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魏征去世后，太宗皇帝到朝廷处理政事，对朝臣说：“人用铜作镜子可以使衣冠整齐；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兴亡；用人作镜子，可以看清得失。朕曾依靠这三面镜子，以防止自己犯错误。现在魏征去世，我失去一面镜子了。朕最近派人到魏征家里，得到他遗表的草稿，只有一页纸，才写了一半，其中可辨认的几行字说：‘天下的事情，有善有恶，任用善人国家就安定，任用恶人国家就破败。公卿大臣之中，陛下对他们的感情有爱有憎，往往憎的只看到他们的恶，爱的只看到他们的善。爱憎之间，应当审慎。如果爱而知道他们的恶，憎而知道他们的善，除去恶人不犹豫，任用贤人不猜忌，国家就能兴旺发达了。’遗表的大意就是这样。朕思考这事，自己恐怕不能避免魏征所说的这种过错。公卿侍臣，可把魏征的这些话写在手板上，知道朕有这种过错，一定要进谏。”
唐太宗李世民即皇帝位后，借鉴前朝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认识到一个人不能独断天下之务，要治理好国家，必须依靠忠良辅弼，听取臣下的谏议，修正为政方面的过失。于是，便拜魏征为谏议大夫。魏征任谏议大夫后，为了唐朝的长治久安，使太宗少犯错误，在居安思危、施行仁义、去奢就俭、轻徭薄赋、举贤任能、斥佞退邪等方面提出了大量好的意见建议。
有一次，皇帝问魏征说“做君主的人用什么方法能做到明，犯什错误会导致暗?”魏征说：“君主之所以明，是由于能多方面听取意见；之所以暗，是因为偏听偏信。从前尧、舜打开四方之门，广招贤才，目明能远视四方，耳聪能远听四方，虽有共工、鮌这样的恶人，不能蒙蔽他们；言语动听行为背谬，也不能使他们受迷惑。秦二世居于深宫，偏信赵高，天下离散叛乱却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侯景领兵准备攻城却不知道；隋炀帝偏信虞世基，造反的人到处都是却不知道。所以说，君主能多方面地听取意见，那么奸臣就不可能蒙蔽君主，而下情也就能上达。”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魏征以秘书监的身分参预朝政后，以光武帝拒绝西域诸国请求设置都护的例子，劝谏太宗不要“为了异族而使中国受害”。皇帝称赞他的“意见很好”，立即把发布的诏令追回。由于纳谏如流、及时采纳好的意见建议，太宗即位的第四年，一年中判处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人，几乎达到刑罚弃置不用的地步，米价每斗才三钱。在这之前，太宗曾经感叹道：“现在处于大乱之后，国家很难治理吧!”魏征说：“大乱之后容易治理，就象饥饿的人容易给他准备吃的。”太宗说：“古人不是说善人治理国家要经一百年，然后才可以制服凶残的人，从而废除死刑吗?”魏征回答说“这话不是为圣人哲人说的。圣人哲人治理国家，理应象回声一样，一年便可以有成效，并不是那么费力的事。”封德彝否认说：“不是这样。夏、商、周三代之后，浮薄诡诈之风日益滋长。秦朝专用法律，汉朝杂用霸道，都想把国家治理好而不能，不是能把国家治理好而不想。魏征是个书生，喜欢空谈，他的话只会使国家混乱，不可听从。”魏征说：“五帝、三王不是换掉百姓而后教化，实行帝道便称帝于天下，实行王道便称王于天下，就看所实行的是什么了。
黄帝驱逐蚩尤，经过七十次战争而制服蚩尤的为害，于是达到无为而治。九黎危害道德，颛顼征讨它，获胜后天下就得到很好治理。桀作乱，汤放逐他；纣无道，武王讨伐他。汤、武王都在自己生前达到太平。如果人民日渐浮薄诡诈，不再返于淳朴，那么到了今天，应当都成为鬼怪，君主又怎么能教化他们呢!”德彝回答不上来，但内心以为魏征的意见不行。皇帝完全接受魏征的意见而毫不怀疑。到这个时候，天下太平。边地异族君长受中华文明礼教的熏染，带刀到宫中担任警卫；东到海，南越过五岭，都夜不闭户，来往的旅客不用携带粮食，在路上就能得到供应。太宗对群臣说：“这都是因为魏征劝我行仁义啊，现在已经有成效了。可惜封德彝已去世，不能让他见到了!”
