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我高中畢業後參加了中共豫西南六分區武裝工作隊。48年10月南陽解放後，我們100多人的隊伍開進了城市。那時候百廢待興，到處都缺少人需要人。南陽市副市長兼酒精廠廠長邰士芳和我認識，把我調到了酒精廠。上班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從西峽運來兩車火紙，再賣到社旗，賺點錢去買糧食製曲。後來我一直在工廠生產技術科上班，1957年反右剛開始時，廠裡的鍋爐壞了，我到省工業廳去請技師來修鍋爐，那時候鄭州已經開始反右派。本來我家庭出身不好，平常說話做事都很謹慎。我看到這個風頭後，回來更膽小更老實了。組織號召提意見，我啥話也不說，可以說沒有一點言論。可後來為啥子被打成右派？就因為上級給酒精廠分派了10多個右派指標，特派員袁世定抓反右運動，他為了完成任務，自己關起門來編造材料，寫上張某某說，共產黨不好，現在吃不飽。當時也確實吃不飽，可這話我根本就沒說，自然不承認。你不承認，領導就白天黑夜召集積極份子批鬥你。你還不承認，領導就逼供誘供，說你承認吧，承認了包你沒事，保你過關。咱相信領導的話，就違心承認了。這一被迫承認不打緊，馬上就被監督勞動。等上邊報批後，就全副武裝把我們這10多個右派押送到農村勞動。1957年五一之前，我被押送到方城縣獨樹公社下曹村勞動改造，老婆和4個孩子被趕回社旗農村老家。
我到農村後，就住在一戶農民家裡。農民為人忠厚淳樸，也沒有歧視我，對我還很關照。那時候農村已經開始大煉鋼鐵吃食堂，我和一個社員每天去放樹。幹部說已經快實現共產主義了，誰家的樹都可以鋸，村裡村外碗口粗的樹都放光了。放倒的樹去燒木炭，再拉到小高爐當燃料煉鋼鐵。1958年初冬，我又被指使去修鴨河水庫。干了3個月，上級又讓右派回南陽集中學習。學習時聽說要給右派平反，大家暗自高興。後來又聽說毛主席不同意，揚言給右派平反他就不幹了。過後，不讓右派們學習了，在幾個村莊輪流勞動。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整人的人也被打成了右派，捲煙廠的和柴油機廠的反右運動特派員不知道說錯了什麼話，也成了右派份子。那時候還在吃食堂，就是發幾個蒸紅薯。捲煙廠的特派員也是右派份子蘇文華吃紅薯時把紅薯皮揭扔了，革命群眾看到後一湧而上，開現場會批鬥他。後來食堂連紅薯也沒有了，只是喝菜湯。菜湯裡有菜葉蘿蔔，吃飯時一人一瓢，撐得肚子大，一撒尿肚子又空了，人人都餓的身上浮腫。幸運的是我勞動的地方是市郊菜隊，沒糧食多少有菜，雖然餓還沒餓死人。我老家社旗大馮營前營村就慘了，1960年前後，一個村兩個生產隊餓死54人。我那4個孩子餓得在床上起不來，我老婆去打水，關係好的鄉鄰在食堂做飯，不吭聲偷偷扔到水桶裡兩疙瘩芝麻葉。我老婆回家後，讓幾個孩子吃了，幾個人才緩過口氣。1961年初，組織允許我回家看看，家裡一貧如洗，地上鋪了些乾草當床，蓋的破被子露著棉花套子。老婆孩子見到我，抱頭哭成一團。
（張某某之子插話：父親被打成右派被集中勞動改造，母親帶著我們兄弟姐妹回去時，我那年才4歲。1958年開始吃食堂，也就是粗茶淡飯，起初還能吃飽。大家敞開肚子吃，很快生產隊就被吃空了家底。大煉鋼鐵又耽誤了秋收，後來就開始喝稀湯。1959年，一天一人三兩八錢的定量，幹部多吃多佔，群眾還吃不到這個量。1960年三兩八錢的定量也沒了，人們稀湯也喝不上了，吃糠、吃野菜，吃牛糞，吃大雁屎，把玉米芯用石磙碾碎吃，到酒精廠挑酒糟吃，人們都餓極了，只要能填肚子的東西，都往嘴裡咽。你問吃樹皮沒有？樹木在大煉鋼鐵時被砍光了，連樹皮也沒得吃。家裡人餓極了吃牛糞，牛拉糞了都去搶，回來後家裡也沒鍋，鐵鍋在大煉鋼鐵時都砸了當原料了，食堂解散後鐵鍋也買不到。我媽就用個破洗臉盆子，把牛糞拍成餅狀，放在洗臉盆裡用火燒燒，填肚裡充飢。我爺爺抗不住餓死了，死時皮包骨頭，頂多幾十斤，我媽和我們幾個餓的都動不了，鄉鄰幫忙才把爺爺埋了。）
苦日子一直熬到四人幫倒臺後，才給右派改正，我一家老小才能挺起腰桿做人。那個年代真是不願想，想起來就掉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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