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案件中，细节无疑是重要的，迄今为止，尚无公安部门对计程之死的权威鉴定结果，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计程是前来取款的储户，而非抢劫犯，押运员打死计程之后向110报案称其为抢劫犯显然有混淆视听的嫌疑，因为计程根本就没有做出哪怕最轻微的抢劫之举。当然，押运员有在运钞车受到威胁时开枪的权力，这就使得押运员打死计程事件与一般刑事案件有异；押运员在受到威胁或可能的威胁时，有可能做出错误判断，对无辜者形成误伤，这种误伤也与一般故意伤害有异。但押运员受到威胁或可能的威胁时，是否应该审慎使用武力，或者说应该如何克制使用武力，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事实上，计程是有错误的，当押运员对他提出警告时，即使计程有急事要出门，他也应该服从押运员的劝阻，这并无疑问，问题是，当他与押运员进行争执的时候，傻子也能判断出他并非抢劫犯，想抢运钞车的话，他不可能把时间用在与押运员的意气之争上，可是，对押运员来说，这种挑战似乎是同样无法容忍的，因为它冲撞了押运员所穿的制服代表的权力。
据说，在计程被打死之前与押运员有这样一番争执：取完钱后计程急急忙忙地和李正华往外走，突然就被押运员叫住： “别走了！”计程不明白怎么回事，他解释说，我有急事儿。押运员说：“你装逼啊，你走一步我就毙了你！”这位押运员身上没带枪，计程没管他，说，“我就走一步，看他怎的！”拉着李正华就往外走，见他不听劝阻，那名押运员向外喊了一嗓子：“来人！”于是另一名押运员就冲了进去，一枪击中计程面部。
无独有偶，不久前，著名童话作家郑渊洁先生也有过一次类似经历：
“今天下午三点，我在王府井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昨天，我接到王府井某银行一自称叫肖涛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其说该银行要送给金卡客户一件礼物，问我怎么能将礼物交给我。我说我明天正好去王府井一带有事，我去拿吧。有感于该银行的送礼，我带去一笔业务作为回报。当我在两点多到达王府井步行街那家银行门口时，一辆运钞车突然停在我身边，从车上跳下几名荷枪实弹的押钞员，其中一人使用粗暴的语言让我改道。我一边改道一边说：“不用这么粗暴啊。”运钞员说：“你敢骂我！”我说没人骂你。两个运钞员立即将手中的枪子弹上膛，两枝枪对准我的胸膛。我面无惧色抓住其中一枝枪口，顶到我的胸口，说： “请朝这里打。”我掏出手机，拨打110。我以为，一个公民，在王府井这种地方，是不可以随便被人用子弹上了膛的枪对准的。可能是他们怕110，他们退回到车里。我进入那银行找肖先生，不在。
由于我和记者有约，眼看到了约定见面的时间，我没有再理会他们。以前只是从报纸上看到押钞员杀害同事劫走整车钞票的作案经过，并未在意。今天亲身被押钞员用枪指，才领教一二。
活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被上了膛的枪瞄准。当时竟然一点儿不怕。
打电话将客户叫到银行来领礼物，然后运钞员在银行门口对着客户挥枪子弹上膛恐吓，这样的银行，以后我还敢再去吗？”原帖来自于网易社区。从这两起事件的发生来看，存在两个共同特点：一是押运员说话均显粗暴，动辄就会对平民施以粗口，使人难以接受，但押运员们显然都很习惯于这样说话；二是被警告人都对这种口气不适应，并且产生逆反心理，进一步做出刺激押运员的行为举止，郑渊洁做得更为大胆，直接把押运员的枪口拉到自己胸膛前，做英雄状：“请朝这里打。”
据说有法律规定在押运车三米范围内，押运员有权制止任何人靠近，郑渊洁先生可能曾经身处这个范围，不过，等到枪口指向他的时候，他可能已经移动出该范围，押运员把枪对准他的原因是认为郑渊洁骂了他（郑渊洁当场声明没有骂人），这就是过度使用权力，甚至是滥用职权了。
根据计程取款的情况分析，他可能尚未离开取款大厅，也就是说，可能并不在三米范围之内，不过，他显然没有象郑渊洁一样先听从指挥再与押运员争论，这就使案件变得复杂，从法律上说，押运员有自卫的权力，或者他可以辩解说，开枪之举是基于一种误判。不过，即使是对于有潜在威胁的人员，就一定要开枪吗？两个训练有素的押运员，难道就不能徒手对付一个小包工头，而非要用枪口和子弹说话吗？
