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中國舉辦了第八屆上海國際電影節，據華商晨報報導，在電影展映上，美國和歐洲影片大出風頭不說，就連韓國片的熱潮國產片都難以抵擋。
當記者拿著組委會發放的電影票來到上海影城觀看影片時，從影城工作人員處獲知，《盧安達飯店》、《警戒雙雄》、《我腦海中的橡皮擦》，一部部正在熱播的影片中，沒有一部是國產影片。
「歷年都是這樣的，看國產片的人肯定是最少的。」對於這種情況，影城經理富建華早已見怪不怪，他說因為早料到會有這種情況，所以在排片的時候，國產片就被安排在只有95個坐位的七廳播映，而國外的片子卻被「優待」在人數最多的一、二、三號廳放映，最多可以容納1118個人。儘管在票價上，國產片比進口片便宜二三十元錢，但仍舊很少有人看。
業內人士表示擔心，國產影片是否走入了「死胡同」？究竟問題出在哪裡？
**2005年春節晚會**
2005年春節晚會，開場是歌舞《盛世大聯歡》、結尾是歌曲《盛世鐘聲》。整個節目主題是歌頌盛世。網路上有人評論：晚會的節目基本上都是些空洞無物、扭捏造作、譁眾取寵、缺乏藝術含量的次品水貨，好像製作者完全沒有創造力、想像力和審美觀。
有人說，小品和相聲本是諷刺藝術，在藝術主體早已缺位的今天，它根本就沒有存在的價值，還好意思拿來當春節晚會的主菜！有人驚呼中國的小品走進了死胡同！
其實，中國的文藝早已走進了死胡同。
**要命的文藝審查制度**
中國的電影和每年春節晚會，演出前都要經過嚴格的審查，不久前，山東商報透露了一個小品走上春節晚會的過程。
作家崔凱說，春節晚會的小品必須通過六審。六次審查，一步步加快節奏，以保證主題的正確。2005年春節聯歡晚會排練期間，領導們經常夜裡兩三點開完會發布新指示，然後他繼續琢磨怎麼把作品再改一改。
今年的春節晚會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和宣傳部長親臨彩排現場，可見中共黨的高層領導多麼重視晚會的宣傳、導向作用。
有一年春節晚會演出了小品《吃麵條》就在開播前兩個小時，這個作品還沒有通這審查。
著名喜劇演員陳佩斯和朱時茂在幕布後面站著，不知道能否上臺演出，幹著急。正在巡視場地的晚會總導演黃一鶴走了過來，說，「你們上吧，出了責任我負責。但是必須按照我們審查這的那個，不能再加東西了，如果再加，我也有妻兒老小，承擔不起這個責任」。
後來，陳佩斯在回憶文章裡記錄了這件事。他說黃一鶴說這句話的時候含著眼淚，感覺好像挺悲壯。為了演出一臺「小品」總導演要承擔這麼大的風險，甚至還要考慮妻兒老小的安危。
演員戴志誠把相聲比作「壺」，他說：一把「壺」遭到「封嘴」、「掉把」、「去蓋」之後，那就不成東西了。一件文藝作品，經過官方的層層審查、限制、刪砍，如果發表出來，只能是個怪胎。
這種審查制度，是中共強加給作者、導演、演員的枷鎖，鐐銬。在這種審查制度之下，文藝不走進死胡同那才見鬼呢！
**中國文藝的衰落**
1919-1949三十年間中國文藝界群星燦爛，有很多傳世著名的大作品。
但是1949年後哪有像樣的作品？同是中國人，為什麼在五十年前能夠創造出傑出的作品，而後來的五十年竟然創造不出一個像樣的作品來呢？為什麼以前很有名氣的作家像巴金、老舍、郭沫若、茅盾，進入共產黨毛澤東統治時期，他們卻幾乎成了絕產的作家，甚至很多像老舍這樣世界級的著名作家竟被逼跳湖自殺，而且受迫害自殺的作家、藝術家是一大批，文革中被逼死的就有：
鄧拓（雜文家、人民日報總編輯）、吳晗（歷史劇《海瑞罷官》作者、北京副市長、歷史學家）、楊朔（著名散文作家）孔厥（新兒女英雄傳作者）、應雲衛（電影藝術家）上官雲珠(著名電影演員)、嚴鳳英（著名黃梅戲演員）、舒繡文（電影明星，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女主演》）、馬連良（京劇表演大師）、言慧珠(著名昆劇藝術家)小白玉霜（著名評劇演員）、周瘦鵑（鴛鴦蝴蝶派作家）以上僅為其中幾位，其餘不勝枚舉。（注1）在當時的毛澤東專制政策下，一些著名的藝術大師連生命權都無法保障，何談創作、何談創新。
