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中国的成功也有问题。中国的增长已经促使全球商品（例如石油）价格上涨，导致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与对更高利率的要求不断增长。不断增长的中国出口已经降低了全球工业品价格，对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产品市场与劳动力市场形成了严重破坏。并且中国的汇率政策与全球经济不平衡的谨慎调整导致了基础汇率的全球失准。
部分问题在于中国被亏损国有企业的鲁莽投资所推动的过度增长。这种过度增长是更大的金融虚弱的一部分。这种过度增长被中国的汇率政策与财政政策所加剧，两者被避免失业以及伴随而来的社会问题的可理解的渴望所驱动。其结果就是加剧的通货膨胀、不断增长的金融危机风险、中国经济不断增长的歪曲误报。最近几年的强劲增长看来处于风险之中。而且，中国降低经济增长的努力不是不足就是太生硬。对在中国运营的企业来说，虽然长期的成功是很可能的，但中期道路却可能崎岖不平。
在本报告中，德勤考察了在中国从事商业活动的七个关键风险，并就如何引导商业活动通过这些危险水域给出了建议。中国的强大生产力、不断增加的私有化、降低的贸易壁垒、卓越的劳动力培养等长期前景是相当乐观的。事实上，中国的承诺是真的。对中国领导人来说，窍门就是转变为一个拥有更强大金融部门而没有不恰当混乱的更加市场化的经济。本报告中讨论的绝大部分风险都与完成这种转变的挑战相关
中国对世界其它部分的影响
中国最近的非凡经济表现对其它地区的经济事件有着重大的影响。中国对商品的强大需求已经提高了这些商品的全球价格，因此创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并且从全球收入的石油净输入国转变为石油净输出国。例如，在美国，2004年第二季度的石油价格上涨引起了个人消费增长的回落。恰恰相反，石油输出国俄罗斯与高油价相关的经济增长已经不断加速。
另外，中国进口的快速增长对其它几个邻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例如，日本经济的强劲复苏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出口所驱动的。
因此，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了一个驱动者。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国经济的表现以及中国政府的决策将对全球经济有着巨大的影响。以下可能性需要考虑：
u 中国经济增长的减缓将对亚洲其它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严重损害，特别是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已经创造了超过十年的强劲经济复苏。减缓也可能对全球商品价格上涨起到逆反作用，特别是石油。这将使石油进口国，如美国、日本、大部分西欧国家受益，而将对日本、委内瑞拉、墨西哥、尼日利亚以及其它石油出口者有害。
u 如果中国经济增长没有减缓，它对全球商品的强劲需求将继续使这些商品的价格上涨，特别是石油。强劲的经济增长将使中国成为亚洲增长的更强大引擎，使亚洲/ 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影响力从美国转向中国。最终，持续的强劲增长将使中国成为世界领先企业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重要市场。
u 如果中国打算重新评估其货币，这将有相当多的产物。例如，其它亚洲国家将在允许它们的货币对美元升值上更为自如。结果就是，美国最终将享有经常项目平衡的增加。最后，这意味着欧元与英镑升值压力的减小。
展望未来，最有可能的就是中国继续快速增长，以中等规模扮演一个主要的经济角色。对世界领先的企业来说，这意味着中国将是世界的重要一部分。中国的经济规模意味着，在北京做出的经济决策将对世界其它部分产生重大影响。对企业来说，这意味着甚至它们没有在中国开展业务也要对中国进一步了解。最终，中国迈向更大影响力与权威的道路将很不稳定。理解这些风险、规划这些风险对在中国从事商业的企业来说将是关键的。
中国商业的巨大机会已经妇孺皆知。大量的宣传都是真的，但仍然存在风险。下面，我们将提供在中国从事商业活动的七大风险。最起码商业领袖应该对这些风险有所认识。
1、金融系统
也许对中国良好经济前景的最大威胁来自于其金融系统的脆弱。中国的国内金融调节主要通过银行贷款，大量国有银行向国有企业贷款。另外，政府直接控制利率，所以利率并不能准确反映风险。这样的一个系统将导致对资本的无效使用是不言自明的。除了这些，中国的快速增长大部分应归于更有效率的国外资本的流入。