后来，皇帝在丹霄楼宴请近臣，饮酒之中，天子对长孙无忌说：“魏征、王珪侍奉隐太子、巢刺王的时候，确是可恶，我能抛弃旧怨，任用有才能的人，也算无愧于古人了。但魏征每次进谏，如果我不从，我发话，他总不马上答应，这是为什么呢?”魏征说：“臣认为事情有不合适的地方，所以进谏，如果陛下不从而臣马上答应，便怕事情就这样施行。”皇帝说：“只管马上答应，等机会再另陈述意见，难道不行吗?”魏征说：“从前舜告诫群臣说：‘你们不要当面顺从我，退下后又有话说。’如果臣当面顺从，答应陛下，又另找机会陈述意见，这就是‘退下后又有话说’，不是稷、禼用来侍奉尧、舜的办法。”皇帝大笑道：“别人说魏征举止粗暴傲慢，我却只看到他的柔媚。”魏征一拜再拜，说道“陛下引导臣让臣说话，所以敢这样；如果陛下不接受进谏，臣又怎敢多次触怒陛下呢!”
贞观七年（公元633年），魏征任侍中。当时尚书省有长期不决的诉讼案件，天子命令魏征秉公处理。魏征不是一向熟悉法律，只抓住原则，按照实际情况处理，（而不是完完全全依照法律条文去处理，）结果大家都心悦诚服。天子进封魏征为左光禄大夫、郑国公。魏征多病，请求辞去官职，太宗说：“您难道没有看见金属在矿里，没有什么值得珍贵的，擅长冶炼金属的工匠把它锻造成器物，人们才觉得它宝贵，朕正把自己比作金属，把卿比作好的工匠，而对它加以磨砺。卿虽有病，但还未衰老，哪能就这样辞官呢?”太宗文德皇后安葬后，太宗就在禁苑建高层望楼，用它了望昭陵。有一次领着魏征一起登上望楼，魏征细看后说：“臣两眼昏花，看不到什么。”皇帝指给他看，魏征说：“这是昭陵吗?”皇帝说：“是。”魏征说：“臣以为陛下是望高祖献陵呢，如果是昭陵，臣原已看到了。”皇帝哭泣，为此毁掉望楼。
后来，魏征又进献奏疏劝谏说：“《尚书》说‘宣扬道德小心刑罚’，‘只有惧用刑法’。《礼记》说：‘处在上级地位的人容易侍奉，处在下级地位的人容易了解，那么刑罚就不会繁多。’‘处在上级地位的人多疑，那么百姓就会感到迷惑；处在下级地位的人难于了解，那么君长就会觉得疲劳。’处在上级地位的人容易侍奉，处在下级地位的人容易了解，那么君长就不会觉得疲劳，百姓就不会感到迷惑。所以君主有一种美德，臣下就不会有二心。刑罚赏赐的根本，在于劝善惩恶。帝王给赏赐、用刑罚，全国划一，是不应因为亲疏贵贱而有所轻重的。现在的刑罚赏赐则不这样，有时因为高兴生气，有时出于喜好厌恶。遇上高兴的时候就惜于用刑，虽然依照法律应当用刑；遇上生气的时候就离开法律去寻找别人的罪过；自己喜好的人就极力赞美，言过其实；自己厌恶的人就故意挑剔。（这样必将导致刑罚过度、赏赐不当。）刑罚过度，那么小人之道就会增长；赏赐不当，那么君子之道就会消亡。小人的恶行不惩罚，君子的善行不奖励，而希望达到天下太平、刑罚弃置不用，这是我没有听说过的。而且，空闲时清淡，都笃信、崇尚孔子和老子；到了发威动怒的时候，就专门效法申不害、韩非。所以道德的好处未能推广，刻薄的风尚已先煽起。从前伯州犁与人串通作弊，楚国的法律便遭破坏，张汤心有所轻重，汉朝的刑罚便出差错，更何况身为君主而自己有偏颇呢!近来处罚人，有的由于供应物品不充足，有的因为不能顺从自己的欲望，这些都不是为达到太平而急需办理的事务。
古人说，尊贵没有与骄傲相约而骄傲自来，富裕没有与奢侈相约而奢侈自到，这并不是空话……隋朝以富强而灭亡，原因是国家动荡；我们以贫乏而安宁，原因是国家平静。平静就安宁，动荡就混乱，这大家都知道，并不是隐晦难见、微细难察的道理。不走平坦的道路，而遵循已倾覆的车子的行迹，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安宁时没想到危险，太平时没想到动乱，生存时没考虑到灭亡。当隋朝还没有乱的时候，自以为一定不会乱；还没有亡的时候，自以为一定不会亡。