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本是鲁国的史书，全书文字简略，叙事注重结果，一般不铺叙过程，写法很象今天的标题新闻。
使这本书卓立千古，具有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首先是因为它具有高超的表现技巧，即“春秋笔法”。历史上，左丘明发微探幽，最先对这种笔法作了精当的概括： “《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译文：《春秋》的记述，用词细密而意思显明，记载史实而含蓄深远，婉转而顺理成章，穷尽而无所歪曲，警诫邪恶而褒奖善良。如果不是圣人谁能够编写？见《左传•成十四》。）
遗憾的是，限于体例，左丘明没有充分的展开，我们只能看到他思考问题的结果，而看不到他思考问题的过程，因而“春秋笔法”这个时期还显得有些朦胧。到了西汉，一代大儒董仲舒在他的代表作《春秋繁露》中，第一个结合《春秋》实例解说了这种笔法。这是一大进步。通过这样演绎，这种表现技巧具有了直观性和可操作性，加上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政治措施的推行，这种表现技巧具有了在更大范围内传播的条件。只是董仲舒囿于汉初学术研究的陋习，行文多附会阴阳五行之说，因而后代不少学者把《春秋繁露》界定为哲学著作，因而也使得“春秋笔法”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最终完成“春秋笔法”普及工作的是晋代的杜预。他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十三世祖，武功卓著，学识渊博，很受杜甫的景仰。他彪炳后世的著作是《春秋左传集解》，此书的学术价值极高，直到今天也属于有关学者的主要参考文献。他在序言中，根据《左传》的论述，结合《春秋》的实例，逐条加以解说，把这种表现技巧从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让他成为民众表达思想，沟通感情的利器，从此我们汉语的表现手法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据说，有些外国学者感叹，区别了送气音和不送气音，汉语的读音并不难；但不懂“春秋笔法”，理解汉语就难于上青天了。的确，我们汉语那些弦外之音，那种王顾左右而言他，那种沉郁委婉，真苦了那些母语不是汉语的外国人。
杜预是这样解说“春秋笔法”的。
“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是也。”（为了减少阅读障碍，我把杜预列举的《春秋》实例，全部调换成文字通俗的事例。下同。）
第一种不直说含意，但在具体语言环境中，意思自明。在中学教材《廉蔺列传》的“完璧归赵”一节中，全部是以“相如”相呼，但独只一句“引赵使者蔺相如”出现了姓氏。别小瞧了这一“蔺”字，这就是“春秋笔法”。在中国，如何称呼人，加不加姓氏，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太史公在叙事时不忘刻画人物，这一“蔺”字写尽了秦王前倨后恭，急切想获得玉璧的心态，胜过了千言万语。
“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志，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日及之类是也。”
文字并不复杂，但表达的意思却很隐晦，人们通过用词的不同，努力去获取更多的附加信息。例如“张三视察了某地”，我们从中可以推知，张三是位有一定级别的领导，某地是他的辖区，从某地的性质可以推知他主管的范围，他来到某地是工作的需要，也许预示某种敏感的事件将要发生等等。又如“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坦率的交谈”。“坦率”意味着双方存在明显的分歧，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并且可以推知，双方有妥协的可能性，但离预定的目标有很长的距离，不排斥事态会进一步恶化等等。
又如中学教材《内蒙访古》中，谈到赵长城时，作者写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秦始皇面前就站着一个孟姜女，控诉这条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在这里，作者用了一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扩大了句子的容量，增加了许多附加信息，鲜明表明自己的观点。作为历史学家，坦言自己不知孟姜女何许人也，可见此人纯属子虚乌有。从逻辑上讲，她的控状自然不能成立。作为攻击秦始皇的主要“炮弹”都不能成立，那么对秦始皇就有个重新评价、重新认识的问题。这样后面讴歌赵武灵王就来得自然流畅了。许多年轻教师讲到这儿只觉得好，但就是无法从理论上进行解说。现在引入“春秋笔法”这个概念后，这个问题好象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避，璧借许田之类是也。”
这是指避讳。从《春秋》始，避讳在中国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学问，个中玄妙，绝非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明白。举个有趣的小例子。“原来”在唐宋前一直写成“元来”，明朝建国后，巩固政权是头等大事，统治者最担心的就是“元来（元兵卷土重来）”，普通民众对元朝歧视汉人的政策深恶痛绝，自然也不愿意“元来”。这样上下一心，“元来”自然地成为“原来”。恭维别人，其实也是避讳的一种曲折表现，避开你最不愿听的话，说些你最爱听的话，自然关系就显得融洽了。
以上三点，是“春秋笔法”的部分内容。这些当初的高超表现技巧，今天已为人们所熟知。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中国人都是运用“春秋笔法”的大师，区别只是在于自觉与不自觉，好与不好的程度上。这同时也可说明，一种高超的表现技巧，一旦为大多数人所掌握，它就只能算是一种基本技能了。
“四曰尽而不汙，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
这是指照事实录，不加掩饰。作者给读者提供足够多的客观事实，引导读者作出作者预期的结论。由于作者没有鲜明地表明观点，又由于事实是客观的，再加上结论是读者自己作出的，因而攻击力极强，使受攻击者处境极为尴尬，想辩解都不知从何下手。
“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仁，欲盖而彰，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
好人就应该让他名垂青史，恶人就一定要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从《春秋》始，中国文人就有一种极强的责任感和是非观，即使因此受尽磨难，虽九死而犹未悔，留下了好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在中学教材《五人墓碑记》中，张溥就非常娴熟地运用了这种笔法。魏忠贤生前修造生祠，显然希望名垂千古，于是作者偏偏不称他的名字，而只以“魏阉”“大阉”呼之；而被杀的五人，虽然“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由于他们能够“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作者认为他们应该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迹，所以不厌其烦地记录了五人的名字：“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这样作者就非常轻松地达到了惩恶而劝善的目的。
又如中学教材《指南录•后序》。文天祥写这些诗文的目的，他说的清楚明白：“使来者读之，悲予志焉”，说白一点，就是准备流芳百世。在这篇序言中他介绍了自己不得为而为之的惨烈遭遇，同时也把卖国贼拉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梳理全文，你发现只出现了两个人名：吕师孟、贾元庆。文天祥认为正是由于这两个人，“国事遂不可收拾”，他们是乱臣贼子，千秋万代后也不能让他们逃脱惩罚。所以他在自己的诗文里记下了他们的名字，让他们背上千古骂名。文天祥的目的终于达到了，今天在我们缅怀那些志士仁人的时候，我们脑海中不时也会浮现出一些代表着罪恶的名字。这就是“春秋笔法”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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