中國大陸至今沒有一個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中共統治下，一個知名度很低的作家高行健在國內沒有發表出什麼像樣的作品，在國內絲毫看不到他的才華，默默無聞，後來去了法國，卻創造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靈山」，該書立即成了中國的禁書，絕對不准進口。高行健在國外的事跡和創作過程成了大陸嚴密封鎖的消息。很多事例說明，在一個極權國家，不可能產生偉大的作家，產生出偉大的作品。
中國演員很多，拍攝電影不少，但至今還是沒有一個獲得「奧斯卡金像獎」。
一黨專政實行文化專制主義的中國失去了產生偉大作家和偉大作品的土壤。
**五把刀子、四項原則扼殺文藝自由**
1954年胡風向中共中央寫了三十萬字的上書，反對「放在作家頭上的五把刀子」，這「五把刀子」，指的是：文藝為政治服務，文藝要和工農兵結合，共產主義世界觀，思想改造和民族形式。（注2）胡風的上書當然是反對文化專制主義，反對共產極權在文藝上的壟斷，是為文藝爭自由。結果1955年，胡風被打成「反革命」，判了十四年徒刑，後來又判無期徒刑，他那一夥人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觸及到2100人，逮捕了92人。（注3）
從1979年開始，中共提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就是：黨的領導，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道路和無產資級專政，1980年我對此提出過批評（注4）這「四項原則」後來寫進黨的決議，成了審查文藝作品的依據，一直到延續21世紀初，持續了二十多年，成了在這段時期的「四把刀子」，是制約當今文藝發展的要害。
**中共迫害文藝大事紀**
中國文藝走向死胡同，並非為從現在開始，不妨看一下作者的創作自由和發表自由是怎樣遭到打壓的。
1942年5月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要求作家與工農兵結合，作品要為政治服務。這個講話成了禁錮作家創作自由的「最高指示」，是中共執行文化專制的經典文件，指導中共文藝政策60餘年。
1942年6月，中共黨員作家王實味在延安，因為寫了《野百合花》揭露當時中共統治下的延安的陰暗面，對「衣分三色，食分九等」官僚主義表示不滿，遭到大會批判。1943年逮扑，後槍決。
1950年放映《清宮秘史》時，毛澤東說這是一部賣國主義的電影應該批判(注5)
1951年毛澤東以人民日報社論形式發表了「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注6）批判《武訓傳》「污蔑農民革命鬥爭，污蔑中國歷史」，在全國開始了對電影《武訓傳》大批判。
1955年毛澤東親自領導、指揮、操作在全國開展對《文藝報》主要負責人胡風的大批判。
1957年打了五十五萬「右派」，包括大量的文藝界的人士，如著名作家劉賓雁、吳祖光、丁玲等。
1964年根據毛澤東的批示，全國批判電影《早春二月》、《北國江南》。（注7）
1966年「文革」是以批吳晗的歷史劇《海瑞罷官》開始的，「文革」中對文藝界的打擊具有毀滅的性質。在「文革」十年中除了八個《樣板戲》，所有的中外電影全被封殺、停演。
1981年批判電白樺的電影劇本《苦戀》。
2003年一部很好的電視劇《走向共和》被強行刪改之後，中止了重播。在這之前胎死腹中的作品無法統計。
2004年有上百部電視劇在審查後，被槍斃，胎死腹中。