然而抛开效率问题不谈，中国的现有系统已经存在产生问题的可能性。新兴国家从过度的不良银行贷款获取的快速增长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历史。更进一步讲，这种增长将以金融危机而中止。中国并不容易受到这种危机的冲击是因为它的银行系统并没有整合到全球经济中去。尽管如此，无效投资的延长周期将最终的导致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将妨碍增长的可支撑形式的产生。
环境
中国有四大国有银行。它们是中国工商银行（ICBC）、中国银行（BOC）、中国建设银行（CCB）、中国农业银行（ABOC）。它们占有对国有企业贷款的90％和中国所有银行资产的59％。1995年通过的《商业银行法》需要国有银行“完全商业化”并实现基本的收益与风险管理。但当国务院“指示银行根据国家经济发展需要管理贷款业务”时法律允许例外。中央政府被假定赔偿银行在此类活动中受到的损失。这种政策意味着什么？不是信誉卓著，而是在信贷分配方面继续扮演决策的角色。
近来，中国人民银行（PRC）发布命令严格四大银行的贷款标准。另外，中国银监会（CBRC）已经规定了银行的资产－负债控制。它要求银行保持8％的资产充足率（流动资产，例如现金与准现金作为总资产的一部分）作为对国际结算银行（BIS）的保证以及贷款控制在存款的75％。其它条例规定流动资产必须等于流动负债的25％、贷款不能超过银行资产的10％。银行究竟是否达到了这些标准仍然存在争论。在如何向国有企业分类贷款上仍然有大量工作需要做。
有很多其它有益的条例并不需要强迫执行。例如，银行被禁止向关联方提供无担保的贷款。银行被禁止参与投机活动。非银行机构不得干涉银行业决策。贷款必须间接担保。银行必须调查借贷者的信贷历史。银行不得投资物业、股票、租赁。个人不能请求更多的正直廉洁－至少书面上如此。
然而围绕这些条例很清楚存在着许多情形。例如，即使不投资股票，它经常通过国有企业－作为报答，代表银行投资股票市场。至于信贷历史的重要性，在很多情况下很明显不是银行决策的基础。否则不良贷款的数量不至于如此之多。事实上，银行不仅在基本政策执行上有一个令人遗憾的历史，而且这个历史正继续发展。
化解危机
政府正设定目标以降低资产的不良贷款率（NPL）（精确的比率是争论的主题，但是没人能否认比率过高）。为了处理高不良贷款率，银行通过将更多贷款投向国有企业大大提高了贷款组合的规模。而且，为了进一步降低不良贷款率，政府已经调整了银行的资本。例如，2003年政府向银行注入了45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看起来基本的战略就是增大银行资本，随着经济增长扩大增加贷款，并且希望现存的不良贷款只变成一个不重要的部分。问题是更多的不良贷款也可能创造出来。只有当政府部门通过私有化而重组，将来资产处理的问题才可能完全化解。否则，银行的资本调整仅仅是将清算日期推迟而已。
政府的最重要动作就是在 1999年建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AMCs）来处置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被注入169亿美元的不良资产，因此减轻了银行的一些问题。到2003年止，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以12亿美元处置了价值61.5亿美元的不良资产－回收率大约20％。更重要的是，银行仍然拥有不断增长的巨大不良资产组合。据估计，规模可能占到中国GDP的27％左右。
整体经济的影响
近来的中国经济过度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银行过度贷款的结果。例如，2003年的贷款增长是2001年的两倍，2003年的增长占到GDP的24％－任何历史数据都没有过的水平。
为什么近来贷款如此之多？
这很大程度上应归于中央银行积累外汇储备以抑制货币升值。在这个过程中它造成了货币储备注入银行系统中，造成银行现金剧增，与此同时利率达到历史性新低。因此企业渴望贷款，特别是现在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结果就是贷款的通货膨胀调整成本是不起作用的。
影响是什么？
所有这些贷款的影响就是导致过度的投资。2003年投资上升了43％，这对于任何标准来说都是惊人的数据。另外，银行贷款的快速增长也有其它的问题以鼓励过度投资。首先，大量贷款投向了不断亏损的国有企业，它们用这些贷款掩盖亏损。它们也投资以形成新的生产能力，这些能力是不必要的、无法盈利的。结果最终不良贷款的价值增加。这使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剧增。
其次，过度投资产生了过度生产能力。因此对全球制造品的价格施加了向下的压力。这加剧了国有企业创造收益这一问题。
最后，过度投资使经济升温，主要导致了通货膨胀与全球贸易商品价格的快速上涨。
中国政府对此的措施是什么？
