給了他一拳。林先生被打倒在地，躺了半天起不來。第二次是深夜，林先生與歷史老師朱學希一起被宋彬彬提審，宋彬彬坐著，讓他們跪著，旁邊站著幾個女紅衛兵。紅衛兵們用皮帶抽他們，林先生挨了打，朱老師被抽得更厲害。那天夜裡林莽決定與母親一起觸電自殺。他至今清楚記得，宋彬彬與眾不同，兩次都沒穿紅衛兵軍服，而是綢襯衫和裙子，弱女子的身材。林莽先生92歲了，對生命中最殘酷的一幕記憶尤新，同時被毆打的朱學希老師也還在世。私設公堂的宋彬彬沒有動手打人，她只是坐著審訊她的老師，罰他們給她下跪，對老師動拳頭、掄皮帶的都是站在她身邊的打手。胡志濤老師的肋骨不是宋彬彬打折的，卞校長和後來遇難的幾位女附中老師以及北京市和全國的死難老師和同學，沒有一個是宋彬彬親手打死的，但是給"要武"的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的是宋彬彬，而且她至今視為無上光榮。可以辯論紅衛兵袖章是不是血染紅的，但是死在紅衛兵手下的無數有血有肉的生命是不爭的事實。
從死亡的誘惑中解脫了的林先生大徹大悟了，決定再不去死，直面紅衛兵的暴力。說到文革中依然兢兢業業，搶救圖書，老人搖頭長嘆，對胡傑說："愚蠢啊！你真想不到我有多麼愚蠢！"
影片最後是一個"北京市教育系統部分文革受難者名單"，單位名下是黑底白字的人名，像黑暗中的白骨，訴說他們在那個野蠻的年代怎樣死去。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名下，卞仲耘後面還有８個名字：胡秀正、梁希孔、周學敏、趙炳炎、宗傳訓、王英同、關炳衡、王永海（失蹤）。"北京大學"名下的死難者名單佔了３個頁面，有些名字很熟悉，都是業界精英。名單長達5分鐘，一排排白骨組成的長城，比紅色高棉的人頭骨牆更加堅實、壯觀。這僅僅是王友琴女士收集的文革死難者中一小部分，如果把文革中全部死難者的名單排出來，一部長達一年的影片也難盡述。
沒有底線的卑鄙
《我雖死去》講的是文革中學生打校長的故事，有被打死的校長，卻沒有打她的學生的鏡頭。鐵證如山，言之鑿鑿，凶手卻自始至終不露面。假如是刑偵片，這樣安排無疑是個敗筆；作為記錄片，這個空白越發令人遺憾。除了義不容辭的王友琴，連個出來作旁證的當年女附中學生都沒有。那一代人闕如，無論作為凶手反省，還是作為目擊者作證，沒有人出鏡，是這部傑出影片明顯的缺憾。
胡傑盡了力，王晶垚也盡了心，但是他們沒有爭取到一個人出鏡或者僅僅出聲兒。凶手不用說了，目擊者有種種顧慮，人情大於人命，是這一代文革遺民的道德。當今中國，正是這一代人支撐著不尊重生命的紅衛兵政權。
王晶垚是一個寬厚的苦主，他只控告過袁淑娥，這個校外人員曾經是卞仲耘的熟人，一個恨人不死、恨天下不亂的惡人，借文革報私仇，到女附中全校批鬥校領導的大會上"控訴"卞校長，煽動情緒，又帶領學生去卞校長家中貼大字報。袁淑娥犯有誣陷和教唆罪行，對卞仲耘直接動過手，闖過家，對卞仲耘死亡負有不可推卸的罪責。
王晶垚沒有控告打人的紅衛兵，她們畢竟是卞校長的學生。他毫不介意他們是否"道歉"，更沒有等待手上有血的人"道歉"。他只是希望她們真心悔悟，救贖自己。奪人生命怎麼能只靠一句道歉就了結？！有人說"王先生等待了40年"，王先生自己說，他從未等待過什麼道歉。該對全體文革受難者悔罪的是當權者！當年的紅衛兵們卻連自己迷戀的"道歉"之說也沒有身體力行，她們已走過半個多世紀的人生之路，這些老兵雖然勞燕分飛，天各一方，卻死死守著當年恐怖暴行的秘密，沒有一個人打破死一樣的沉默。
《我雖死去》在網上傳播後，有兩個當年的學生來到王家。王先生激動、欣慰，熱情招待她們，跟她們合影留念，後來還把這張照片寄給一家歷史雜誌，雖然她們並未道歉。
這兩個人後來再沒去過王家，倒是見了回國定居的宋彬彬好幾次，有她們發在網上燈紅酒綠的照片為證。從此女附中的老紅衛兵們打破了沉寂，一個惡毒下流的誹謗在他們中間不脛而走："王晶垚都85啦，家裡還養著小蜜！一邊搞小蜜，一邊給前妻喊冤，兩頭兒全讓他佔了。"
時間沒有洗刷這個老紅衛兵群體的罪惡，年齡沒有改變她們的下流，她們仍像40年前一樣，憑藉充滿卑鄙的想像力誹謗人，靠著浸透毒汁的舌頭謀殺人。
