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施氏与鲁迅之争其本身就集中体现了鲁迅的刚愎自用和得理不饶人。一个经典的史例就是那场于1933年发生的“推荐书目”之争。所以至今施氏在鲁迅别世七十年之后依然不去做历史的申辩。以至至今凡遇有人前来索取施老对于学生的推荐阅读时，施老都必然会躲避三舍。
这也与政治家把鲁迅狭隘时政化相关。凡口出鲁迅必然是无产阶级政治家一员，凡口出鲁迅必然是绝顶响当当的无产阶级文学家。这就难免将鲁迅的个性中劣根一面美女化，又因了如此美女化令视听混淆，是非不明。作为历史这是没有道理的。
据史料记载，1933年上海《大晚报》曾向施蛰存索取适宜于青年人治学读物的推荐。施氏便在信中提及《庄子》、《文选》两种。事出，不想即遭鲁迅尖刻抨击－－ ……有些青年……八股毒是丝毫没有染过的，出身又是学校，也并非国学的专家，但是，学起篆字来了，填起词来了，劝人看《庄子》和《文选》了，信封也有自刻的印版了，新诗也写成方块了……[《鲁迅全集》卷五/第324页/人民文学1982年版/《准风月谈-重三感旧》]
兴许是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需要而矫枉过正，但仅仅一个民族学者的读书推荐就令鲁迅如临大敌，其烈性怎与“文化旗手”的高瞻远瞩相符，又何以旗手可为？
奇怪的是在上述同一文章里，鲁迅竟然也谈到“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而施蛰存抓住此一点为自己辩解说：似乎写《庄子》那样的古文也不妨，只要看它的内容如何罢了。明显的是鲁迅的自我矛盾在此昭然若揭。既然激烈地主张全面反复古，为何又要承认“古”的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呢？自己所言之“新瓶也可以装旧酒”又做何解释呢？
不许他人做思想的民主尝试，自己却要左右逢源任意圆说，这倒是有些像似当今美国的单边主义，而施老倒是有了些多边主义的民主思想呢。
鲁迅的文风还有一点突出为“骂”字当头，在此次事件里也有表现。
当施蛰存先生客气地撰文回《大晚报》时道：我在贵报向青年推荐了两部旧书，不幸引起丰之余[鲁迅笔名]先生的“训诲”……鲁迅对此立刻回敬：施先生……说我训诲，这“一句是诬赖的，我的文章中并未对他个人劝告……”。好了，经历了文革的我们实在不能再听下去这些令人惊诧的语句了，然而他竟然出自一个政治家们树立起来的“伟大的旗手”之口！难怪1966年一场文化大革命怎么与鲁迅的行经就是那么的相似！怎么鲁迅的文风就好似一场发动于1919年（五四运动）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檄文呢！
我就想用鲁迅的一句话来问问鲁迅－－“辱骂和恐吓”还是不是“绝 不是战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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