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來，雖然已進行多次精兵簡政和機構精簡，但任玉嶺認為沒有達到預想的效果：1979年，中國在編幹部為279萬人，1997年擴大到 800多萬人，權威人士估計，中國僅縣和縣以下由農民養活的黨政幹部目前高達1316.2萬人；當今吃「財政飯」的總人數已高達4572萬人；另外，還有 500萬人仰賴於政府賜予的權利實行自收自支。
任玉嶺說，我們的官民比已達到26︰1，比西漢時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改革開放初期的67︰1和10年前的40︰1相比，吃皇糧者所佔總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也是史無前例的，令人堪憂！
任玉嶺認為，官位多不僅造成機構臃腫，還造成很多該放的權放不下，該經管的又無人管；而且官多了消費就多，據報導僅機關的車費、招待費和出國培訓考察費，全國已分別達到3000億、2000億和2500億元，其中主要是被各級領導幹部消費了；加上陞官快、陞官易的導向也給社會帶來了較大影響，跑官、買官、賣官現象不時發生，帶來了腐敗。
任玉嶺提出，要實現精兵簡政的目標，必需要從精官和減官做起。精兵簡政之所以越精越臃腫，越簡越多，就是因為有官位不斷增多－－造成機構不斷擴大－－又引起人員不斷增加的惡性循環存在。因此，要從源頭上切斷這個循環，就要精官和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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