**作家的飯碗和作家的自由**
毛澤東和中共控製作家，一靠「刀子」，二靠「飯碗」，他為了控製作家，讓所有成名的作家都加入「作家協會」，作家要像工人一樣評上級別，按級別領取工資，於是作家成了國營「作家協會」的奴工；老實聽話，會按月發工資，稍有出格，或受批判或被開除，一個作家靠寫作為生，一旦開除在一個沒有出版自由的一黨專政國家，到哪裡去吃飯？
中國的出版社、媒體都是國營的，在哪裡都有個黨委在統治著，一旦被開除，你想靠文字，靠出版著作來混飯吃，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作家要想獨立創作，就必須要冒著丟掉飯碗的危險，誰不怕挨餓？於是作家只能按照黨的教導、按「四項原則」去創作，寫出的人物只能是些行屍走肉。
**出版、攝製、演出全是國營**
現在中國的出版社、影視公司、演出場合，全都是國營，都是由中共的宣傳部門直接管轄領導，省裡、市裡的大報社長、總編，基本上都有對應的省市黨委常委或宣傳部長兼任。
在中國的民間的創作，雖然沒有停止過，但是不能獲得公開發表的機會。
如諷刺官員腐敗的順口溜：「黨員開會反腐敗，問題出在前三排，根子就在主席臺，中間那個最厲害」形象地描述了官場的腐敗。如國營企業的工人編的順口溜：「辛苦三年半，賺了40萬，買個烏龜殼，裝個王八蛋」這些民間的創作，只能口口相傳，不能在媒體發表，更不能搬上舞臺。
過去六十多年中國出現了空前的大動盪，群體的分聚，思想的碰撞，人間的悲歡離合達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出現了很多重大的文學體裁，如愛情、親情、公和私、正義和邪惡、人性和獸性等等。這本是作家應該大書特書的重要主題，這是應該產生大作家大作品時代。但是中共實行文化專制主義，文藝工作者只能在中共的監視管制下創作，誰也不能越雷池半步。文藝作品必須在中共設置的囚籠中生長，在這裡成長出來的產品，只能是些蒼白無力的畸形怪物。
**文藝作品進口有配額**
由於國內文藝產品的極端貧乏，人們自然想看國外的產品，呼吸一點新鮮、自由的空氣。我問過一個大學生，最願意看哪國的電視劇？他回答：第一是韓國，第二日本，第三臺灣，第四香港，至於「祖國大陸」的電視劇他競排在最後一位，幾乎不看。
為了鉗制民眾的思想，為了防止境外的自由思想傳入國內，中共也嚴格地審查限制境外文藝作品的進口，像電影一類的國外文藝作品，都必須經過審查，都有配額，並非根據市場需求進口，這是為了免得有礙於中共偉大光榮正確的作品，被國人看到。
海外優秀文藝作品能通過中共檢查，公開演出的是寥若晨星。
**五把刀子底下的文藝**
從三十年代延安時期開始，在中共治下的中國的文藝都是在「五把刀子」底下討生活，作家在進行文藝創作時都膽顫心驚生怕出格。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通過官方的「優秀」作品如《白毛女》、《半夜雞叫》等作品都是在煽動階級仇恨，醜化「敵人」。正是由於這些作品的煽情，在土改中打死了數以萬計的地主，在文革中逼死了無數的知識份子。
《半夜雞叫》被編入了中小學課本，大意是地主周扒皮半夜裡到雞窩逗引雞叫，讓長工半夜下地幹活，但是據說，有人考證，公雞在半夜裡是不會鳴叫的，為了騙人，不惜造假，這就是當年的文藝。
「文革」中的文藝要求體現「三忠於」（忠於毛主席、忠於毛的思想和毛的路線），於是出現了八個「樣板戲」，同時出現了很多肉麻歌頌毛澤東的歌曲，像《大海航行靠舵手》歌詞是：「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毛澤東的思想是不落的太陽」唱遍了全中國。在「文革」中活著的作家，幾乎都受到了批判，最後只剩下了一個作家浩然，書店裡也只有他的兩部小說《艷陽天》和《金光大道》可以銷售。這兩部書都是歌頌毛澤東的合作化和公社化運動。
毛澤東死了，四人幫垮了，但是歌毛澤東之功，頌共產黨之德，仍是文藝的主體。
這就是當前中國文藝的現狀。
**中共把文藝變成了宣傳**
多少年來，文藝成了中共的宣傳工具，宣傳中共和毛澤東的偉大光榮正確，宣傳他們統治下的繁榮和昌盛。文藝成了中共掩蓋醜惡的遮羞布，文藝成了他們打擊敵人醜化敵人的利器，胡風，劉少奇是他們的敵人，現在國內外所有的持不同政見者都是他們的「敵人」。
