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都是化學教師。在「四清」運動中，不知道為什麼他們被「下放」到了農村，我那時剛上小學一年級。
雖然到了農村，可父母仍在公社的中學任教。當時的農村，連個廣播站都沒有，信息交流很落後。有一個星期天，父親去城裡買回了一臺「多美」牌收音機。後來聽父親說在我們公社有「多美」牌收音機的可能就一兩家。
農村生活單調，自從我家有了收音機，住在周圍的學校老師和農民鄰居隔三差五的要來聽聽「戲匣子」。父親是個熱心腸，常把收音機音量放的很大，以便鄰居不用來我家也能聽到廣播。年輕時的父親曾在「抗美援朝」的戰爭中作過英語翻譯。當聽膩了「老三臺」（中央、省、市電臺）的節目時，他就把頻率調到了美國BBC廣播電臺。由於父親已習慣了大音量， 雖然母親時不時地提醒他：小聲點，人家別人聽不懂哎。可是有時我在院子裡跳皮筋，仍然聽到那「嘟嚕嘟嚕」的廣播聲。
後來，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突然有一天下班，只有媽一個人回來。
我問:「我爸呢？」
媽媽說：「他被抓起來了！」
「誰抓的？」
「紅衛兵。」
「為什麼？」
「他們說你爸偷聽敵臺」。
「什麼敵臺？」
「就是BBC廣播電臺」。
「 誰告訴他們的？」
「宋老師」（我家鄰－我稱他宋叔叔）。
「爸爸是好人我要找他們把爸爸要回來。」媽媽膽子很小，連忙說：「孩子千萬別去，說不定他們把你也抓起來。」就這樣爸爸在學校的一個小房間裡一關就是三年。每天媽媽去給他送飯。
後來聽同學說我父親是「反革命」和「階級異己分子」。我們姐弟三人也自然而然的成了反革命的狗崽子。幾乎每天上下學都有同校的同學（我在班裡一直是好學生，老師和同學都同情我。）往我身上吐唾沫並加上一句「狗崽子」，甚至有的拿小石頭打我。一天我問媽媽「反革命是什麼意思？」
媽媽說：「就是壞人」。
「那我爸也不是壞人啊？」
「可他們硬要說他是壞人」
媽媽嘆道：「哎，就不該買那收音機」。我說：「可是收音機又沒錯誤」。對「階級異己分子」我也問過母親。可是一直到我參加工作時，對這個在我腦子中打下深深烙印的詞的準確含義仍不得而知。
父親對我們姐弟３人要求很嚴格。他要我們不撒謊，做人要誠實。有時是過分的嚴厲，比如吃飯不准挑食，又不准掉飯粒。 吃飯時不許隨便說話（專心吃飯有益消化）。
我實在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把他整成「反革命」和「級異己分子」。
夏天的一天，晚後天剛落黑，母親看上去很不舒服的樣子。 我問：「媽你怎麼了？」母親強忍著淚說：「天黑以後要們來抄家。」當我知道抄家就是把家裡的東西都搶走。
我又問：「誰說的」
「有人悄悄訴我的。」
這時，母親全身開始發抖並哭泣。我是家中的長女，我強給自己撐著膽對媽媽說：「別怕家裡還有我呢，他們不會來」。 這時，外面下起瓢潑大雨，母親嚇的不到半小時就要小便一次。我就把尿罐提到炕跟前，以便母親不至於尿褲子。這時的母親已 泣不成聲，不停的抖動，雙手冰涼。我說：「媽，別怕，有我在你身邊。」我把燈關掉，對他說：這樣我們在暗處他們在明處，他們不知道屋裡的情況，不敢輕舉妄動。實際關燈的另一個目的是不想讓母親看到我那並不鎮定的表情。
我多想依偎在母親的懷裡說一聲：媽我怕，可我不能，我要挺過來。我想起了上小學一年級父親給我改名字的情況。那天剛放學，父親表情嚴肅的說：「立立過來爸爸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告訴你。」我瞪大了眼睛看著：「爸爸決定給你改名字。」「改什麼名字」別緊張，你還叫立，但不是美麗的麗，而是站立的立。「為什麼？美麗的麗好啊？」「站立的立更好。你將來要頂天立地。所以要改成站立的立。」我當時心裏並不高興。站立的立一點也不美，哪有女孩取這個名字。我又怎麼能頂天立地呢！父親的嚴厲告訴我：父命不可違。 想到這，我很感激父親，我雖然不能頂天立地， 但我要起到家裡頂樑柱的作用。我的父母不信神, 我也不知道是否有神佛。我當時想：如果真有神佛，那就請你們可憐可憐我媽,別讓壞人來我家抄家。
母親不停的坐在尿盆上，但實際並沒有幾滴尿。身上還是在發抖，可我已鎮定了許多。我反覆的對母親說，他們不會來，他們不會來。就這樣一直折騰到凌晨兩點多鐘。母親工作了一天，也是哭累了，她睡著了。我也坐在椅子上，扶著炕沿睡了。也許是我的誠心感動了神佛，那晚惡人沒來抄家，以後我家也沒被抄過。
在父親被關押的第２年，有一天送飯回來，媽媽心情沈重的對我說：「爸爸今天掉眼淚了，他被他們打得很重。我不敢多問下去。 我知道自從他被迫關押後，什麼批鬥、掛牌子、打罵的事常常發生。父親的性格剛強，若不是萬分痛苦他不會落淚的。這也是我知道的父親唯一的一次落淚。 第二天我上學時有同學悄悄的告訴我：昨天夜裡他們把你爸打得很厲害，好多人都聽到你爸喊救命了。我真後悔我怎麼睡得那麼死。什麼也聽不到。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救了他，但我一定會去，因為他是我父親。
直到今天，父親後背上還留有許多傷疤。弟弟妹妹曾疼愛的撫摸著父親背上的傷疤，而我卻沒有勇氣再去看清那些痛苦歲月的痕跡。因為它們已深深的刻在了我的心裏。
後記
在父親被關押兩年後，當時舉報父親的宋老師因學校反革命名額不夠，紅衛兵把他也給打倒了。我參加工作好多年後，有一天回家，看望已退休的父母。父親哀嘆人生苦短。我一問才知道，當年打他最重的兩個學生一個在一年前騎摩托肇事死亡。最近又聽說這個是癌症死亡 。他們那時剛40 歲左右。我隨口說了一句：「報應，真是上天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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