中国政府一直渴望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以抑制通货膨胀的压力以及处理不断增长的原材料与能源的短缺。为了达到以上目标，中央银行重申提高银行储备的要求以抑制银行贷款的增长。在2003年，储备率从6％提升到7％，2004年3月，储备率对资本贫乏的银行又一次提高到7.5％到8％的水平。只有农村金融机构免除以上增长的规定。
另外，中国人民银行（PRC）试图通过销售政府债券来抵消外汇储备带来的货币影响，以此降低货币供应量。政府试图通过销售债券来减少货币供应量只是部分取得了成功。在一次最近的销售中，提供的债券只有60％被购买。很明显银行想要更高的回报。但这意味着更高的利率，作为回报将导致更高的资本流入。如果政府不能减少外汇储备的货币影响，那么它要么允许更高的通货膨胀率，要么必须重新对货币进行评估。后者更有可能是优先选择。
中国政府成功了吗？
至今，经济增长最近已经降低了。然而是否应归功于最初贷款方面的努力并不清楚。虽然2003年第四季度的银行贷款增长降低了，但2004年第一季度又提高了。只要利率保持低水平、汇率保持固定，对政府来说通过理性的政策手段降低经济增长就是困难的。然而情况可能是这样：经济增长仅仅通过政府命令与能源短缺而降低。中央政府实际上已经命令一些特定产业的企业削减投资、暂时停止生产。这可能在短期起作用，但这种经济的插入式命令管理将不可避免的导致低效率与失真。它代表了对过去的回归。政府抑制贷款增长与经济增长的最佳方式就是重估货币。
接下来发生什么？
在中国金融历史上接下来发生的重大事件将是中国金融部门对外国资本的完全开放。根据WTO条款这将于2007年实行。在中国已经有60余家外资银行运营，但它们只占银行资产的 1.4％。一旦管制放开，中国人可以自由将存款存入外资银行，中国企业可以自由向外资银行贷款。这种新的竞争将对金融调节有好处，并对存款者与贷款者来说都有更好的利率。如果中国存款者开始将存款从中资银行转入外资银行，中资银行将再也不能增加贷款。结果将是无能力稀释不良贷款的影响。从这个观点看，不良贷款的快速冲销对防范银行危机来说将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政府的挑战将是管理向金融自由化的转变。它们必须保证国有银行的金融健康，因此它们可以被私有化以及与外资机构相比较。这需要国有企业的快速理性化，从而不良贷款能停止增长。这样作为回报将需要一些痛苦的经济震动，包括破产的国有企业的无数的工人下岗。只要经济快速增长，这些工人都将被吸收到市场经济中。然而如果经济增长衰退（这里讨论的风险之一），那么就可能出现高失业与潜在的社会动荡。如果这个挑战能被政府解决，那么未来将是光明的，一个更具效率的银行系统将导致一个更可支撑的投资与经济增长。
2、货币重估
中国的汇率政策是很多重要的经济问题的核心：全球经济的不平衡、中国经济的潜在过热、中国经济的未来结构。此外，政策将在接下两年发生的变化对中国以及世界带来的真实产物将是一个重大机会。
全球不平衡
美国拥有巨大的经常帐户赤字。在外行看来，美国的消费超过了生产，而通过向世界其它地区借贷或者向外国人出售资产来弥补差别。在90年代外国人愿意将他们的大部分资产注入美国时这很有效果。他们期望并从这种投资中获得了良好回报。结果就是美国毫无困难的获得外国借贷，利率保持低水平，美元保持稳定。
然而，当新千年开始的时候，90年代的资产价格泡沫破裂了，外国人变得不愿意将资金注入美国。这种勉强通过美元对欧元价值下跌的方式表现出来。然而在亚洲，特别是中国，情况有些不同。亚洲的政府们关注的是：美元的衰落（它们本国货币的升值）将通过提高出口价格伤害亚洲向世界其它地区出口的数量。作为结果，中国政府与其它亚洲政府一样，大量干涉外汇兑换市场以支持美元。其它亚洲国家也这样做以保持本国货币对人民币不要升值。这样，这些国家完成了两件事情：首先，它们保护了其出口增长；其次，它们填补了相当大一部分的美国经常帐户赤字。例如，2003年中国政府单独填补了美国赤字的20％。中国、日本、韩国、台湾政府填补了一半的美国赤字。换句话说，美国将继续消费超过生产。外国政府而不是私人投资者掩盖了这种差别。
这种情形对美国、中国、欧洲来说是不利的。它妨碍了美国经常帐户赤字的巨大不平衡得到解决。它将所有调整的压力放到了欧洲货币上，因此伤害了欧洲出口，完全阻碍了欧洲增长。并且它创造了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如果不能解决将引起产生经济问题。
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对降低人民币价值的持续干涉已经对中国经济前景产生了代价。为了维持固定汇率，中国人民银行必须购买过量的美元供应，它通过发行人民币完成这一工作。结果就是货币供应量的巨大增长。通常，过度的货币供应量增长就是通货膨胀。但直到最近在中国通货膨胀都不是问题，大量的弥补现象将价格保持在控制之内。这包括大量廉价劳动力的过量供应、低水平的能源价格、过度的生产能力、大量现金追逐房地产而不是货物。后者根植于房地产价格的坚挺。然而，最近当过度货币供应增长导致过度银行贷款与投资时，商品通货膨胀在中国已经抬起了丑陋的头颅。而且，原因非常清楚。必须要对货币市场干预产生的货币供应进行处置。