所以屡次发动战争，徭役不息，直到被杀受辱，还不明白灭亡的原因，岂不可悲!照看长相的美丑，一定要用静止的水，照看国家政治的安危，一定要找已灭亡的国家。《诗经》说：‘殷朝的借鉴不远，就在前一代的夏朝。’臣希望现今的行动，能以隋朝为借鉴，那么存亡治乱的道理就能知道了。如能想到导致危险的原因就会安宁，想到导致动乱的原因就会太平，想到导致灭亡的原因就能生存。生存灭亡的症结，只在于节制嗜好与欲望，减少出游和打猎，摆脱奢华，停止办理非急迫事务，小心不要偏听偏信，亲近忠厚的人，疏远善于阿谀奉迎的人罢了，保持帝王之业是容易的，取得它则确实困难。现在既然已取得那难于取得的帝王之业，难道就不能保持这易于保持的帝业了吗?保持它不牢固，是因为有骄奢淫佚之心在动摇它。”
皇帝建造飞山宫，魏征进献奏疏说：“隋朝据有天下三十多年，教化传布于万里之外，威力使异邦的人感到畏惧，然而一时之间，天下却全部丧失。那炀帝，难道讨厌太平而喜欢灭亡吗?这是由于他依仗国家的富强不考虑后患的缘故。……向外显示自己的威严，对内行其险诈猜忌之道，邪恶的人受重用，忠正的人被斥逐，上下相互欺骗，百姓实在无法活命，因而导致自身死于平民之手，被天下人耻笑。……用暴虐代替暴虐，将走上动乱的道路。做事情不能为后人所效法，子孙就看不到榜样。这样，必将导致民怨神怒。民怨神怒，那么自然灾害就会发生；自然灾害发生，那么祸乱就会出现；祸乱出现，自己的躯体名声能够善终的那就很少了。”
这一年，天降大雨。魏征上书陈述政事的得失说：“臣听说治国用德、礼作基础，以诚、信为领先。诚、信建立，那么处在下级地位的人就不会有二心；德、礼具备，那么远方的人就会前来朝贡。所以德、礼、诚、信，是治国的重要纲领，不可以有片刻时间废弃。古人的书上说：‘君主应该按礼来使用臣子，臣子应该以忠来侍奉君主。’‘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老百姓不信任统治者，国家也就立不住脚了。’又说：‘同样的言语，有时能被信任，有时不被信任，可见在言语之前，存在着一个信任的问题；同样的命令有时能被执行，有时不被执行，可见在命令之外，存在着一个是否真诚待人的问题。’这样看来，言语不能听从，是因为言语不被信任；命令不被执行，是因为命令缺少真诚待人之意。不被信任的言语，不能真诚待人的命令，君子是不发出的。自从帝王的正道美善兴旺，已延续十余年，国家仓库里的粮食越来越多，土地更加扩大，然而道德不能一天天增广，仁义不能一天天加深，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陛下对待臣下，还没有能完全达到真诚、信任，虽有善始的勤劳，却无善终的优点。
所以阿谀奉迎之徒得以尽力施展他们的巧辩伎俩，说彼此同心的人是结党营私，说揭人隐私的人是大公无私，说刚强正直的人是专权，说忠直敢谏的人是诽谤。说成结党营私，虽然忠实不欺也值得怀疑；说成大公无私，虽然弄虚作假也没有过错。刚强正直的人害怕专权的非议而不能全部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忠直敢谏的人考虑到诽谤的指责而不敢直言谏争。惑乱视听，阻滞正道，妨害教化，损伤道德，没有比这更厉害的。现在要追求达到太平，就把任务托付给君子，而事情的得失，有时则询问小人，这样诽谤赞誉便常操在小人手里，而督察责罚则常加到君子头上。中等才智的人，难道没有点小聪明，然而其心思不能达到远大，即使他们竭诚尽力，仍不能免于使国家倾覆败亡，更何况内心怀有用不正当手段营利的企图，专门承顺天子的脸色、旨意行事的人呢!所以孔子说：‘君子中没有仁德的人是有的，没有小人而具有仁德的。’这样看来，君子不能没有小恶，但恶不多不妨害他是正人；小人也时常有小善，但善不多不足以使他成为忠臣。