「文革」中很多單位都成立了「文藝」演出隊，他們的名字就叫做「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他們反覆演唱的歌曲是：「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母親只生我的身，黨的光輝照我心！」。「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雨露滋潤禾苗壯，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魚兒離不開水，瓜兒離不開秧，革命群眾離不開共產黨，毛澤東思想是不落的太陽！」。這些歌詞當年唱遍大江南北，過了幾十年，現在的中老年人還能隨口唱出來。
**文藝的功能**
文藝是通過藝術的形式，表達民情民意；健康、自由的文藝，是推進人類前進的動力，這種文藝還會通過潛移默化朔造國民心靈。
文藝的重要性在於，立足於現實、頌揚光明、善良、針砭時弊、揭露黑暗、鞭撻邪惡。
諷刺是文藝的重要功能，但是在中共的領導下的文藝，基本上消滅了諷刺，而且正在把具有諷刺特點的相聲和小品逼近死胡同。
「為什麼諷刺就這麼難？」作為趙本山創作班底的重要成員，作家崔凱感到困惑，在他看來，「諷刺」是小品的一個特別重要的功能，但現在不能用諷刺，這當然妨礙小品發展形成獨立的藝術樣式。
崔凱創作了很多部新春晚會的小品，但現在他感慨，「哀莫大於死心」他說，「早前創作的小品有很多社會抱負，有激情，現在不想搞了。
文藝本應該是貼近現實的，但是受到專制主義五把刀子的威脅，只能離現實越來越遠。反映近代史的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主要寫民國初年，受到大量的強制刪除在初演後，又在重重壓力下被停止重播，打入冷宮。歷史題材的電視連續劇都離近代越來越遠，從清末民初退到300年前的清朝初年，以後再退到漢武大帝。因為千年前的歷史離「五把刀子」、「四項原則」到底遠了一些。
**文藝上的數典忘祖**
我們姑且不講在中國的祖輩對文藝有過多麼精湛的論述，也不講世界發達國家在歷史上關於文藝有過多少深刻的理論，我們可以講一講共產黨的老祖宗馬克思是怎樣論述精神產品的。
馬克思寫到：「你們讚美大自然悅人心目的千變萬化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你們並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羅蘭散發出同樣的芳香，但你們為什麼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祇能有一種存在形式呢？」（注8）中共的文藝政策已經背離了它自己的老祖宗，他們只准文藝有一種顏色，一種聲音，說他們數典忘祖並不為過。
將近70年來，在中共的統治下沒有人敢公開對當局的文藝政策，宣傳部門的檢查制度提出挑戰。近年來，北京大學的焦國標教授，寫了《討伐中宣部》的雄文，上海的沙葉新教授寫了《宣傳文化》向中共的宣傳和宣傳部門（主管文藝）提出了挑戰。
文藝為中共建立統治和鞏固統治，立下了汗馬功勞。如在土改，「文革」中，再如現在的「穩定壓倒一切」都要靠文藝。中共絕不會輕易放棄文化專制。文藝自由需要全體國民，特別是文藝工作者花大力氣去爭取。為了爭取文藝創作、出版、演出的自由，有識之士，理應發出自己的聲音，用自己的聲音和行動闖出一條文藝自由，文藝復興的路來。（2005年7月1日於山東大學）
（新世紀）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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