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大字報?《現代漢語詞典》上沒有條文，洋洋千萬字的《漢語大詞典》上沒有解釋，修訂後的《辭海》、《辭源》上也查不到。是這些著名辭典的編纂者們的無意疏忽，還是實在無法作出解釋而棄之不錄，不得而知。
大字報產生於何時?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在談到農村推廣大字報的好處後說：「中國自子產時就產生了大字報。」子產是春秋時期鄭國人，如果這樣的話，大字報的歷史可謂久矣。從其形式上講，古代的揭帖與大字報頗為相似。揭帖者，就是張貼的啟事。要追根溯源，大字報真是源遠流長、歷史悠久。
大字報的盛行，始於1957年那場後來被稱為「嚴重擴大化」的反右派運動。
最早出現大字報的高校是北京大學。
5月19日清晨，第一張大字報出現在北大大飯廳灰色的牆壁上，內容是質問北大團委出席共青團三大的北大代表是如何產生的。可惜，這張大字報在當時的報刊書籍中都沒有登錄下來，使我們今天無法知曉它的全文。接著，哲學系的龍英華也貼出了一張大字報，建議在牆上開闢一個民主園地來展開爭鳴，協助整風。
隨之，一張一張的大字報相繼貼了出來。這一天，後來被北大的學子們稱為「五一九運動」。
大字報不僅顏色是五顏六色，有紅的、綠的，也有用舊報紙寫的；形式也五花八門，短文、雜文、口號、對聯、漫畫，不一而足。
在1957年那個熾熱的夏天裡，有人因寫大字報而成了「右派」，也有人因別人大字報的揭發、批判而成「右派」。大字報作為一種武器，實際上既不利於資產階級，也不利於無產階級。表面上看來，利用大字報加上別的武器，取得了反右派鬥爭的勝利。但是，這個「勝利」付出的代價卻是十分慘重的。不要說那50餘萬被錯劃為「右派」的人的悲慘遭遇，就對我們年輕的共和國而言，這些人中，不少是有才華的知識份子，他們被劃為「右派」後遭到了各種各樣的處分，使他們難以獻出自己的寶貴才智。更重要的，這場嚴重擴大化了的鬥爭，使黨對我國階級鬥爭的形勢做了嚴重脫離實際的估計，給知識份子重新戴上了「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帽子，造成了指導思想上「左」的錯誤。
在反右派鬥爭中，伴隨大字報的廣泛使用而產生的是大辯論；在大辯論中，大字報又常常被用來作為辯論的手段。加上在此之前出現的大鳴、大放，於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四大」，在高等學校和黨政機關中被廣泛使用。這樣，人為地造成了全國性的政治緊張和不穩定狀態。反右派鬥爭的擴大化有多方面的原因，而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在運動中的廣泛使用，是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的一個重要因素。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作為右派份子「向黨進攻工具」的大字報，在反右派運動中卻成了反擊右派「進攻」的武器，並且得到了最高領導人的一再肯定，甚至被讚揚為是「一種極其有用的新式武器」。此後，在整改、「雙反」(反浪費、反保守)、「大躍進」運動中，大字報得到了廣泛使用。當時的宣傳輿論工具也對大字報的功效一再推崇，大字報的作用被吹得神乎其神、玄而又玄，在那個創造神話的年代製造出一件又一件滑稽的事情來。
「大躍進」運動之後，大字報曾一度沉寂了好幾年的時間。然而，「文化大革命」之後，自北京大學的聶元梓等人貼出所謂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開始，大字報的狂飆再次席捲中國。在「文化大革命」這個大動亂的年代裡，大字報製造出了一個又一個悲劇，一樁又一樁冤案。個別人因為寫了一張「革命」大字報而飛黃騰達、青雲直上，而包括國家主席在內的許多人則被大字報誣陷為「叛徒」、「特務」、「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等被打倒在地，並踏上一隻腳，弄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所謂「文化大革命」，同「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分不開的。「文化大革命」為「四大」的使用提供了廣闊的舞臺，而「四大」又使「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動亂局面不斷加劇。事實證明，大字報看上去有利於揭露矛盾，實際上容易被一小撮野心家、陰謀家所利用，當做篡黨奪權的工具。以大字報為中心的「四大」，不但沒有發揚民主，反而使民主與法制都受到嚴重破壞，造成了全國範圍的大動亂。當年流行一句頗為自我安慰的話，叫做「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前半句很快實現，後半句卻成了空中樓閣。當年還有一句流行語，叫做「『文化大革命』看起來是亂了自己，其實是亂了敵人」。實際上，不論是「看起來」，還是「其實」都是地地道道地亂了自己，真正的敵人躲在旁邊，他們才高興中國大亂呢!