所謂小蜜，那年已經75歲，是一位喪偶的退休大學老師。影片中有她一個鏡頭，一雙手給王先生端來一個飯盒，然後是一個蹣跚走回廚房的背影。對這位女性，王先生眼裡儘是敬意，話裡充滿感激："我這個老伴兒，我對她說過很重要的一句話，我說，我有這樣一件事，我要做這樣一件事，希望你支持。她同意了，我們才結婚，30多年了。她很同情我的不幸遭遇，對我一直照顧得非常好。對幾個孩子，不是親生，勝似親生，感情非常非常好。"
這樣兩位可以作她們父母的老人，熱情接待了兩個不速之客，沒有揣摩她們登門的動機，更沒有想到她們會編造惡言，傳播蜚語。王晶垚先生家牆上挂的都是基督教繪畫，他特別喜歡那幅《聖母子》版畫，因為母與子兩對眼睛裡傳達出人類最深沉的愛。兩位老人以德報怨，收穫的卻是作踐。牆上那幅《最後的晚餐》畫的是人的背叛，學生的背叛比起猶大來，無恥尤加。《馬太福音》裡說，賣耶穌的猶大，看見耶穌已經定了罪，就後悔了，把那30塊錢拿回來還給祭司長和長老，承認自己犯了罪："我賣了無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們說："那與我們有什麼相干？你自己承當吧！"猶大就把那銀錢丟在殿裡，出去吊死了。在女附中的紅衛兵們面前，猶大當得起義人，看到結果，立即認罪，承擔罪責。她們40年都沒達到猶大的覺悟，而且繼續墮落。
王晶垚先生保存的女附中革委會代表字條上有宋彬彬、劉進的名字，這兩個名字出現過3次：6月2日貼大字報，7月31日成立紅衛兵，8月5日在卞仲耘屍體面前，8月18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無論劉少奇的文革，還是毛澤東的文革，都離不開她們。她們始終站在文革的主動方面，既得到劉少奇的支持，也受到毛澤東的肯定。宋彬彬獻給毛澤東袖章上面的"紅衛兵"3個字，是劉進等人從"紅旗"雜誌、"人民衛生報"、"為女民兵題照"3處集來的，鏤空刻在硬紙板上，用油墨滾筒印在紅布袖標上。她們處心積慮，機關用盡，不同於跟風而起的紅衛兵。卞校長遇害時，宋彬彬和劉進是校革委會的負責人，都是年滿18歲的中共黨員，對卞校長之死負有不能逃脫的法律責任。
法蘭克福市政廳前的正義女神雕像
西方法院正門大廳裡通常都站著羅馬神話中的正義女神，一塊黑布蒙住雙眼，無分親疏厚薄，左手執正天平，右手仗義持劍。拉丁系語國家的司法一詞都從正義女神的名字iustitia演化而來。義大利文是Giustizia，西班牙文是Justicia，德文是Justitz，法文是Justice，英文中的司法、審判與正義是同一個詞justice。
本杰明•哈里斯是一位美國檢察官,在為民伸張正義的崗位上戰鬥23載，近年一直追蹤紅衛兵犯罪集團。檢察官看完《我雖死去》，怒不可遏，拍案斷喝："宋彬彬、劉進以及所有紅衛兵們，別太沉緬於舒適的晚景。我們決不會忘記！"你們聽到正義女神的劍在懸響嗎？
絢麗奢華的"光榮"
胡傑和影片裡的幾位證人想借文革40週年之際提請當局和國人注意那個至今未結的案子，卻被禁演。《我雖死去》至今未解禁，還連累2007年的"雲之南記錄影像展"遭腰斬，殃及46位參展者的39部影片。那位給王晶垚先生寫匿名信的75歲老人不幸言中："時候還沒到。"
《我雖死去》無涉色情與暴力，沒有觸犯國家廣電總局、文化部和新聞出版總署關於影視音像製品審查制度裡的禁令。影片不能上演，原因僅僅是觸了文革雷區。
去年9月，一部叫《光榮與夢想》的記錄片問世，製成光碟，長達2小時10分49秒，每張售價10元。此碟與《我雖死去》在時代、人物和個別畫面上都有重合，但網路、門市暢銷無阻。
《光榮與夢想》記的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90華誕慶典"，實驗中學就是卞仲耘生前所在的師大女附中。關於這所學校，卞仲耘的前任，林默涵夫人孫岩校長說過:"有人給我們學校做過統計，說我們學校的學生中有黨中央主席的孩子，有共和國主席的孩子，有6個元帥的孩子，有12個副總理的孩子，再往後數就數不清了。老師們曾開玩笑說:如果我們召集家長會的話，可以開大半個政治局會議啦。"這話是炫耀，也是這所皇家女校的實情。孫校長幸運，早早調離，逃脫了卞校長那樣的厄運。
