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不說，最近新華社高級記者、《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楊繼繩先生，在香港出版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披露，1958-1962年期間，在氣候正常的年景，沒有戰爭、沒有瘟疫的情況下，中國餓死3，600萬人。
楊繼繩說，3，600萬這個數字，相當於1945年8月9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 倍，相當於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的150倍，遠遠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1千多萬人的死亡人數，其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二戰中4、5千萬死亡人數，是在歐洲、非洲、亞洲廣袤的土地上7、8年間發生的，而這3，600萬人是在3、4年間死亡的。）也超過了中國歷史記載最高的災荒死亡人數--從1920年到1936年，17年裡合計死亡1，836萬人。
這是1958年中共極權制度統治實行"大躍進"的後果。劉少奇當年曾對毛澤東說過："餓死這麼多人，歷史上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也正如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所說，"回顧世界上可怕的飢荒史，在任何一個獨立、民主、擁有相對的新聞自由的國家裡，從來沒有發生過重大的飢荒。"
到今年已經是"大躍進"50週年，中共不但沒有向民眾認錯，反而一直在極力掩蓋歷史事實。幸而有楊繼繩先生，才把這一史實公之於眾。如果依照"中共養活了中國人民"的邏輯，對此應該怎麼解釋呢？
實際上，不是"中共養活了中國人民"，而是"中國人民養活了中共"。人民是主人，中共只是僕人。人民是納稅人，中共依靠納稅人而存在。只能是主人養活僕人，怎麼會是僕人養活主人呢？還有一首歌叫《黨啊，親愛的媽媽》，實在荒唐之極：一個只有80 多歲的，怎麼能成為一個5000多歲的母親？
這個被中共顛倒的主僕關係應該倒轉回來。究竟是"誰養活誰？"，這是我們每一個主人、每一個納稅人應該明白的問題，也是牛玉昌先生一直所倡導的問題。
1943年出生的牛玉昌先生，本是黑龍江省勃利縣四甲村的一個普通農民。其妻子30多歲就去世後，他獨自把四個子女撫養成人。這一點，一直使他感到自豪。
牛玉昌先生覺得，他自己天生就不是一個安分的人。1989年爆發大學生民主運動時，曾經在最忙的5月份，不顧農活而親自跑到北京考察。回家後，茅塞頓開，決意在農村自我做起，開始了對農村社會如何改良的思考核和探索。
他為了維護自己所開墾12畝荒地的承包使用權。1999年，懷著對中央政府的信任，以為在北京能夠找到"青天"為其主持正義，離土離鄉來到北京上訪，告村幹部，告鄉幹部。實際上，基本上每一個上訪者開始時，都是這樣認為的，中央是好的，基層是壞的。上訪人員劉傑在接受採訪的時候說，黨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國家的法律規定是明確的，但是下面就是有一些腐敗官員對抗黨中央和國家法律。劉傑說："沒有腐敗就沒有我們上訪人，要想解決上訪的根源問題，我們就希望中央領導根治腐敗。"
上訪人員首先要經歷株連、監控、軟禁、綁架、毆打、追殺、關押、黑監獄、拘留、勞教、判刑、關精神病院等多種形式層層禁訪、截訪，才能見到國家信訪局官員。見到信訪的有關官員，面對中共這一套騙人的上訪體系，即使上訪者從"黑髮"上訪成"白髮" （新華社曾介紹過安徽省農婦王鳳枝20年上訪"黑髮"變"白髮"的痛心歷程），其問題也得不到解決。
正如維權網2008年2月8日發布劉德波《血淚上訪路--行使憲法申訴權訪民遭打壓、為奧運清理京城當局無視人權》的調查報告所揭示的那樣："由於普遍的行政侵權與司法侵權，公民被迫向更高一級尋求權利救濟時，往往走向‘因被侵權而上訪，因上訪而被更進一步剝權，甚至還被奪命'之路，這條‘侵權--上訪--剝權--奪命'之路，就是中國上訪群體的不歸之路。"
實際上，上訪人員不知道的是，中央政府也是壞的。如果說得絕對一點，中共這套制度沒有好人。這種"跪著維權"、"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上訪注定是沒有結果的。牛玉昌也認識這一點。後來他接受記者採訪時說"中國的信訪制度是一個騙局，幾乎沒有人能通過上訪解決問題的。上訪制度不僅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掩蓋矛盾，轉移矛盾，讓群眾疲於奔命，勞民傷財，貪官污吏們繼續躲在官官相護的信訪制度後面為非作歹。"
在遭遇北京上訪失敗後，牛玉昌沒有像其他上訪人員一樣繼續進行無效的上訪，而是短暫地回到黑龍江老家。加上他之前十年治理農村、解決三農問題的思考，決定放棄上訪。
2000年，牛先生再次離開黑龍江老家，來到北京推廣他的思想。對上訪人員遭遇的深為體會和理解，他決心摸索出一條為訪民依法維權的路經。2003年開始，他和幾家律師所和媒體合作，接手了一些訪民的案子，但後來這些案子也基本都陷於死胡同。
2004年底，他成立了"三春大地社會研究院"。"三春"寓意關注三農問題的春雷春風化作春雨，滋潤處於焦灼的農村大地。致力於"開發民智，興農息訪"，以理性的社會改良為原則的民間組織，其目的是針對頻頻出現的上訪和截訪問題，為處於對立衝突的地方政府和上訪民眾搭建對話平臺。
2005年5月第一期培訓正式開始，得到了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和中國農業大學多名師生的支持，其中不乏一些知名學者。但培訓開始後不久即被官方禁止。他因此兩次被拘禁，多次被傳訊，國安屢次問話。
牛先生個人沒有收入，完全依靠子女每年提供的幾千元生活費維生。以北京高額的房租，只能在遠郊租辦公地和居住地。這樣的生活也不能持續，還經常拖欠房租，生活面臨嚴重困難。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他還曾組織過關於村民自治的討論，還曾赴山東、山西、廣東等地調查當地的農民生活狀況，並且幾次到上訪村發放衣物、食品和藥品。子女和朋友紛紛勸他回鄉享受天倫之樂，但被他拒絕了，他依然固執的要實現自己的理想，要為三農做出自己的貢獻。直到2006年底才拖著病軀離京返鄉，2007年年初被確診為癌症晚期。但他還要堅持來京，後來在子女和朋友的勸說下才放棄。2008年5月11日去世。
我早在2001年就認識牛先生，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每次開會見到他，他會說"誰養活誰？"的問題。2004年4月25日，在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召開的"公民教育研討會"上，牛玉昌先生說：公民教育應從最基本的內容入手，首先教導怎樣做人，明確誰是國家的主人，誰是僕人，主人應該享有哪些權利，政府的權力應該受到哪些限制。我們主要是在農民和上訪人員中開展公民教育，屬於草根教育。
只有明白了"誰養活誰？"的問題，作為主人的我們，才不"跪著維權"，而是"站著維權"，也才不會踏上上訪這條"騙人之路"。
本文原刊於2008年11月總第21期的《公民》
原題目：悼念牛玉昌：誰養活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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