大字報表面上看來誰都可以使用，但事實絕非如此，且不說那些已被劃出人民隊伍之外的所謂「牛鬼蛇神」沒有張貼大字報的權利，就是對「文化大革命」有不同看法，對權傾一時的中央文革小組稍有不滿，或對有些掌了權的「造反」新貴有些看不慣，但還是位列於人民內部的人，一旦把自己的看法、不滿用大字報表達出來，頃刻之間就變成了「反革命分子」，發配到了「地、富、反、壞、右」的行列中去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人民代表選出的堂堂國家主席，在受到誣陷的時候，貼出一份答辯的大字報，不是貶眼之間被撕成了碎片麼?
大字報的最主要功能，一是揭露，二是批判，前者可以無中生有，斷章取義，後者可以隨意上綱上線，亂扣帽子。不論哪一種功能，基本表現方式都是片面和不實之詞，容不得被揭露、被批判者的申辯與反駁。所謂用大字報的方式開展大辯論，實則是大批判，大量的冤假錯案就是這樣製造出來的。
「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大字報幾乎有一個固定的格式，先是以語錄開篇(當然是擇其所需)，接著寫一通形勢大好，然後筆鋒一轉，抓住被征討者的隻言片語，或斷章取義，或張冠李戴，或無中生有，或牽強附會，再佐以「砸爛」、「橫掃」等「革命」語言，隨意上綱上線，任意口誅筆伐，欲置被征討者於死地而後快，用當時的時髦語言說就是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其永世不得翻身」。可以說「文化大革命」導致了大字報的惡性發展，而大字報的惡性發展，又加劇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動亂局面。
大字報所產生的各種消極作用，除了其本身這種形式不足取外，更主要的是由於它被用來發動政治運動，進行政治鬥爭，成為達到某種政治目的的手段。而這種政治運動，又是在「左」的指導思想下發動起來的。正因為如此，大字報除了人為地製造階級鬥爭，破壞人民內部的團結外，很難起到什麼好的作用。至於「文化大革命」中那些直接受命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大字報，更是他們打倒老一輩革命家，實現其篡黨奪權陰謀的工具。
大字報表面上是發動群眾，發揚民主，實際上是利用群眾，壓制民主。大字報的盛行，與中國政治舞台上大刮「左」風是密不可分的。什麼時候「左」病厲害，什麼時候大字報便行情猛漲；什麼時候「左」的東西有所收斂，什麼時候大字報便蕭條不景氣。一部大字報興衰史，就是一部「左」病對中國的危害史。
誠然，在個別問題上，大字報發揮過積極作用，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大字報也曾被人們利用來作為反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武器。但是，大字報作為所謂體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四大」的最主要方式，從總體上講，其消極和破壞作用，要遠遠大過它的積極作用。
到了1975年，大字報已成了強弩之末的時候，卻被寫進了堂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裡。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人們對「文化大革命」反思的深化，大字報的弊端也逐漸為人們所認識。
在1980年的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譚震林在書面發言中深刻指出了大字報這種「大民主」的本質。他說：
「『四大』根本沒有民主的意義，而是文革小組強有力的棍棒。文革小組需要打擊誰，一夜之間滿城大字報。受到大字報揭發、批判、打擊的同志，個人任何辯論的大字報，不管寫了幾張，是貼不出去的，即使貼上了，也立即被別的大字報所覆蓋。因此，不能說它是『大民主』，不能說取消『四大』，就取消了『大民主 』。」
1980年1月中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幹部會議上，鄧小平做了《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在講到「四大」問題時，他指出：
「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是載在憲法上的。現在把歷史的經驗總結一下，不能不承認，這個「四大」的做法，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從來沒有產生積極的作用。應該讓群眾有充分的權利和機會，表達他們對領導的負責的批評和積極的建議，但是「大鳴大放」這些做法顯然不適宜於達到這個目的。因此，憲法有關「四大」的條文，根據長期實踐，根據大多數幹部和群眾的意見，黨中央準備提請人大常委會和全國人大審議，把它取消。
在1980年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中共中央正式作出決定：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建議，取消公民「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的規定。
這年4月8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在一個星期的會議中，討論中共中央關於取消「四大」的建議，成為一個重要議題。
在這些人大常委中，對「四大」的危害可謂有切身的體會，談起當年那些「炮轟」、「勒令」的大字報，委員們會依舊心有餘悸，不寒而慄。
在發言中，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副主任楊秀峰，從法律的角度闡述了取消「四大」的四條理由：
一、憲法中已經明確寫明「公民有言論、通信、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罷工的自由」，這些規定保障了公民應該享有的民主權利；而「四大」卻相反，妨礙了公民應當得到的正當的民主權利。
二、把「四大」寫進憲法中，使少數壞人在法律上有了可乘之機，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打著「四大」的旗號，製造事端，向無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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