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XXXXX是個典型的白痴，我已經濾掉了……今天這些民運小丑們有那樣的膽量嗎？一個個用個假名，像個縮頭烏龜一樣躲在網路後面罵罵GCD，或鼓動民眾上街，算個什麼東西。」，言下之意，似乎這位以「LOGIC」化名上網的「黨國邏輯」自己使用的還是真名，不是縮頭烏龜。
看到有關張藝謀的出爐新聞，新聞中說張藝謀把某些「惡意批評」打成「變態」，竟然和ＡＣＴ上的「網流」「黨國邏輯」相似的口氣，覺得有點可惜。我至今仍喜歡看張藝謀以前拍的電影，直到他去搞那專為權貴服務的，在紫禁城內演出的《多爛都》，從那時開始，我就不再去看張藝謀主導的任何電影。
在文藝復興時代的歐洲，向權貴靠攏或受宮廷豢養是許多藝術家要出人頭地的唯一生路，那是五六百年前的，在今日許多黨國人心目中，仍屬化外異蠻之歐洲；
人類在邊殺邊學中發展到了二十一世紀，許多成功的或不太成功的藝術家雖然仍有必要應酬一下權貴，或受納稅人或基金會的「豢養」，其真正的衣食父母卻必須是真正的普羅大眾。
在今日社會中，向權貴靠攏，其風險或許更大於數百年前，向一個名聲欠佳的權貴靠攏，更可能是最佳的票房毒藥。
政治手段中很有效的一種是利用名人效應，這是中共在六四屠城後為洗脫自己血腥形象，開始不計成本地以豪宅厚利拉攏海外名人為其包裝的原因之一，其最出名者有查良鏞和楊振寧；中共從一年前的申辦二ＯＯ八年奧運「贏了」和今年上海申辦八年後的世博會的「勝利」看來，某些黨奴不免會為中共詐術的一再成功而感到飄飄然，於是就有香港著名藝人梁朝偉在他有份演出，張藝謀導演的《英雄》首映禮時期出聲扮演黨國鸚鸝，公開為六四大屠殺「正名」，聲稱中共在六四時屠城為殺得有理。
此言一出，引來很多抗議聲，梁朝偉的公眾形象，一落千丈，可屬公眾人物作形象自殺的一個典範。
再看張藝謀，把某些批評稱為「變態」，實在是大失身份。身為黨國御用電影「大師」，竟然對某些黨國記者特有的流氓式發問，耿耿於懷，突現出黨國名人氣量狹窄的特色。
演藝界和娛樂圈，都是是非口舌特別多的場所，既然成了名人，就免不了有被人讚彈的酸甜苦辣和喜怒袞樂；剛被在上海發了「洋財」的德國人送上「大師」銜頭的張藝謀，可能是樂極忘形下而惱羞成怒。
多謝加拿大的開放環境，能容耐一些屬於真正百花齊放、言無禁忌的藝術組織存在，使我最近能有緣看到某些真正世界級的電影大師，包括日本的黑澤明和舊蘇聯的《安德烈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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