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珍惜自己的书籍或书稿,就好比农民珍惜粮食,事在情理之中。因此文人有两怕,一怕书遭损失,怕遇上火灾、水患之类的麻烦事;二怕丢失。丢失的情况又有多种:搬家散落;被他人误作废书废纸扔掉;遭遇强盗或小偷……翻阅史书,这最后一种情形的“受害者”还真不少。
明末清初的史学家谈迁,就遇上了这种麻烦事。谈迁为人讲气节,明、清之际,他不愿出仕,而做了一位隐士。但谈迁隐而不闲,在家里他一方面靠文字打工——帮别人抄抄写写,或代写程式性的“应用文”,以此谋生;另一方面他饱览群书,编写史著。经过二十多年矢志不移的坚持,终于写就一部《国榷》。这部明朝断代史书,资料翔实,典故丰富,以至于令当时某些文人有过“非分之想”,试图占为己有,“闻迁有是书,思欲窃之为己有”(《清史稿·遗逸二》)。不过,小偷却抢了先。某日,小偷光顾,可谈迁家的一无所有让窃贼大失所望,于是一气之下将谈迁的书稿一网打尽,“夜有盗入其室,尽发藏橐以去”。几十年的惨淡经营,竟遭如此劫难,谈迁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然而,年过半百的谈迁并没消沉,事后他说道:“吾手尚在,宁遂已乎?”自己还能动手,当然不会放弃。经过几年努力,终于再次完成《国榷》的写作。
谈迁遇上了小偷,而另一位年代稍晚一点的文史大家章学诚,则碰上了明火执仗的劫匪。章学诚与谈迁不一样,早年有强烈的入仕愿望,但一生不得志,四处颠沛流离,以讲学、著述地方志来养家糊口,同时利用空余时间写作《校雠通义》等书。公元1781年,章学诚游历返归时,在河南境内遭遇劫匪,以往的书稿被抢一空。之后,章学诚只得凭借记忆以及好友留存的部分别本来补缀原著。痛定思痛,这次劫难也给了章学诚深刻教训,自此之后,他每写一篇文章都要留存副稿,以防万一,“每有撰著,必留副草”。(据《胡适文集7·章实斋先生年谱》)
盗贼、劫匪无所不偷无所不抢,着实让人痛恶;而谈迁、章学诚等人的行为,却令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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