更重要的疑问是，押运员的开枪之举，究竟是因为感受到威胁还是因为意气之争。如果押运员确实骂人在先，计程反击在后，那么，开枪之举显然有报复杀人的嫌疑。
关于押运车的警戒规定知识，目前并无全面的宣传，至少，多数人只知道要听从押运员指挥，但何者为正当使用权力，何者为过分使用权力，民众并不广泛知情，如果我是计程，我也有可能不听押运员指挥：我没靠近你的押运车，又不打算抢劫，你不好好警戒，你管我闲事做啥！
如此一来，祸端可能就会闯下，当郑渊洁抓住押运员的枪口，如果押运员指责他抢夺枪支，恐怕郑渊洁就百喙莫辩了，更何况，押运员一旦情绪不好朝他胸口开上一枪，那么，他可就连辩解的机会都没了，还不是想由押运员怎么说就怎么说！
有关押运车的法律常识普及是政府和银行不可推卸的责任，民众有义务服从押运员的正当劝告，但是，押运员更要明白，他们手中的枪主要是用来自卫，而不能对被怀疑者或发生口角者枪口相向，从不同城市里发生的计程之死和郑渊洁之怒来看，押运员的素质问题应当引起警惕。
计程的死告诉我们，即使民众有轻微违法缓和违规行为，枪也不可轻易动用，枪声一响，事情的性质就变了，当我们说起天安门事件，我们主要指1989年的武力镇压，而不是1976年对四五运动的镇压，1976年尽管处在毛泽东时代，但那时的镇压力量主要动摇的也只是大棒，而不是坦克和子弹，所以，六四镇压才成了整个当代中国的耻辱和专制强权的象征符号。无论如何，枪是不可以轻易使用的。
事后回想起来，郑渊洁先生可能会感到后怕，我们也要为他捏一把冷汗，可不要以为中国银行押运员的枪是烧火棍，秉承一种传统，他们是随时可以用来杀人的，即便你的行为并不当杀。而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现实中，也都可能成为小概率事件中的受伤害者，三个月前，当我从网上看到郑渊洁的遭遇，就对银行押运员充满了警惕，从那时起，只要在银行门口遇见他们，我就尽量躲开，一方面是配合其工作，另一方面，是怕那些性格火暴的银行押运员手中的枪走火，在中国，一旦不小心被“权”字头的什么人伤害，那可就不好争得道理出来，计程的死至今没有说法，就是一个例证。事实上，银行押运员大多属于这个社会中的下层，只有当他们戴上头盔端起步枪，打开运钞车车门的是，他们才会短暂地体会到权力的威严与神气，这时候，平时的失意与怨气可能就转化为粗暴的骂声，属于最典型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与中国社会普遍的权力优越感有关，对于执法部门的官员乃至一般小兵而言，动辄对前来办事的民众出言不逊，是一种并不少见的现象，尤其是在农村的基层政府部门，对于前来办事的农民进行呵斥与责骂是非常普遍的。
当权力自以为可以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时候，必须通过对权力的监督与约束，将权力和权力持有者关进笼子里。如今，计程的死尚未讨到说法，却已引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那就是押运员的开枪权限。职责所在，他们必须在工作中持枪，既面对可能的歹徒，更会面对众多的平民百姓，这就使得我们既要尊重他们的开枪权，又要警惕和监督他们胡乱开枪的行为。尤其是要加强对他们的素质教育和职业培训，不能因为你押运运钞车就可以破口辱骂平民，要知道，很多人对于粗暴辱骂的本能反应是回骂，这就使得押运员很容易与手中持枪的押运员发生冲突和纠纷，可押运员手中是持有杀人武器的！从计程和郑渊洁的遭遇来看，押运员可能普遍对开枪的权限理解过于宽泛，这可能与行业内的职业规范与培训有关。押运员在工作中必须首先文明对待民众，才能得到民众的理解与配合。而通过计程之死，全社会应该广泛关注押运员行业的管理问题，在追究押运员过度使用权力杀人的罪行的基础上，从源头上加强对押运员开枪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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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自由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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