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佔有」利益的方法論。
做為客觀事實的人是一個一個的，共同佔有的最終還是得落在個體頭上，所以共產主義做為佔有方式若不是存在在自然自發的之中做為特定的一種，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要想讓不能自立的事自立起來，就非藉助外力來實現不可。
這樣，實踐中的「共產主義」就是一種如何攻擊的學說。
「共產主義」做為人類文化的一個支流，做為一個特定的道理，它就是----發動攻擊的法理根據，從攻擊裡，從專門傳授攻擊的教導裡，怎麼可能酵發出「丟臉」這種感知呢？
「丟臉」得有臉可丟，能被丟的臉不是每天被洗的那張臉，它是被一點一滴培育而成只存在在心靈內的一種感知，要不人下了生要七、八年後才知道什麼是害羞呢？可見羞恥心是從心靈內部發生出來的，是一種特殊的情感。這一情感假設了一種環境標準，來做個人行為出發的根據，凡是豐富了這個標準的，就激起一種自豪、榮譽的滿足情緒；凡是行為損及或違背了這個標準就情不自禁的激起一種慚愧、羞恥的情緒----自己對自己的責備。
自己有與周圍不相協調的行為----這必須有一個參照系，做為公共標準的參照系是哪裡來的呢？----
它就是對自己是人類成員的肯定：個人是人類成員，這一點並不是由自身造成的，這是個事實問題，是由事實性決定的。但知道自己是人，知道自己是人----人一個物類，自己是人的完整意思是：這個物種中的一員，是類裡的一個分子。物種具有的種性才是自己做為一個事實的條件。知道自己，知道自己是物類裡的一個分子，卻非要靠自己內部的知覺不可。所以說：羞恥心是文化培養的結果，是學養。實際上的人，並不必定在公共之中才發生羞恥情感，獨處的條件下照樣可能發生，有時會更強烈，更難以抑制。
比如伯夷和齊叔，周圍環境中並不存在使他們感到羞辱的參照物，沒有這種逼迫，他們所以對以暴易暴感到羞恥，完全是來自內在的一種壓迫，這是哪裡來的，怎麼設定的？這就是個人的知識、修養，只有知識才能把人帶進不同的境界，境界也就是理性開發所達到的階段。人們自已並回答不出，且從來也沒有故意去做這種努力。正確的認識造成的是良知，不正確的知識造成的不是良知。
人與自已的關係其實也是對象性聯繫，人是把發生感知的那個能力設定為「我」的（發展心理學），因而人對「我」的經驗是包含著許多對等事實的並列承認----
它就是良知的根據。
這一點並不需要深奧的訓練，從自我感知一形成它也就伴隨形成，所以說人類公德只有一個，但凡理性正常的人就都能培養起來。
這才有孔聖人的「知恥近乎勇」，一個人在任何條件下都不去做讓自己感到恥辱的事，那不是勇嗎？文天祥是勇者，他的勇不就是不羞辱自己嗎？
再看看我們全山東的驕傲----張自忠將軍，政府委他當省長（河北）、市長（天津、北平）以應付敵寇，這是光明又正大，國人不解會有政府出面解釋，可他卻是先從自己恥了起來；抗戰尚未成功，他感到是自己盡責不夠，每日裡反省自責，唯恐對不起民族，對不起同胞，所以才有湖北老君廟一役，張將軍以上將總司令身份與士兵一樣與敵人刺刀肉博，就在要嚥下最後一口氣時他念道的還是「要對起民族，對起領袖！」張自忠從五六歲就受到嚴格的教育。他有學養。
知恥近乎勇，偉哉孔子！
恥乃是一種內感才有的情愫，沒有足夠的知的訓練哪來的對恥的知覺呢？我那老鄉範英著君責備他的老鄉李肇星不知什麼是丟臉，我倒要責備我的老鄉怎麼對著還沒長臉的地痞叫他知道什麼是丟臉呢？！
嗚呼！李肇星就沒有臉，你叫他知丟個啥？
縱觀李肇星又是「詩人」又有一次次的「機智」巧辯，不難為他的話找到一個出處----一九六六年的「聯動」。
外長這個職務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舉足輕重的，應是學養的代表。秘書長安南與李肇星是「召開」記者會，不是做為記者去「參加」記者會。要麼你不開，只要你開了，你就只有誠誠懇懇做答的份，沒的發問的份。李肇星有發問的份那還叫李肇星召開的記者會嗎？只有記者才能發問，這李肇星連自已的地位都弄不清，他幹的什麼外長呢？
固然做記者也有高下資深資淺之分，但卻不能說不讓閱歷不夠的人不去提問，記者的提問資格既不受本身學養高低的限制，也沒有提問界限的束縛，記者不是官員，記者除了對新聞的真實性負責，並不對別的負責。
李肇星和那唐家璇一樣：抱著個驢腚還當是得了便宜賣了乖，在那裡親起來沒完，把自己的鍋都砸了還美的不知那根筋跳個沒完，倒真有點《四世同堂》那大赤包的味道。
這共產黨裡是真有人物！
下次代表大會選大赤包當總書記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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