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新移民的就業問題，我們先要瞭解全球化之下勞工市場的發展大勢。
著名華裔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在2004年於「經濟大時代」一文中曾經指出，自從東歐、俄國、中國、越南及印度等國加入國際生產的競爭，「知識資產的價值會相對地比勞力的價值升得快」。事實上過去20多年不少前共產及第三世界國家開始大量釋放廉價勞動力，勞力供應急劇加增令已發展國家的非技術工人的工資面對強大的下降壓力，而這並不代表勞工階級被剝削。
如果政府勉強以法例推高工資，則會同時影響就業情況。與此同時，知識型人材由於相對上供應有限，工資及就業比較守得住。然而過去一段日子，美、加不少企業都逐漸將一些服務性及知識型工作外判到中國、印度等地，在本國的「知識型一族」並非穩如泰山！
在現時全球各國加入經濟競賽的年代，靈活而富彈性的勞工市場為增加就業機會的先決條件。可惜我們的勞工市場顯然過份地被規管，最低工資的限制便是一例！
最低工資的支持者，出發點是希望低收入勞工待遇得到提升，動機大多善良。然則我們在考慮任何法例之時，一定要留意任何法例本身猶如雙刃利劍——一方面保障了某些權利，但同時卻限制及削弱了某些的自由。在最低工資的法例下，員工的確是受到某程度的保護，但所付的代價卻是喪失了和僱主議定工資的自由。相對於市場供求下所出現的工資水平，最低工資強逼僱主要付出比「市價」較高的工資。僱主在最求利潤的原則下，可以選擇減少聘請員工(例如以機器代替)去平衡最低工資法例下的額外支出，甚至選擇減少投資、創業或者寧願把資金投放到其他國家，最終令致社會整體的職位減少。
在現實環境中，最低工資的犧牲者當然不會是醫生、律師這些知識型僱員，反而是最欠缺學歷、技術、工作經驗及人脈關係，最需要工作維持生計的一群，難怪著名經濟學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生前會因為最低工資損害黑人(當時的一種弱勢社群)而大力反對！現時我們部分華裔新移民飽嘗尋找工作之困難，與本國最低工資政策豈沒有關連？
筆者建議政府放鬆工資下限，讓僱主與員工有更大空間因應市場情況議價，既可增加加國經濟體系的靈活性，又可以讓新移民有更多的工作機會。
對於技術移民難以找到一展所長的工作，可能很大程度上與他們的海外資歷不獲承認有關。究竟政府能否協助加快海外資歷的認證過程？倘若不能做到，筆者恐怕加拿大將難以成為留著人材的地方。
當然，尋找工作的移民朋友也可以嘗試申請其他省份的職位空缺，免得將自己的前途侷限於一省之內。與此相關的是去年卑斯省和亞省簽署了TILMA協議，包括互相承認彼此的「職業證明」(occupational certifications)。此舉絕對有助改善兩省勞工的流動性，菲沙研究所(The Fraser Institute)去年的一篇文章亦以「非常的成就」(extraordinary achievement)去肯定TILMA。
推以廣之，其他各省如果可以共同簽署類似的協議，相信可以有利於國民(包括技術移民)於全國找尋與本身學識、經驗相關的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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