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们要何去何从？（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6年03月18日讯】最近和Paul郑褚就爽丫山的故事发生了一些争论，其实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是否支持国企改革（本人看来，目前，岂止需要国企改革……）。更多则是因为各位田园自由经济学家及铅笔社er们谈论到国企工人那一副轻佻的嘴脸，对于国退民进过程中资本方及政府各种毫无公义良知的行径选择性失明。对于国企工人一竿子打死，统统归为游手好闲的落后生产力，该被市场车轮碾轧的loser。这，是作为一个曾经的工厂子弟最不能接受的。
先简单讲讲家史，我爷爷是12岁进入江南造船厂当学徒童工，在日本人手下学到了冷作技术，49年后作为技术工人骨干，50年代从江南造船厂调往武汉锅炉厂工作。65-66年，筹备三线建设，作为厂长，来到成都周边最远的某县，在距离县城10公里左右三面环山的小山沟，筹建了这座生产军工压力容器设备的工厂。与此同时，举家也辗转由上海至武汉再至此地。我的父亲则在这里读完了初中、高中上山下乡当了知青，77年恢复第一届高考，考入重庆某大专院校，毕业后在长航局工作，后又因爷爷重病调职回厂，从事射线勘伤工作，直至退休。自1965年起，陆续大约又有近1000天南海北的外地人，亦是自1955年后便携妻带子四处漂泊的老工人。创业之艰辛自不必说，到我出身之时，本厂已基本完成“军转民”改革，专业生产热电密封压力容器设备，职工规模达到3000人，家属区人口近万人，中型国企，亦是全国热电产业排名前10的产业。
80年代初，我出身在职工医院，从我出生开始便住的是厂里分配的公房，50㎡，一套一的筒子楼，没有卫生间，带个小厨房，一住就是12年，直到95年住上新修的房改房，67㎡的套二。
80年代父亲收入在80-100元，母亲则在50左右，加上劳保补贴（我父亲从事有毒有害工种）10元左右，记得每月房租金大概在20元，一家三口伙食开销大概在50元左右，一个月下来能剩得了10多块钱，日子还能凑合，而我家在这个3000多人厂里算是殷实之家。隐约记得每年最大的礼物都是在过年前，一家人去成都买一件新衣服，因为平时都是穿的旧的。
正式记事已经是90年，工人阶级的地位在这个国家里也一天不如一天，收入增长的速度已经远远赶不上物价增长的速度，陆续有外地企业下岗工人的悲惨故事辗转传到父母耳中。他们很心慌，我现在依然记得当时晚餐时父母的对话，但是又有什么法呢，除了节约还是节约，92年-98年之前，此时父母工资收入大概在400元左右，一月下来节约大概也就100多。此时，也有私企跑到工厂挖我父亲的，开价是2000底薪。但是这一走，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公租房是住不成了，我的子弟小学、初中也要收费也要涨价了，东算西算，还是只能在厂里继续干着。好在98年之前，热电行业效益还行，厂里也没有亏损，生活勉强维持吧。此时，我家在厂里依然算是殷实之家。
真正的危机来临是98年，那年我考入邻县的重点高中，学费加择校费每年4000元，告别了父母与家乡的初恋女友，每周怀揣70元的生活费住校。父母收入当时涨到了1500元左右，但从初恋女友的来信里，我得知她的父母已经下了岗（厂里叫内退），而且国家并不提供低保，仅有200元的内退补贴，而学费每年500元的厂子弟中学也因为国家要减负而直接解散，她正那时处于失学状态，至今记得她信里提醒我要好好学习，争取以后考个好大学出人头地，不要再花精力在谈恋爱上。那段时间在我记忆力总是灰蒙蒙的冬天景色，我跟着父母参加过几个退休老邻居的葬礼，他们有的来自湖南、有的来自广东、有的来自上海，从繁华之地奔赴穷山僻壤，来的时候怀抱着一腔热血建设三线，死时大都缺医少药埋骨在工厂背后的青山之上。当年他们的梦想破灭了，国家对他们的承诺也反悔了，他们也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死掉了。
后来通过阅读及父母交谈得知，那段时间开始调整产业结构，一批效益不好亏损的被国家抛出去，而盈利的继续保留国企身份，这就是所谓第一次“国退民进”大潮。同时，热电项目作为落后产能，被大规模的砍掉，热电项目砍掉生产热电设备的工厂效益自然急转直下。下岗、减员增效、结构调整，这些代价身为工厂领导的厂长、总经理们，并不需要负担，反正就算是破产了，他一样可以再调到其他厂继续做他的领导。作为控股方的国资委的工作人员，同样不需要负责，他们依然可以继续他们的小日子和仕途前程。
