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案件中，細節無疑是重要的，迄今為止，尚無公安部門對計程之死的權威鑑定結果，不過，有一點是清楚的：計程是前來取款的儲戶，而非搶劫犯，押運員打死計程之後向110報案稱其為搶劫犯顯然有混淆視聽的嫌疑，因為計程根本就沒有做出哪怕最輕微的搶劫之舉。當然，押運員有在運鈔車受到威脅時開槍的權力，這就使得押運員打死計程事件與一般刑事案件有異；押運員在受到威脅或可能的威脅時，有可能做出錯誤判斷，對無辜者形成誤傷，這種誤傷也與一般故意傷害有異。但押運員受到威脅或可能的威脅時，是否應該審慎使用武力，或者說應該如何克制使用武力，卻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事實上，計程是有錯誤的，當押運員對他提出警告時，即使計程有急事要出門，他也應該服從押運員的勸阻，這並無疑問，問題是，當他與押運員進行爭執的時候，傻子也能判斷出他並非搶劫犯，想搶運鈔車的話，他不可能把時間用在與押運員的意氣之爭上，可是，對押運員來說，這種挑戰似乎是同樣無法容忍的，因為它衝撞了押運員所穿的制服代表的權力。
據說，在計程被打死之前與押運員有這樣一番爭執：取完錢後計程急急忙忙地和李正華往外走，突然就被押運員叫住： 「別走了！」計程不明白怎麼回事，他解釋說，我有急事兒。押運員說：「你裝逼啊，你走一步我就斃了你！」這位押運員身上沒帶槍，計程沒管他，說，「我就走一步，看他怎的！」拉著李正華就往外走，見他不聽勸阻，那名押運員向外喊了一嗓子：「來人！」於是另一名押運員就衝了進去，一槍擊中計程面部。
無獨有偶，不久前，著名童話作家鄭淵潔先生也有過一次類似經歷：
「今天下午三點，我在王府井接受《光明日報》記者採訪。昨天，我接到王府井某銀行一自稱叫肖濤的工作人員的電話，其說該銀行要送給金卡客戶一件禮物，問我怎麼能將禮物交給我。我說我明天正好去王府井一帶有事，我去拿吧。有感於該銀行的送禮，我帶去一筆業務作為回報。當我在兩點多到達王府井步行街那家銀行門口時，一輛運鈔車突然停在我身邊，從車上跳下幾名荷槍實彈的押鈔員，其中一人使用粗暴的語言讓我改道。我一邊改道一邊說：「不用這麼粗暴啊。」運鈔員說：「你敢罵我！」我說沒人罵你。兩個運鈔員立即將手中的槍子彈上膛，兩枝槍對準我的胸膛。我面無懼色抓住其中一枝槍口，頂到我的胸口，說： 「請朝這裡打。」我掏出手機，撥打110。我以為，一個公民，在王府井這種地方，是不可以隨便被人用子彈上了膛的槍對準的。可能是他們怕110，他們退回到車裡。我進入那銀行找肖先生，不在。
由於我和記者有約，眼看到了約定見面的時間，我沒有再理會他們。以前只是從報紙上看到押鈔員殺害同事劫走整車鈔票的作案經過，並未在意。今天親身被押鈔員用槍指，才領教一二。
活這麼大，還是第一次被上了膛的槍瞄準。當時竟然一點兒不怕。
打電話將客戶叫到銀行來領禮物，然後運鈔員在銀行門口對著客戶揮槍子彈上膛恐嚇，這樣的銀行，以後我還敢再去嗎？」原帖來自於網易社區。從這兩起事件的發生來看，存在兩個共同特點：一是押運員說話均顯粗暴，動輒就會對平民施以粗口，使人難以接受，但押運員們顯然都很習慣於這樣說話；二是被警告人都對這種口氣不適應，並且產生逆反心理，進一步做出刺激押運員的行為舉止，鄭淵潔做得更為大膽，直接把押運員的槍口拉到自己胸膛前，做英雄狀：「請朝這裡打。」
據說有法律規定在押運車三米範圍內，押運員有權制止任何人靠近，鄭淵潔先生可能曾經身處這個範圍，不過，等到槍口指向他的時候，他可能已經移動出該範圍，押運員把槍對準他的原因是認為鄭淵潔罵了他（鄭淵潔當場聲明沒有罵人），這就是過度使用權力，甚至是濫用職權了。
根據計程取款的情況分析，他可能尚未離開取款大廳，也就是說，可能並不在三米範圍之內，不過，他顯然沒有像鄭淵潔一樣先聽從指揮再與押運員爭論，這就使案件變得複雜，從法律上說，押運員有自衛的權力，或者他可以辯解說，開槍之舉是基於一種誤判。不過，即使是對於有潛在威脅的人員，就一定要開槍嗎？兩個訓練有素的押運員，難道就不能徒手對付一個小包工頭，而非要用槍口和子彈說話嗎？
