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窑场”这三个字，听起来跟“黑窑厂”是一样的，内涵却有根本的不同。黑窑厂是北京宣武区陶然亭公园北大门面对的一条街的名字，因为此地有清朝的一个官窑的缘故而得名。虽说是街，其实是胡同的待遇，不通公共汽车。这条街，是我小时候跟伙伴去陶然亭游泳常常走的路。去陶然亭可以走大街。走这条胡同是为了抄近。其实说抄近也不近，因为从这条路走，进的是陶然亭的北大门，而去陶然亭游泳池，一定要走到东大门。但是从感觉上说，毕竟进北门先于到达东门，所以就有了抄近路的感觉。如果是去公园的湖里游泳，到的确是近一些。
那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随着到外地上学，工作等，小时候的记忆渐行渐远，黑窑厂这个名字也被埋没在不同时期的经历层底下了。
直到这几天在网上看到了“黑窑场”这三个字。
到网上读了一些关于山西黑窑场使用奴隶工的报道，看了电视报道，确实感到怵目惊心。同样年龄，我那个时候是放了学去游泳，而这里的孩子，却在从事着每天十多个小时的繁重体力劳动，而且没有工钱，还要忍受先来的窑工和打手的打骂，甚至伤了身体也还在那里忍着。他们住的地方，条件还不如狗窝。我不知道他们的伙食情况是怎样的，电视里有只言片语提及，就是面条和馍。可见，营养是不要谈了。
看看那些人的照片，让我想起来看到过的纳粹集中营里的犯人照片。
我小时候的生活，固然是因为我住在北京，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河南农村的孩子是否有过类似今天黑窑场的经历。反正是没有听说过。因此说从北京的黑窑厂，到山西的黑窑场，应该说主要不是一个城乡差别，而是一个时代差别。
看了那些新闻报道，我的感觉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悲哀。在电视里看到的那些青少年窑工，应该说是受害者了，可是大部分显得麻木无助。前去寻找自己丢失的孩子的家长们，看到别的孩子，问他们想不想回家。回答是想，但是没看见谁说：“你们今天就带我走吧。”诚然，家长不好随便带走不是自己孩子的人，但是那些人自己应该是有自主离开的权利的。窑主付给人贩子的钱，名义上是劳工介绍费，不是劳力购买费，尽管窑主主观上是认为是后者。工人来了，应该另外跟窑主订合同，不满意的话可以走人。
当然，这是我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如果我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流浪在外，听了别人的话说某地有活干，可以赚大钱，跟着去了，到了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进了砖窑，门口有狼狗和打手，我要想走，当然是心有恐惧的，更不要说窑主告诉我，你是我买来的。我那个年纪，懂什么劳动法？所以我能理解为什么那些孩子就被迫在那里干下去了。
电视里有个“黄毛”，被解救的时候，其他工人说他已经在那里干了四五年的活，但是带走的时候找包工头算工钱，包工头却说他只做了三四个月，并据此只支付了一千多块钱。此事好象就不了了之，似乎是觉得能够或者被解救已经不错了，其他的权益问题可以免谈。这也是一种悲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有报道说，中央政府将派出调查人员调查所有这些窑场的用工情况。我想这事如果是在美国，恐怕联邦调查局的人早就出面了。
山西开了那么多窑场，却没有有关部门进行定期的劳动条件的检查，以至于造成这样的局面。依我的意见，目前已经曝光的窑场统统都应该暂停作业，接受财务，安全，劳动条件，工人生活状况的全面调查，凡不符合劳动法的，一律关闭。同时应该查找没有曝光的窑场。目前还没有听到有这样的新闻。
这恐怕是和这些砖窑跟地方官场利益相互纠缠有关，不然何以涉案地的基层警方对解救黑工不是推诿便是设障碍？
现时代跟我上小学，中学的时候不同的是，那个时候工人阶级至少名义上是领导阶级，那时候什么人在哪里办厂，还逃不过工商部门的监督。现在工人阶级就是用钱买来的劳力，工人的权益已经成了一个能不提就不提的词语了。这是我感觉到的最大的悲哀。
我希望看到的是这样一个电影：一名退伍空军发现自己的儿子失踪了。经过查找，发现被人贩子卖给了黑窑场。在调查中，他发现这样的黑窑场不止一家。他向警方报警，警方不予理睬。一气之下，到某空军基地偷得战斗机一架，对那些黑窑场发动了猛烈攻击。此事“惊动”了胡温，山西黑窑场才得以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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