一个低估的货币不仅创造出一种不需要的通货膨胀，它也影响到中国正在经历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过多来自于出口与投资，而不是消费。出口增长部分的被中国货币的廉价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出口的低价所驱动。投资被中资银行投入到制造、房地产、建筑部门的廉价现金所驱动。
依赖出口与投资增长有两个问题。第一，出口对全球经济的稳定性非常敏感。全球性衰退将可能因此严重损害中国经济。并且，低工资国家不断增长的竞争将损害中国出口部门（就像中国损害东南亚国家的出口部门一样）。第二，投资已经过度，导致了过度生产能力与低效率。它不可能永远持续。依赖投资来支撑经济不对称的增长是不可靠的。相反的，中国需要转换到依赖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者需求。这是货币重新估价的终点。
如果货币重新估价将发生什么？
如果中国对其货币重估，三件重要事件将发生：全球经济不平衡将缓解；中国的通货膨胀与经济过热将停止；中国的消费容量将增加。
全球不平衡
人民币重估将导致其它亚洲国家允许其货币相对美元升值。这种情形是最近历史的回顾。在1997～1998年，一场金融危机席卷东南亚，造成该地区货币的大幅贬值。然而，中国那时没有对其货币重估，因此使东南亚的出口变得更具竞争力。在经济干预期间，中国竞争力大幅提升。然而其货币仍没有变动。而且，东南亚与东亚国家已经介入货币市场的干预以防止它们的货币对美元升值。它们最初的关注点是保持与中国一致的竞争力。如果中国重估，它们（包括日本）也很乐意允许它们的货币对美元升值。
造成的影响将是美元价值的大幅全面下跌，从而使美国贸易赤字大幅减少。与此同时，对欧元升值的压力也将更小。因此欧洲将通过出口扩张加快增长。
低通货膨胀、低增长
更重要的，从在中国从事商业活动的企业观点看，货币重估对中国经济将产生显著的影响。重估意味着更低的进口价格，因此国内生产商面临更严峻的价格竞争。全部影响就是减少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另外，减少货币干预以抑制人民币价值将减少货币供应量。作为回报，这样也将减少通货膨胀压力与低经济增长。因此，货币重估是防止经济过热的最有效途径。当然它也比货币行政干预更为有效。
通过降低进口价格，重估将给中国企业以严重的竞争压力－特别是作为WTO 成员的结果关税降低时。这将加速中国企业的重组与改革进程，并将对加速私有化产生新的压力。一旦外国竞争更为猛烈，亏损的国有企业将可能看到它们亏损扩大。私有化的失败将因此要么需要国有银行的更大投资，要么是破产关闭。后者在政治上是困难的。
对在中国销售的跨国公司来说，重估将是一项特别的福利。对向中国出口的企业来说，重估将提高出口的竞争力。对在中国生产的企业来说，生产成本将因进口部件的低成本而下降。此外，通过降低进口价格，重估将有效扩大消费者购买力。这将导致国内市场的扩大。
更低的出口增长
对从中国出口的企业来说，不管是中国企业还是跨国公司，重估将导致高出口价格，并可能降低对中国出口的需求。在一些方面这将导致企业将资源转移到新兴国家，比如印度。全部的影响将依赖于在高出口价格中充足展开的程度。它也依赖于对产品需求的价格敏感度。
重估将对使用最少限度进口部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产生最大的影响，例如服装、纺织品、玩具、鞋类将受到最大冲击。另一方面，服装与纺织品的自由贸易可能抵消重估的影响。高科技产品将受到重估的较少冲击，因其与进口部件关联甚多。此外，在中国生产这些产品的决策不仅与成本有关，同时也与管理、工人技能、基础产业、渠道等因素有关。
3、经济过热
在过去20年里中国已经经历了非凡的经济增长。2004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达到9.8％，第二季度降到9.6％。随着通货膨胀上升，强劲的经济增长已经使很多观察家抱怨中国正在经济过热。也许中国经济增长最令人不安的一面是投资的作用。2004年第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上涨了43％，在任何标准看来都是不同寻常的数字。问题是，究竟多少这样的投资是亏损的国有企业产生的。如果问题严重，那么这将提供对实质经济机会没有帮助的无效生产能力。鉴于中国银行的虚弱现状，这对可支撑的经济发展不是一个好的基础，并且可能形成前景逆转的基础。
通货膨胀加速
在2004 年7月，年度通货膨胀率达到5.3％，这是在一长时期的低通货膨胀或无通货膨胀之后出现的。通货膨胀的比例失调应归于食品价格。因此一些人说这并不是经济过热的表现。然而，食品占了消费支出的一大部分。不像在美国和欧洲，在中国，抛开食品并不能提供“核心”通货膨胀的测量标准。另外，很多非食品价格直接被政府控制。结果是，通货膨胀压力通过食品价格不相称的展现出来。从而，7月份的食品价格上涨了14％，同时非食品价格仅上涨1％，而服务仅上涨2％。
通货膨胀率的提高应归于商品价格上涨、快速的经济增长、更重要的货币供应量的快速扩大、维持固定汇率。在2004年6月，广义货币供应量比上年上涨了17.4％。