更重要的疑問是，押運員的開槍之舉，究竟是因為感受到威脅還是因為意氣之爭。如果押運員確實罵人在先，計程反擊在後，那麼，開槍之舉顯然有報復殺人的嫌疑。
關於押運車的警戒規定知識，目前並無全面的宣傳，至少，多數人只知道要聽從押運員指揮，但何者為正當使用權力，何者為過分使用權力，民眾並不廣泛知情，如果我是計程，我也有可能不聽押運員指揮：我沒靠近你的押運車，又不打算搶劫，你不好好警戒，你管我閑事做啥！
如此一來，禍端可能就會闖下，當鄭淵潔抓住押運員的槍口，如果押運員指責他搶奪槍支，恐怕鄭淵潔就百喙莫辯了，更何況，押運員一旦情緒不好朝他胸口開上一槍，那麼，他可就連辯解的機會都沒了，還不是想由押運員怎麼說就怎麼說！
有關押運車的法律常識普及是政府和銀行不可推卸的責任，民眾有義務服從押運員的正當勸告，但是，押運員更要明白，他們手中的槍主要是用來自衛，而不能對被懷疑者或發生口角者槍口相向，從不同城市裡發生的計程之死和鄭淵潔之怒來看，押運員的素質問題應當引起警惕。
計程的死告訴我們，即使民眾有輕微違法緩和違規行為，槍也不可輕易動用，槍聲一響，事情的性質就變了，當我們說起天安門事件，我們主要指1989年的武力鎮壓，而不是1976年對四五運動的鎮壓，1976年儘管處在毛澤東時代，但那時的鎮壓力量主要動搖的也只是大棒，而不是坦克和子彈，所以，六四鎮壓才成了整個當代中國的恥辱和專制強權的象徵符號。無論如何，槍是不可以輕易使用的。
事後回想起來，鄭淵潔先生可能會感到後怕，我們也要為他捏一把冷汗，可不要以為中國銀行押運員的槍是燒火棍，秉承一種傳統，他們是隨時可以用來殺人的，即便你的行為並不當殺。而我們每一個人，生活在現實中，也都可能成為小概率事件中的受傷害者，三個月前，當我從網上看到鄭淵潔的遭遇，就對銀行押運員充滿了警惕，從那時起，只要在銀行門口遇見他們，我就盡量躲開，一方面是配合其工作，另一方面，是怕那些性格火暴的銀行押運員手中的槍走火，在中國，一旦不小心被「權」字頭的什麼人傷害，那可就不好爭得道理出來，計程的死至今沒有說法，就是一個例證。事實上，銀行押運員大多屬於這個社會中的下層，只有當他們戴上頭盔端起步槍，打開運鈔車車門的是，他們才會短暫地體會到權力的威嚴與神氣，這時候，平時的失意與怨氣可能就轉化為粗暴的罵聲，屬於最典型的「有權不用過期作廢」。這與中國社會普遍的權力優越感有關，對於執法部門的官員乃至一般小兵而言，動輒對前來辦事的民眾出言不遜，是一種並不少見的現象，尤其是在農村的基層政府部門，對於前來辦事的農民進行呵斥與責罵是非常普遍的。
當權力自以為可以凌駕於社會之上的時候，必須通過對權力的監督與約束，將權力和權力持有者關進籠子裡。如今，計程的死尚未討到說法，卻已引出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那就是押運員的開槍許可權。職責所在，他們必須在工作中持槍，既面對可能的歹徒，更會面對眾多的平民百姓，這就使得我們既要尊重他們的開槍權，又要警惕和監督他們胡亂開槍的行為。尤其是要加強對他們的素質教育和職業培訓，不能因為你押運運鈔車就可以破口辱罵平民，要知道，很多人對於粗暴辱罵的本能反應是回罵，這就使得押運員很容易與手中持槍的押運員發生衝突和糾紛，可押運員手中是持有殺人武器的！從計程和鄭淵潔的遭遇來看，押運員可能普遍對開槍的許可權理解過於寬泛，這可能與行業內的職業規範與培訓有關。押運員在工作中必須首先文明對待民眾，才能得到民眾的理解與配合。而通過計程之死，全社會應該廣泛關注押運員行業的管理問題，在追究押運員過度使用權力殺人的罪行的基礎上，從源頭上加強對押運員開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自由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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