《光榮與夢想》證實了孫校長的話，這次慶典大紅榜上果然皇親國戚濟濟一堂，連毛澤東在世時就被逐出宮牆的兒媳婦都沒遺漏，更加搶眼的是那些官居正三品的校友。讓我驚駭的是，這個權貴方陣裡也有當年很風光的紅衛兵頭領，例如自己不動手卻讓身邊打手出拳頭掄皮帶的宋彬彬，例如和她一起貼出第一張大字報的馬德秀。30年前徹底否定文革，她們因為打砸搶的歷史，當在"三種人"之列，今天宋衣錦還鄉，馬加封副部級大學黨委書記，雙雙堂而皇之捲土重來。
校慶紀念冊裡卞仲耘和宋彬彬的照片
胡傑影片裡跟在卞校長被打死後面那個"8.18"天安門城樓上的鏡頭，也出現在《光榮與夢想》裡，不過是在開頭部分，人物位置也不同於胡片。嘉賓們進入人民大會堂，打開一本裝幀精美的書，宋彬彬給毛澤東獻紅衛兵袖章的照片就赫然跳出，對頁上是卞仲耘模糊的照片，彷彿"8.18"以後卞仲耘還健在，自豪地看著給毛澤東戴袖章的宋彬彬，看著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紅衛兵、軍訓的紅衛兵。給這個畫面配的解說詞是："在九十年的悠悠長河中，實驗中學培養了數以萬計的志士才俊，積澱了深厚的人文底蘊。"志士才俊，顯然指畫面上的宋彬彬。選這一張代表照片闡釋宋彬彬的內涵，我自然聯想到胡傑影片裡卞仲耘的死。
這張與卞仲耘之死分不開的宋志士與毛澤東的合影出現在《光榮與夢想》光碟裡，出現在《光榮與夢想》紀念畫冊裡，又特別在9月9日這個特殊的日子出現在女附中校園裡豎起的大型展板上。9月5日是校慶日，9月9日是毛澤東忌日，這張照片到底紀念什麼呢？肯定不是紀念41年前被紅衛兵打死在這個校園裡的卞校長。校方一而再、再而三在"光榮與夢想"的光環裡炫耀這張照片，究竟要給學生們樹立什麼樣的榮辱觀、灌輸什麼樣的夢想？
袁愛俊校長是這場華誕慶典的上下人物，幕前表演，幕後操縱，台上督陣，台下逢迎，從開場致辭到擠進教師大合唱營盤收場，可謂鞠躬盡瘁。她是光碟《光榮與夢想》的總策劃和總監製，版權頁上除了袁愛俊的名字，還有35個人名和5個參與製作的專業單位名稱，總導演是當過央視春晚總導演的王冼平，下設5位導演，中央電視臺和中國新聞社聯合攝製。這裡有勢利眼的諂媚，暴發戶的炫耀，得著機會狠狠撈一把的貪婪，但是，僅憑這些基本功，袁校長能量再大也難撐起這麼大的台面，何況上任不到一年，腳跟還沒站穩呢。
實驗中學校園裡介紹宋彬彬個人事跡的展板
慶典會場設在人民大會堂，央視新聞首播羅京主持，包括各級領導人和外國使節在內的近6000名人出席，規模遠遠超出了孫岩校長炫耀的半個政治局會議，場面堪比春晚，效果直追當年《東方紅》。全世界還有哪一家中學能在國會大廈開派對？一個育人的學校跑到議政的地界作秀，先亂了規矩。2500年前孔夫子就主張有教無類，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教育部的實驗學校卻只瞄著皇親國戚、達官顯貴，還要映片賣碟，推廣全國，為反文化、反人類的"老子英雄兒好漢"現身說法。"各級領導"多方支持，甚至請來外國使節觀看這種愚昧表演，丟國家的人，現民族的眼，天地之間，咄咄怪事！
王晶垚先生在給袁愛俊的公開信裡指出，將宋彬彬的活動和"8.18"事件作為光榮業績加以炫耀，是對中國全體文革受難者及其家屬的再一次最嚴重的傷害，對歷史的褻瀆，是公然誘發"文革"捲土重來的危險信號。出席慶典的"各級領導"不會不知道這個學校那段與宋彬彬分不開的歷史，不會不知道這個學校的紅衛兵最先打死了校長。41年後，他們在文革暴力的發源地舉辦的這場曠日持久的校慶秀裡紮紮實實扮演了復辟先鋒的角色。
胡傑影片裡請不到的人，都拿了請柬為《光榮與夢想》充數兒，《我雖死去》裡的主人翁卞校長遺屬卻沒有受到慶典邀請。兩部記錄片，兩種鮮明的立場，兩個不相稱的營壘。按照先後順序，是《光榮與夢想》挑戰《我雖死去》？CCTV叫板胡傑？
一位遠在芝加哥的中國學者，把兩位八、九十歲的老人和一個不十分專業的獨立製片人撮合起來，沒有一分錢外援，各自投入對歷史的責任感，共同做出60幾分鐘的黑白片。今年一月，香港"二零零八華語記錄片獎"的評委們把長片組最高獎授予《我雖死去》。面對滾滾復辟浪潮，幾位小人物挺身而出，為那個瘋狂年代的滔天罪行留下見證，是這部記錄片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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