关于如何降低经济过度增长的大量公共辩论聚焦于利率政策。但这遗失了一方面。在发达国家，提高利率、降低投资应归于这些决策的利率敏感性。它也降低了消费者支出则应归于大宗商品购买－例如汽车、房屋－的利率敏感性。然而在中国，大量投资与资本成本无关。它们是政治动机的。另外，国有企业不需要以预期收益率为基础进行投资－特别是当他们预料到亏损可以由国有银行弥补时。由于消费者负债很少，他们的消费支出很少受到利率影响。很少的消费者处于承担大量债务的位置。
因此提高利率将对经济增长产生需要的影响这一点并不清楚。相反，利率上升很可能鼓励更多的投机资本流入中国。只要汇率保持固定，这将对加剧货币供应增长与通货膨胀产生不良影响。
另一方面，货币的极低利率水平不是令人期待的，也不是可支撑的。随着通货膨胀上升，当应对通货膨胀而调整时，利率是无能为力的。换句话说，并没有真正的成本来承担债务。因此企业过度投资是舒适的。从本质上说，资本成本是消极的。
比提高利率更好的解决通货膨胀与经济过热的方法是货币重估。然而在近期这并不可能发生。相反，政府将致力于运用行政手段降低经济增长。并且，货币重估的缺失、经济过热的风险却是真的。
对在中国运营的企业来说，经济过热制造了几个重要风险。第一，经济过热制造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扭曲了经济决策，降低了为制造商提供需求模式变化信号的价格变化的有效性。经济过热已经创造了资产价格通货膨胀，房地产价格上涨已经导致了房地产的潜在过度发展。
第二，经济过热已经造成了重要商品，如钢铁、水泥、石油，的短缺。这导致了这些商品的全球价格上涨，特别是石油。但是在中国，政府直接控制了能源的国内价格。如此以来，短缺已经发生，但价格并没有充分上涨以平衡供求。例如，从2004年6月底到8月底，全球石油价格上涨了22％，但是在此期间中国政府只允许国内石油价格上涨了7％。
中国政府通过命令各种建设项目的削减、暂停来应对商品短缺。例如，它已经命令暂停所有新建钢铁厂与铝厂。经济过热还造成了电力短缺。中国政府又通过行政命令而不是市场力量来应对（允许国内价格上涨）。它命令一些工厂在某些时段停产。例如，2004年夏天北京的6000家企业放了1周的高温假而停产。另外，政府已经命令写字楼与宾馆控制温度。这些命令造成了商业的不确定性并导致主要的低效率。更进一步的经济过热只会让这个问题更糟糕。
第三，经济过热增加了经济增长减速的风险。通常过度的经济增长跟着就是过度的经济衰退。后者是商业运行的可优先选择的环境。过度的经济增长导致高通货膨胀的预期。为了抑制这种预期（并且因而降低通货膨胀）。政府就在经济力量中造成强大的逆反预期。，另一方面，适度的增长不需要这种猛药。
4、经济衰退
很清楚，中国政府正尝试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另外，其目标是以一种规范的方式完成这一点，从而经济不会停止增长。确实经济增长有些减缓，导致政府从增长的可能性撤退到利率上。
然而风险仍然存在应归于中国政策制定者们的生硬政策手段，经济增长确实可能以一种伤害未来发展的方式降下来。中国经济不能以一种充足的速度增长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都会造成广泛的、消极的影响。
目前，政府正试图通过行政命令降低经济增长。它已经命令银行暂停向一些行业贷款，但不禁止其他行业。国有企业，特别是亏损企业，甚至在政府削减总贷款额时仍然拥有信贷途径。结果就是最少的信誉继续获得资金，而绝大部分有效行业匮乏资金。虽然总体效果是阻碍经济增长，但增长结构从市场驱动转变到政府控制。这意味着更多的低效率，以及最终无用的生产能力。它当然对国家的长远经济增长来说建树甚少。
另一方面，政府的限制措施着眼于抑制投资，而不是消费者支出或出口。当未来的强劲增长以消费者支出而不是建设或投资支持时，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有相当的证据显示，大量的中国经济增长是无效投资与资源浪费推动的。中国政府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虽然中国占有全球GDP的5％，但它却占有煤炭消费量的 30％，电力消费量的13％，钢铁消费量的25％。换句话说，中国使用大量的投入却创造了有限的产出。这是管制经济的典型，例如前苏联。这不是支持经济发展的基础。
另一方面，有证据显示，中国当局也承认问题是使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带来的。一位中国经济政策制订者最近谈到使用市场化政策工具，比如利率、财政政策控制经济的愿望。实现这种转变不可能太快。无论如何，现在不清楚什么时候这种转变发生。另外，除非汇率政策与银行政策也改变，否则传统政策手段将造成更大的损害。
政府已经设立了年度增长7％的清晰目标。虽然以国际标准来看比较高，但为了管理向市场导向的转变，这种增长是必要的。两个因素正在为市场经济造就城市工人大军。第一，城市与农村地区巨大的收入差距正引导工人向城市迁移。在大城市，比如上海，大部分服务性工作被外来务工人员所从事。第二，当国有企业私有化与重组时，大量工人成为冗余人员。结果就是城市市场经济必须吸收这些工人，或者这个国家将面临社会动荡。如果经济增长跌破7％的目标水平，将新工人吸收到市场经济中将变得更加困难。