现在说某人是善人，又考虑他不可信任，这和竖立一根直的木头却怀疑它的影子不直有什么不同呢?所以上级不被下级信任就无法使唤下级，下级不被上级信任就无法侍奉上级，信任的意义是很重大的呀!……如果想让君子小人和是非不混杂，一定要用德来安抚臣下，用信来对待臣下，用义来激励臣下，用礼来约束臣下，然后奖善而嫉恶，使赏罚分明。这样，以德化民、无为而治的美政离我们也就并不远了!如果奖善而不能提拔善人，嫉恶而不能除去恶人，惩罚不给予有罪的人，奖赏不施与有功的人，那就会有危亡的时候，国家也许不能保住。”皇帝看后，亲自写诏书对魏征给以表扬和批复。
有一天，太宗宴请群臣，皇帝说：“贞观以前，平定天下，辗转奔波于乱世，这是房玄龄的功劳。贞观之后，进献忠诚的劝告，纠正朕的过错，为国家的长远利益着想，只有魏征一人而已。即使是古代的名臣，也不能超越他们!”并亲自解下佩刀，赐给他们两人。皇帝曾经问“魏征与诸葛亮相比哪一个贤能?”岑文本说：“诸葛亮兼备将相的才干，魏征不能同他相比。”皇帝说：“魏征实践仁义，以辅佐朕自己，想使朕达到尧、舜的地步，即使诸葛亮也无法同他匹敌。”当时进献密封奏章的人很多，有的不切合世事，皇帝厌烦，想加以贬斥，魏征说：“古时，尧设立诽谤之木，想知道自己的过错。密封的奏章，就是古时立谤木制度的遗留吧!陛下想知道政事的得失，就当听任人们上言。话说得对，有益于朝廷；说得不对，无损于国家政治。”皇帝很高兴，对进献密封奏章的人都加以抚慰后才让他们离去。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魏征进奏章指出当初太宗“陛下答应臣实行仁义之道，保持它不丧失；节俭朴素，始终不变”，而后来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十方面事，进行劝谏。一是不能象“贞观初年，清净寡欲，教化遍及荒远之地”，劝谏要学从前汉文帝推辞不接受千里马、晋武帝烧毁用雉鸡头羽制成的裘那样保持清心寡欲。二是不能象贞观初年那样救助百姓、爱民如子，用子贡与孔子的对话来劝谏不要奢侈放纵：子贡问治理百姓的事，孔子说：“多么危险啊，就象用朽烂的缰绳去驾驭马车上的六匹马。”子贡说：“为什么这样害怕呢!”孔子回答说：“不用道去引导百姓，百姓就会成为我的仇敌，怎么能不害怕呢?”三是不能象贞观初年那样，役使自已以有利于他人，劝谏不要纵欲劳民。四是不能象贞观初年那样亲近君子、排斥小人，劝谏不要对小人亲呢、对君子疏远。五是不能象贞观初年那样不看重奇异的物品、无益的事情，劝谏不要奢侈糜烂。六是不能象贞观初年那样求贤若渴、各取他们所长，劝谏用人不能由内心的好恶出发，不能因一人的推荐而任用、一人的诽谤而抛弃，让恶意中伤、花言巧语得以通行，使坚持正道的人日益被疏远和产生隔阂。七是不能象贞观初年那样居于高位、拱手安坐、没有打猎的嗜好，劝谏要保持原有的心志，不要以驰马射猎为乐。八是不能象贞观初年那样对待臣下有礼貌，群情能够上达，劝谏要礼貌、宽厚待下。九是不能象贞观初年那样孜孜不倦地寻求治国之道、常常感到自己好象有不足之处，劝谏不要依仗建立的功业之大，凭恃自己才智的超凡、英明而增长骄气，放纵欲望，无事而出动军队，向边远地区的人问罪。十是不能象贞观初年那样怜惜抚养人民，使百姓在连年重大自然灾害面前终无一户逃亡，死不离心。
