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根据自己的感觉下达害人指标，以后成为党内外惯例。
从1951年11月下旬开始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1952年1月进入高潮，经过短促突击和猛烈斗争，至同年8月结束。
这场运动自始至终都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和直接指挥的，每一步怎么进行，某一地区、某一单位必须打出多少只“老虎”（三反运动中，把贪污犯称为“老虎”。贪污一千万元以上一亿元以下的为“小老虎”，贪污一亿元以上者为“大老虎”。当时通行的是旧币，从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都由毛泽东亲自下达指标，随时跟踪进行督战，完不成任务则要严厉批评并给予处分，由此开创了用指标衡量政绩的先例，为其后的各项政治运动树立了榜样。后来在“大跃进”中“放卫星”就是沿用了这种做法。
1951年12月3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党发布了一道命令，即《关于中央、大区、省市三级一切工作部门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的指示》。这一命令具有非凡的意义，这就把对三反运动的领导权统一集中于中央主席之手，由毛泽东直接充任了三反运动的一线总指挥。当时中央一级、大行政区一级和省、直辖市一级，三级党政军机关共有部、委、厅、局数千个，都要直接向中央主席作报告，重大决策和各项政策的制定全部集权于一人，这就实现了高度统一的“一元化”。
由于各部门向中央主席呈送报告的抬头，一般都使用“主席、中央”的称谓，此后把主席放在中央之上便成为惯例。三反运动初起，毛泽东对敌情的估计极其严重，对运动的部署十分急迫，要求每个单位，都要有“群众斗争的猛烈爆发”，以高压态势打开局面。1952年1月6日，毛泽东在薄一波代中央起草的一份对华东局请示的复电中，加写了一句话：各地如有需要杀几个贪污犯才有利于发动群众，亦可杀几个。
1月14日，毛泽东在对集宁军分区三反斗争情况报告的批语中，又说：像一个军分区一定有大批的贪污犯，望各地严格注意。同一天，毛泽东对遵义军分区关于三反运动的综合报告的批语中，又说：一个分区，一个军，一个小市，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这是决然无疑的。凡说那里只有浪费而无贪污，或贪污甚少者，必不可靠，千万不要相信。
从1月下旬开始，毛泽东逐一比较各地报送的打虎计划，对数字高的予以鼓励并要求不断追加；对数字少的则严厉批评，要求向先进者看齐。如此不断催促，使各地报送的打虎数字迅速攀升，有的在第二天就成倍追加或者在几天内翻几番。
1月22日，在一份发给全军的电报中，毛泽东提出：有许多单位劲头不足，空话太多，不能令人满意，请你们给以批评，严令他们限期检讨，尤其注意打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各大军区和你们清出的老虎都太少。像华东中南西南三大军区系统估计至少有大老虎二百个以上，华东中南可能更多，千万不要让他们溜走了。望各大军区提出一个大老虎的估计数字告我为盼。
1月23日，毛泽东向全党全军发出指令，要求在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引向搜寻大老虎。电报指出：凡属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学哪一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而且必定有大贪污犯（大老虎）。……因此，请你们注意，在每一部门、每一地区三反斗争激烈展开之后，就要将同志们的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不要停留，不要松劲，不要满足于已得成绩。在这方面，要根据情况，定出估计数字，交给各部门为完成任务而奋斗。在斗争中还要根据情况的发展，追加新任务。
1月24日，在对西南军区三反运动第五周简报的批语中，又说：每个大军区系统（包括各级军区和各军）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地方上每个大省也可能有几百只，每个大城市可能有一百只至几百只，上海可能有上千只。中央一级昨天还以为只有八十多只，今天会报就有一百五十只，可能达到二百只。
1月30日，在对华北局关于山西省打虎数目的指示的批语中说：华北局提出像山西这样的省应有大小老虎一千个至一千三百个，其中应有大老虎一百个至一百三十个以上。我以为这个数目只是一个最低的估计，实际上可能大大超过此数。三反运动中的那些打虎指标，并无客观的依据，全是主观臆断“大胆怀疑”和“推测”出来的，并要求使用各种强逼方法，“穷追务获”。
1952年1月25日，毛泽东在转发志愿军十九兵团党委三反报告的批语中说：照我推测，在一百多万志愿军中很可能捉到几百个大小老虎，你们应为此目标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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