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窯場」這三個字，聽起來跟「黑窯廠」是一樣的，內涵卻有根本的不同。黑窯廠是北京宣武區陶然亭公園北大門面對的一條街的名字，因為此地有清朝的一個官窯的緣故而得名。雖說是街，其實是胡同的待遇，不通公共汽車。這條街，是我小時候跟夥伴去陶然亭游泳常常走的路。去陶然亭可以走大街。走這條胡同是為了抄近。其實說抄近也不近，因為從這條路走，進的是陶然亭的北大門，而去陶然亭游泳池，一定要走到東大門。但是從感覺上說，畢竟進北門先於到達東門，所以就有了抄近路的感覺。如果是去公園的湖裡游泳，到的確是近一些。
那是幾十年前的事情了。隨著到外地上學，工作等，小時候的記憶漸行漸遠，黑窯廠這個名字也被埋沒在不同時期的經歷層底下了。
直到這幾天在網上看到了「黑窯場」這三個字。
到網上讀了一些關於山西黑窯場使用奴隸工的報導，看了電視報導，確實感到怵目驚心。同樣年齡，我那個時候是放了學去游泳，而這裡的孩子，卻在從事著每天十多個小時的繁重體力勞動，而且沒有工錢，還要忍受先來的窯工和打手的打罵，甚至傷了身體也還在那裡忍著。他們住的地方，條件還不如狗窩。我不知道他們的伙食情況是怎樣的，電視裡有隻言片語提及，就是麵條和饃。可見，營養是不要談了。
看看那些人的照片，讓我想起來看到過的納粹集中營裡的犯人照片。
我小時候的生活，固然是因為我住在北京，但是我不知道那個時候河南農村的孩子是否有過類似今天黑窯場的經歷。反正是沒有聽說過。因此說從北京的黑窯廠，到山西的黑窯場，應該說主要不是一個城鄉差別，而是一個時代差別。
看了那些新聞報導，我的感覺與其說是憤怒不如說是悲哀。在電視裡看到的那些青少年窯工，應該說是受害者了，可是大部分顯得麻木無助。前去尋找自己丟失的孩子的家長們，看到別的孩子，問他們想不想回家。回答是想，但是沒看見誰說：「你們今天就帶我走吧。」誠然，家長不好隨便帶走不是自己孩子的人，但是那些人自己應該是有自主離開的權利的。窯主付給人販子的錢，名義上是勞工介紹費，不是勞力購買費，儘管窯主主觀上是認為是後者。工人來了，應該另外跟窯主訂合同，不滿意的話可以走人。
當然，這是我站著說話不嫌腰疼。如果我是一個未成年的孩子，流浪在外，聽了別人的話說某地有活干，可以賺大錢，跟著去了，到了一個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地方，進了磚窯，門口有狼狗和打手，我要想走，當然是心有恐懼的，更不要說窯主告訴我，你是我買來的。我那個年紀，懂什麼勞動法？所以我能理解為什麼那些孩子就被迫在那裡幹下去了。
電視裡有個「黃毛」，被解救的時候，其他工人說他已經在那裡幹了四五年的活，但是帶走的時候找包工頭算工錢，包工頭卻說他只做了三四個月，並據此只支付了一千多塊錢。此事好像就不了了之，似乎是覺得能夠或者被解救已經不錯了，其他的權益問題可以免談。這也是一種悲哀。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有報導說，中央政府將派出調查人員調查所有這些窯場的用工情況。我想這事如果是在美國，恐怕聯邦調查局的人早就出面了。
山西開了那麼多窯場，卻沒有有關部門進行定期的勞動條件的檢查，以至於造成這樣的局面。依我的意見，目前已經曝光的窯場統統都應該暫停作業，接受財務，安全，勞動條件，工人生活狀況的全面調查，凡不符合勞動法的，一律關閉。同時應該查找沒有曝光的窯場。目前還沒有聽到有這樣的新聞。
這恐怕是和這些磚窯跟地方官場利益相互糾纏有關，不然何以涉案地的基層警方對解救黑工不是推諉便是設障礙？
現時代跟我上小學，中學的時候不同的是，那個時候工人階級至少名義上是領導階級，那時候什麼人在哪裡辦廠，還逃不過工商部門的監督。現在工人階級就是用錢買來的勞力，工人的權益已經成了一個能不提就不提的詞語了。這是我感覺到的最大的悲哀。
我希望看到的是這樣一個電影：一名退伍空軍發現自己的兒子失蹤了。經過查找，發現被人販子賣給了黑窯場。在調查中，他發現這樣的黑窯場不止一家。他向警方報警，警方不予理睬。一氣之下，到某空軍基地偷得戰鬥機一架，對那些黑窯場發動了猛烈攻擊。此事「驚動」了胡溫，山西黑窯場才得以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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