另外，低经济增长将破坏对经济改革进程的政治支持，因此损害未来的经济增长。最后，低经济增长将对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未来产生消极影响。中国已经成为亚洲大部分地区（包括日本）的增长引擎。
5、国有企业及私有化问题
在中国国有企业产生两个巨大风险。一个是国有企业存在的事实，另一个是很多国有企业马上要被私有化的事实。
这些国有企业存在的事实为金融系统创造了问题，也为在中国活动的外国企业制造了竞争问题。让我们考虑一下，例如，在中国市场销售产品的个人消费品公司：
作为竞争对手的国有企业:
对一个为中国市场制造产品的外国企业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地竞争的存在。中国制造商大部分是国有的。因此他们的目标与动机与全球制造商不同。这些企业存在是为了保证工人就业，而不是对他们的股东提供投资回报。因此，如果他们损失了，这不是问题，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向国有银行低价贷款而弥补损失（并且银行对其贷款偿也没有太大期望）。全球制造商则没有这种奢侈。
另外，国有制造商急于通过向国有银行低价贷款而扩张规模（就业）。确实，银行希望通过保持贷款来减少不良贷款对总资产的比率。结果就是生产规模的急剧扩大，结果是，商品最终价格压力下降（甚至在中国经历总通货膨胀剧增时）。例如，到2004 年4月止，甚至当中国总体通货膨胀上升而生产原料价格，例如钢铁，快速上涨时，中国电冰箱的零售价格下降了2.5％。对全球竞争者来说，这意味着定价环境不必与收益率相一致。
最后，虽然中国零售部门拥有相当的外国投资，但零售的大部分仍然是通过国有零售商店进行的。这些零售商经常被地方政府、省级政府所拥有，他们也拥有制造企业，比全球品牌更能适应。此外，这为在中国运营的外国企业造成了竞争劣势。
除了这些困难，中国对很多个人消费品的全球制造商来说仍然保持了吸引力。原因很简单：在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中的超过十亿人口。另外，如果私有化顺利推进，全球性企业的竞争环境将最终改善。但是，除非这个进程很顺利，否则前景仍然包含着挑战。
国有企业的金融问题
虽然国有企业问题是巨大的，但情形在短时间内已经极大改善了。例如，根据世界银行统计，1997年中国有173,000家亏损企业。到2001年，数字减少到89,000家，绝大部分通过企业清算和出售。然而，经过对企业资产的大规模处置后，2001年大体上仍然一半左右的企业处于亏损。
多数国有企业不能偿还债务，并且因此继续贷款以弥补亏损。他们经常被地方政府规定限制解雇工人、出售资产。最近银行信贷的增长可能导致对国有企业更多的贷款。
除开中国经济罕见的强劲增长，国有部门阻碍了更强劲的增长是可以辩论的的。原因就是国有部门的生产力增长相比外国投资的企业来说非常可怜。根据经济委员会资料，从1995到2002年，国有制造企业的生产力平均年增长3％，与此同时外国投资企业平均年增长28％。
部分私有化问题
甚至部分私有化的国有企业也有适度的生产力增长。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国有企业部分私有化而不是全盘私有化的事实。例如，国有企业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 (IPOs)经常包括提供25％～30％的股票给公众，而其余股份保留在政府当局手中。甚至新发的股份政府当局也要保持控制。因此私有化不得不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行。
另外，股票市场太狭窄，因此太不稳定。政府部门能干预股票市场，所以股票价格就不能反映预期收益率。控制利率的国有银行的存在意味着国有企业不必发行债券。因此，不存在企业风险被适当评估的债券市场。另外，几乎每个国有企业获得一个完美的信用等级，仅仅因为政府的暗示性担保。
结果就是部分私有化的国有企业内在倾向于糟糕的行为。部分私有化意味着政府对投资决策失去了直接控制，但保留了投资失败后收拾残局的责任。如果一件大宗投资盈利了，那么经理获得金钱奖励。如果投资失败了，政府确保企业仍然正常运转。事实上中国的破产率非常低。这导致过度的、鲁莽的投资。它减少了生产力增长，以过度的商品供应冲击市场，降低产品价格，对中国向市场秩序迈进无所帮助。
部分私有化如何失败的最佳案例在钢铁产业。这里，政府出售国有企业的少量股票以支持投资。这些企业大量投资以提高产能，他们确信政府将在市场的兴衰变化中保护他们。结果可能是钢铁生产能力过剩，特别是现在政府正在直接削减建设消费。最近刚刚命令暂停新钢铁厂的建设。
全面私有化如何？
很清楚，对中国的结构性不平衡的最佳长期解决方案是许多大型国有企业的全面私有化。从长期来看，这将导致更强劲的生产力增长，过度投资和过度产能的结束，中国消费者更强的消费能力与更多的产品选择。
