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國政府收緊了對意識形態和宣傳領域的控制，政法系統亦加強了對異議人士的監控。這是否意味著「胡溫」新政嘗試挽救中共命運的失敗？
「戈氏」在成為戈巴契夫之前，人們並不知道戈巴契夫先生是誰？事實上，戈爾巴喬夫先生試圖通過改革解決蘇聯社會問題、嘗試挽救蘇共逐漸趨於衰落的努力和蘇聯最終走向解體、蘇共最終走向衰亡並沒有必然的因果聯繫，也不是一對矛和盾的關係。所謂積怨太深、民怨沸騰、利益集團已走向其最初執政理念的反面。執政者道義合法性資源喪失殆盡等。恰恰是由於戈爾巴喬夫以及蘇共不能進行有效的改革及其改革的反覆、曲折、倒退、流血、流產和夭折才最終導致了蘇共的衰亡與蘇聯的解體。
非不為也、乃不能也。戈氏不僅不是蘇共的叛逆，戈氏挽狂瀾於即倒的頂天立地所為實乃蘇共的孝子賢孫。改革者於改革事業，其悲劇性的結局往往是由於形勢的演變和發展常常背離改革者的初衷。最後，形勢使然往往迫使改革以失敗而告終。歷史上的改革十之八九如此。
一個社會和時代改革成敗的決定性因素來自改革者內部。改革的顛覆性力量往往是佔據多數與優勢的守舊勢力。一個多少想做一些有益於改革與進步事業的人總是首先要消除來自內部的守舊勢力對自己的敵視和仇恨。
鄧小平先生最忌諱人們說他是中國的納吉和中國的赫魯雪夫。朱鎔基先生則最忌諱人們稱他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
胡錦濤先生是充分吸取了胡耀邦、趙紫陽個人悲劇空留遺恨的教訓還是乖孩子和好學生又一個平庸時代的來臨？
朱鎔基先生不懂政治。從「6.4」之後「勸君王『殺』字休出口」到當看到舞台上商鞅被車裂而死時潛然淚下，從就任國務院總理時「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都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到「準備100口棺材，99口給貪官，最後一口留給自己」，從臺灣大選前對民進黨陳水扁的強硬與恫嚇到反倒幫了民進黨陳水扁的當選，從赴美訪向前「給美方消消氣的『消氣之旅』」到美方誤炸中國住南聯盟大使館後的下不了臺，從幾乎被迫離去國務院總理職務到深究廈門遠華腐敗大案，從三年基本解決國企問題到「我不懂政治」的感嘆等等等等。這些都無不反映出朱鎔基先生的至真至情。
如今，胡錦濤先生左右逢源、「張馳有度」、「寬嚴相濟」、無懈可擊的背後是中共必須要牢牢把握住社會形勢和中國時局發展演變的主導權。從重提「兩個務必」到「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從 「樹立憲法權威」到「人權與私產入憲」，從「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到「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從「以人為本、以民為本」到「科學發展觀」，從「反腐敗」到「愛滋病問題」，從「善待民營企業家」到「警惕境內外敵對勢力」，從「薩斯」病問題再到「戈氏是罪魁」，從「和平崛起」論再到「反分裂國家法」等等等等。那種以犧牲社會良心為代價換取社會穩定和專制利益的作法十分不道德並有百害而無一利。當和平、理性的聲音不容於執政者的時候，革命、暴力甚至恐怖和槍炮的聲音就會隨之響徹天地。
改革是對舊有體制的修正甚至革命，真正意義上的改革者總是被作為舊有體制的異已分子受到種種猜疑和排斥，舊有體制本身亦難容納、接受改革者。因此，改革的成功非大智大勇者不能為。
2004年12月25日
(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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