尖锐指出，“现在倘若有一年粮食没有收成，百姓的心，恐怕是不会象从前那样安定妥贴的。”并说：“祸与福没有定规，只在于人们自己招致，人无缝隙，怪异反常的事物就不会随便出现。现在干旱的灾害，远及各郡，恶人制造的祸害，就出现在京城，这是上天用来向我们表示警告的，也是陛下应当忧愁、恐惧和操劳的时候。当今是千载一遇的盛世吉期，机会不容易再得到，贤明的君主能做到而不做，这就是臣之忧思积聚深深叹息的原因。”这篇奏疏呈送给天子，太宗皇帝说：“朕现在已经知道自己的过错了，愿意改正它，以使已推行的善道得以坚持到底。如果违背这些话，朕与您相见，当把这脸面往哪里放呢！正准备把您呈送的这篇奏疏，安置在屏风上，让朕早晚都能见到它，还准备将它抄送史官，使千秋万代都知道什么是君臣之间的大义。”于是赐给魏征黄金十斤，马两匹。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魏征病重。太宗皇帝命令停建一座小殿用其木料为魏征修造正室；赐给物品；亲自到魏征家中问病，屏退左右，单独和魏征谈了一整天才回宫。后来又与太子一起去看望魏征，用手抚摸魏征，流下了眼泪。到了天亮，魏征便去世了。皇帝亲临哭吊，极其悲痛，下令朝廷停止办公五天。天子命令朝廷内外官吏朝集使都前去送葬，追赠魏征为司空、相州都督，定谥号为文贞。皇帝还亲自为魏征作碑文，并将它书写在石上。
后来，在太宗攻打辽东的战役中，高丽、靺鞨的军队进犯唐阵，李勣等人力战破敌。太宗回师，心里不痛快，说道：“魏征如果在世，我会有这次出征吗!”立即下令对魏征增加了礼遇。唐太宗“从谏如流”，在中国历代君主中是极为少见的。贞观年间最著名的谏臣当推魏征。几年里，他曾先后陈谏200余事，指出太宗在施政方面的失误，不断提醒太宗要居安思危、慎始慎终，深得太宗赏识。在唐太宗的倡导和鼓励下，20余年间谏臣盈庭，讽谏成风，犯颜直谏，面折廷争的事例屡见不鲜。当时，上自宰相御史，下至县宫小吏、旧部新进，甚至宫廷嫔妃，都有人敢直言切谏。由于君臣上下，齐心一致，群策群力，为长治久安的局面奠定了政治基础。
作为帝王，做到从谏如流是极不容易的，非有大公无私、大仁大义、大勇大智不可。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退朝回到宫中，怒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忙问杀谁，太宗说：“魏征常常当面顶撞我，使我难堪，实在气人！”长孙皇后听后就退出去，穿上朝服再进来，向太宗道贺说：“君主圣明，臣下才敢直言进谏，魏征敢于当面顶撞陛下，说明陛下是明君。”他听了皇后的话，平息了怒气，感到魏征确是难得的直臣。唐太宗这种知错能改、虚心纳谏的恢宏气度，是他能够开创“贞观之治”的繁荣局面，并成为中国历史上有道明君的重要因素。
唐太宗由于亲眼目睹了隋二世灭亡的历史教训，亲身感受到了隋末农民大起义推翻隋王朝的伟大力量。所以即位以后，能认识到君如舟，民如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使百姓安居乐业，才能保住自己统治的道理，坚持推行利民政策。从贞观元年到三年，关东，关中各地连续发生水旱蝗灾，农民甚至出现了卖儿卖女的情况。唐太宗极为重视救灾工作，命令开仓赈济，取出国库中的金银珍宝，替那些卖儿卖女的父母赎回子女。在旱灾蝗灾最严重的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他下诏大赦天下说：“请将灾祸移到我一人身上，保护全国百姓。”据说，他还在御苑中吞食了蝗虫数只，说：“百姓以谷为生，而你将它们吃光，我宁愿让你吃我肺肠，保留下谷物。”这些做法，起到了稳定民心的作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全国大丰收；到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几乎连年丰收。