但是从这里到那里是有疑问的。问题就是私有化必须解雇大量的工人。因此成功私有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持续的强劲经济增长。
6、贸易冲突
在过去一年，美国政府已经对从中国进口的几种产品进行了限制。这包括酒、卧室家具、胸罩、铁板、塑料袋、小虾和电视。除开美国政府从公开宣称的自由贸易理念的相当大转变，它仍然因为不能做得更多而受到美国国会议员的激烈批评。另外，在本作品中美国总统的反对派候选人不顾自己过去对自由贸易的支持，继续给贸易保护论者的观点给予发言权。因此，美国的政治情绪与中美经济联系的扩大是截然敌对的。当然大选之后这可能立即转变。
中美之间存在着两个潜在贸易摩擦根源。一个就是中国货币的价值。另一个就是服装与纺织品贸易将于2005年自由化的事实。有趣的是，二者可以互相抵消。也就是说，中国的货币重估将可能带走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治支持。事实上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已经呼吁，如果中国不能重估其货币将采取惩罚性措施。
服装与纺织品贸易
2002 年美国只有358,000人受雇于服装制造业，低于1995年的814,000人。因此没有多少需要保护（最少与1.2亿的劳动人口相比）。然而，美国的政治气候如此，仅仅为了保护一小部分工人，对美中之间服装贸易的巨大破坏将可能发生。事实上，在中国加入WTO的条件下，美国可以对中国进口施加限制，甚至这仅仅抵消从其他国家进口的衰退。换句话说，甚至即使中国的进口对美国服装业就业没有影响，他们也可在免罚的情况下轻易被限制。
在中国，从另一方面说，服装制造业就业从1995年的175万上升到2001年的200万多一点。未来几年将增长更多。
直到最近，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纺织品的抱怨都没有太多的根据。从1995年到2002年，中国对美服装出口的份额仅仅缓慢变化，从15％到16％。另一方面，北美自由贸易区实现后，墨西哥的进口在同样的时期从7％上升到12％。而担心在于，当下一年配额解除后将发生什么。
在2005 年，支配全球纺织品与服装贸易的配额将解除。配额40年前作为“临时措施”开始实施，以协助进口国家平滑的向自由贸易转变。在1994年的纺织品与服装协定（ATC）下，配额体制将于2005年结束。2005年之后，如果从中国的进口大幅增长，美国将保留相当权力以施加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事实上，这些“防卫措施”是美国赞成中国加入WTO设置的条件。
WTO已经评估了，美国针对中国服装进口的配额相当于在中国进口产品征收34％的关税。因此解除配额相当于减少34％的关税。缺少抵消贸易壁垒或货币调整，这将导致从中国进口数量的增加。此外，WTO评估，对其他国家进口的配额远没有如此繁琐费力。例如，对从孟加拉国进口的配额相当于8％的关税。因此，解除配额将使中国相对于孟加拉国和其他国家获得更大的竞争力。事实上，孟加拉国和其他国家对丢失市场份额给中国非常关注。孟加拉国特别坚持将失去一百多万的工作。
WTO也评估了，当配额解除后，进口在美国国内服装消费中所占的份额将从34％上升到45％。此外，WTO在进口中所占的份额将从16％上升到50％－此外，美国能够施加的抵消贸易壁垒不存在了。这意味着中国在美国服装市场上的份额将从5.4％上升到22.5％。有趣的是，WTO评估，印度在美国服装进口上的份额也将戏剧性增长－从4％到15％。许多其他国家在份额上将大幅下降，包括墨西哥、孟加拉国、菲律宾。
在欧盟，最终配额中止的影响很小，这应归于很多配额早已解除的事实。因此，WTO评估，进口在欧盟服装消费中所占份额将从48.5％上升到51％，小幅变化。另外，WTO评估中国在欧盟服装进口中的份额增长更为谨慎，从18％到29％。
应该注明，WTO的所有评估都建立在对价格与成本的单独考虑基础上。他们并没有考虑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或货币价值变化的潜在影响－这两者都有可能发生。然而，服装制造商与采购商已经充分认识到了配额解除对价格的影响，并且采取扩大规模的方式来利用这一机会。风险在于对中国出口的新壁垒这一事实（参看“世界工厂”，德勤报告2003）。果真如此，上述讨论的一些评估将远离重点。如此以来，服装制造商将会在中国看到过剩的生产能力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不足生产能力。因此，世界服装产品的采购商保持地理的机动性就是很适宜的。
中国是市场经济吗？