而从事一线生产的工人则需全额埋单。厂里下岗工人，有技术的去私企的混的也还不错，工资收入却有提高，没技术年龄又大的，怎么办？做小买卖，厂区里就那么大点消费容量，去县城里做生意又没本钱。怎么办？扫大街的扫大街、蹬三轮的蹬三轮，当保姆的当保姆。据后来我认识的其他成都东郊厂矿子弟说，当时他们厂的下岗女工，当舞女的也不占少数。可惜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封闭的三线厂里，就算当舞女，也难以活命。看到那些田园自由经济学家们一副轻松戏谑的说出：“就怕国企身份不在，铁饭碗不保。”我倒真想问问：45岁的老中年工人，体力下降，肩不能抗手不能提，长期从事单一技能的工作，临到一天突然下岗，你倒是给他们找个合适的出路？
当然，比起东北甚至成都东郊的厂矿，这个厂绝对也不算最惨的，下岗工人比例大概还不到20%，好活赖活，轻微亏损的这个工厂在第一波国退民进的大潮里还没倒下。03年以后，由于全国性的电荒，热电产业重新抬头，那算是90年代后本厂的黄金时代。订单不断，自然收入有所增长。不过在05年我大学毕业时，我父亲收入大概在3000元左右，母亲也大致在一水平。此时，成都的房价每平米也大致为3000元，而我大学的学费则是一年6000元。那个时候，也有私企、民企挖我父亲，开价月薪10000元。其实，当时父母盼着改制，因为是工程师，改制后能够带来的收入增长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如上所述，盈利的国企，国家暂不会改制。
改制的机会在09年来临。本厂迎来了第一位民企主人，不过结果让所有人失望。据厂里的当时游行时的散发的传单数据显示，07年-08年厂里的订单足以实现盈利，奈何此时银行坚决不给本厂提供贷款，无法购买钢材开展生产。而入住本厂的民企经营者，本是县城一地痞，靠承包火葬场发家，后与国资委某些人勾结，恶意将这个原本盈利的厂做成亏损企业，最后仅以1亿元低价收购。这种手段，在其他地方已屡试不爽。买厂以后也并不恢复生产，而是准备变卖厂里设备材料而已。加之，当时远低于成都市赔偿标准的工龄买断金，工人上街自然理所应当。第一次购厂闹剧在2010年落下帷幕。被折腾了一年的工厂自然也无力回天，从一个盈利企业到破产企业仅仅一年。此时，那个收购通钢的那个企业出手了。
建龙集团当时给出了工人们相对认为合理的买断工龄方案与劳动合同，但是这个价格绝没有高于成都买断工龄标准一分钱，工人比起被大小五毛痛骂的“钉子户”们要价的能力与手段差了很多。并且在2011年后恢复了生产，厂里除了部分能力与工作态度较差的工人被淘汰之外，大都能签合同重新上岗。那段时间也是我老爸的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55岁有毒有害工种提前退休，作为技术骨干返聘，拿了双倍薪水，月入约12000元。两年后，也就是2015年，整体制造业危机来临，热电行业自然也摇摇欲坠，建龙集团对于该行业本身也是外行，产品竞争力落后，订单也急剧减少，也无心生产，靠倒卖合同勉强支撑，工人大部分也是出于半停工状态拿着1000多的待岗金。父亲的幸福时光也就到此为止，现在每天闲在家里，就在家里看看电视剧发发牢骚。我曾叫他如果太闲，就去跑跑UBER，散散心，答曰：太累了，一辈子了该休息了。。。。
最后再画蛇添足说两句：田园派们经常分不清，希望国企死和希望国企工人死，是两码事。两桶油、电信、移动这些著名寡头与大量的三线厂、穷国企又是两码事。著名的公运人士，韩东方先生所言，中国的劳工问题在于两点，待遇太低，正常表达渠道太少。就我亲身的经历与感受而言，大部分国企工人，在没逼到所有路都被堵死的时候，在没有快面临饿死的时候，也绝不会上街。被打死的通钢总经理可怜，但是那些没有退路要被饿死的工人就不可怜？在没有打死总经理前，通钢的工人们的合理要求谁听到了？谁在意了？谁又愿意为其埋单？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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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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