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週來，人民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越來越緊迫、越來越具體。上個月，美國參議院以六十七票對三十三票的壓倒性多數同意將對中國課稅提案交付辯論。紐約州民主黨議員舒曼和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議員格拉漢提出提案，如果中國拒絕人民幣匯價，美國應該對中國進口產品課徵百分之二十七點五的關稅。雖然他們的提案並不具有法律效率，但是美國對中國拖延人民幣匯率改革越來越沒有耐心由此可見一斑。
市場對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期待也顯而易見。兩週前，摩根大通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龔方雄預測中國政府將在五月八日調整人民幣盯住美元政策。雖然這一預言預言沒有成為事實，但是卻引起了國際匯率和股市的好一陣緊張。近日高盛的經濟學家又發出預言，中國政府將借五月十八月日銀行間外匯市場擴容的機會進行匯率體制的改革。
雖然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迅速出來否認了這一預言的可能性，但是這種市場不斷預言人民幣匯率改革、中國官員不斷出來否認各種預言的現象倒也生動表現了市場對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期待和對中國政策不確定性的緊張。
雖然匯率改革是一個比幣值變化更加廣泛的概念，但是由於人們普遍認定人民幣幣值人為地被中國政府低估，所以對符合市場化要求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期待，在一定程度上實際等同於對人民幣升值的期待。
影響匯率變動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是市場預期常常在短期匯率的變化中起著決定的作用。有人戲言，市場預測一國匯率變動的準確性就如預測孕婦將要生產一般。預產期可能不盡準確，孕婦有可能早產或延後，甚至難產，但是孕婦在一個特定的時期內即將分娩則是確定無疑的。市場預期的這種準確性首先來自於預期自身的理性，來自於人們對經濟活動和匯率變化規律的分析。以此次對中國匯率的市場預期為例，中國長期持續的經濟增長、外貿順差和外匯儲備，這些都是人們預測人民幣升值的理性基礎。
當然，人們不應該排除貨幣投機者在匯率市場上的作用。但是歷史證明，投機者大多是在貨幣升值或者貶值的幅度和具體時間上投機。對一國貨幣幣值變化的基本方向而言，投機者操縱市場的可能性不大。不僅如此，中國仍然是實行對資本流動嚴格控制的國家，這種對資本在國際間自由流動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貨幣投資者活動的空間。
相反，像中國政府目前所做的那樣，通過超經濟的強制來對人民幣幣值進行控制，只會加大市場的預期壓力，從而鼓勵市場投機。因為大家都明白，政府控制匯率是有代價的。當這種控制的成本高到不能承受的時候，控制自然無法繼續。於是，人們會不斷積累這種升值的預期，這種預期增值的壓力將使貨幣投機活動有增無減。與此同時，一些正常的經濟活動則會由於幣值的不確定性而受到負面影響。
其實，改革人民幣匯率制度並且允許人民幣隨著市場的要求升值對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是有利的。正如不少經濟學家們所指出的：這樣做有利於減輕輸入型通脹壓力，緩解國內原材料和能源供應緊張的狀況；有利於增強國內居民的富裕感和實際富裕程度，提高普通民眾的生活質量；有利於提升人民幣在國際市場的購買力，實現外匯儲備向資源儲備的合理分流；有利於加速調整貿易結構，為今後中國持續高效的出口增長創造條件；有利於更加合理地利用外資，鼓勵跨國公司對華合資企業技術轉讓；有利於銀行改革，包括吸引境外戰略投資者，提高海外上市融資金額，促進不良資產外銷等。
中國政府反對人民幣升值的一個重要理由是反對國際壓力。其實這個理由是站不住腳的。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一個國家的匯率會對其貿易和投資夥伴國產生重要影響。尤其是一個國家的政府如果長期採取超經濟的手段對抗市場力量，更有可能被其他國家視為不公平競爭。正因為如此，匯率協商機制已經成為經濟全球化情況下的一項經常性國際間的合作。其他國家對中國貨幣政策的評論和期待，應該是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正常現象，不應該成為中國政府拖延改革的理由。更何況這個改革對中國本身是有利的。這種貌視維護國家主權的大政府虛榮心態，實際上正在給中國的發展帶來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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