上述问题与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贸易争端的未来模式有关。原因很简单：如果一个国家被分类为正在“市场经济化国家”，那么对这一国家进口施加保护的几率就很高。根据WTO条例，如果商品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倾销）那么保护可能执行。如果一个国家被列为“市场经济国家”，那么一个国家的成本的适当标准就是出口国家的国内市场成本。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被认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那么产品的成本可以由第三方国家的产品成本测量决定，包括高成本国家。
重要的是，美国与欧盟现在将中国列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这意味着很容易“证明”从中国的进口正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因此将损害美国与欧盟的国内产业。现在，只有少数中国的贸易伙伴将中国列为市场经济国家。这些国家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以及所有希望从强大的邻居受益的亚洲国家。
美国与欧盟已经设定了改变中国现状的几项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开放中国的服务部门、汇率的市场决定、技术标准的让步。换句话说，美国与欧盟想让中国为获取市场经济地位而作出无关的让步。否则中国将受制于武断的贸易壁垒。
有趣的是，在2003年以几件反倾销案寻求保护的一个国家是印度。很显然世界上第二重要的新兴市场对此关注是为了防止中国阻碍它自身产业力量的发展。
全部风险
对于在中国生产、组装产品用于出口的企业来说，西方的潜在贸易保护主义是一个严重风险。美国政府现在更善于倾听国内制造商的观点，而不是从中国进口的廉价商品受益的零售商和其他意见。最小化风险的最佳政策是多样化制造能力，特别聚焦于其他关键的新兴市场。
7、收入不均
大型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使批评家大吃一惊，出现的中产阶级成为全世界商业领袖的话题。在这个国家里，富裕的中产阶级的口袋吸引着世界领先企业来寻找熟练工人和富裕的消费者。观察家谈及这个国家将成为全球经济中的下个龙头。不，这不是指的中国，而是印度。使得印度相对于中国来说那么引人注目的是这样的事实：除开近期的杰出经济记录，它的政府在最近的民主选举中出局了。
印度选举的震动必须确定是北京权力中心的一个讨论主题。虽然中国不是民主政体，它的政府通过向人民提供繁荣而获得了合法性。但是在印度，从经济政策中受益的繁荣城市的数量要远远超过制造这种不同的农村的挫败投票者。现在，新德里的新政府必须在将资源向农村贫困人口受益转移的同时保持经济改革运动的活力。
同样的情形也存在于中国。相似的转移也在实行。根据中国政府的统计，上海的人均GDP是四川人均GDP的8倍。一般而言，在中国城市的生活标准与农村之间有着更大的差别。中国的全部收入不均今年增长迅速，并且政府非常关注。
就像在印度，中国的城市收入增长快速，但中国农村收入在80年代早期农村改革之后增长迅速，以后停滞了－致使城市与农村的差距越来越大。归功于现代通讯，农村比以往更加认识到这种差距，问题恶化了。
为了处理收入不均，中国政府已经向农村转移资源。在限制全国信贷的时候，它允许农业银行信贷规模的扩大。另外，政府将农村发展预算扩大了5倍。通过这样做，政府希望减少收入不均，增加农村地区的收入，提高农村生活标准，减少迁移，在中国变成净食品进口国时提高农业产量。
中国保留机会
抛开上述讨论的风险，中国保留着上佳的赌本。在几乎世界上每个主要产业，中国都是最大者之一。例如，零售与个人消费品制造。对这些产业来说，中国已经成为巨大关注的焦点。原因就是中国的消费者市场已经到达了一个临界点。在90年代后期，中国现代零售业的发展仅仅包含食品销售与家具用品。这是因为绝大部分中国消费者缺乏足够的收入购买基本数量之外的任何产品。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大量消费者进入了中产阶级。也就是，他们达到了能有足够收入进入自选商场的水平。今天，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有足够的规模来吸引世界上的全球零售商与供应商的注意。
在无数的其他产业中，跨国公司正在注意中国市场以期在未来增长中取得不相称的份额。他们也将中国看作是生产与采购商品的基本国家之一。这不仅为企业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同时也提供了更高的生产质量、可信赖的工人、熟练的经理人，地方官员的有利态度。
对于对中国市场有兴趣的跨国公司来说，成功的前景必须放到风险的背景下看待。中国走向繁荣的道路，就像以前其他国家一样，将是崎岖不平的。掌控这条道路将需要对风险的理解以及处理潜在障碍的灵活性。
2005年10月18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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