“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唐太宗推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终于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唐太宗李世民为了让自己的儿孙继续治理好国家，长保江山社稷，晚年将自己一生学习贤圣明主的治国方法并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亲笔写成的《帝范》十二篇（“君体”、“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等）交给太子李治。并叮嘱说，这十二个方面，是帝王治国安民的纲领。国家是平安还是危乱，是兴盛还是衰败，治理的道理都在其中了。有人说，难的不是明白这些道理，而是不易实行；难的不是一时能够实行，而是能否坚持始终。所以说，暴虐荒乱的帝王，原本不是只懂得作恶，而是不能坚持把善行做到底；圣明贤哲的君主，也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但他们能始终行善背恶。确实是大道幽远而难以遵守，歪门邪道近在眼前极具诱惑、极易践行。
唐太宗李世民谆谆告诫太子李治说：人得到的福、祸，并非天命所定，正如《易经》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人如果能够在祸福面前幡然醒悟，痛悔过去的错误，虽然类似亡羊补牢，但这也是明智的做法。有了这样的认识，后来做事就会更加谨慎小心，不至招来灾祸了。你应该选择那些圣贤的君主为学习榜样，不要学习我，因为我的作为确实不足为榜样，有许多错误的做法。从最好的学起，结果也只能得到中等的水平；从中等的学起，结果只能获得下等的水平。自己没有上等的治国水平，怎么可以成为百姓的榜样、让百姓心服口服呢？我从即位为君以来，有许多做错的地方。例如，服饰华艳，珠玉满堂，这是我不注意克制自己私欲的表现；大兴土木，筑台掘池，这是我不知节俭、奢侈浪费民财民力的表现；斗鸡走马，纵情声色，招奇纳巧，搜求无度，这是我不懂约束自己的身心努力治理好国家的行为；每每出宫巡察，讲究排场威仪，劳民伤财，这是我不能委曲自己善待别人的表现。上述这些事，现在想起来，是我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的过错，希望你千万不要仿效。
我虽然有许多过失，但我已经先给人民百姓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如率师平乱，安定天下，救民于水火，给人民造的福利远远大于危害，功劳大于过错。所以，我的德行虽然不太完美，但百姓不会怨恨、计较。尽管如此，回顾自己的一生，毕竟没有做到尽善尽美。想起来就深感惭愧。至于你，自己不曾建立过丝毫的功绩，却直接从父祖这里继承了皇位，又怎么能不更加奋勉努力呢？如果追求善道，弘扬美德，那么就会基业康泰，身位平安。相反，如果放肆情欲，不知约束自己而走上邪路，那就会使国家大业倾危，自己身败名裂，皇帝宝位丧失。要知道，国家的大事业，确实是完成很慢而败亡很快；皇帝的执政地位，也确实是得到很难而失去很容易啊！自己怎么能不珍惜呢？
（原文：“此十二条者，帝王之大纲也。安危兴废，咸在兹焉。人有云，非知之难，惟行之不易；行之可勉，惟终实难。是以暴乱之君，非独明于恶路；圣哲之主，非独见于善途。良由大道远而难遵，邪径近而易践。小人俯从其易，不得力行其难，故祸败及之；君子劳处其难，不能力居其易，故福庆流之。故知祸福无门，惟人所召。欲悔非于既往，惟慎祸于将来。当择圣主为师。毋以吾为前鉴。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自非上德，不可效焉。吾在位以来，所制多矣。奇丽服，锦绣珠玉，不绝于前，此非防欲也；雕楹刻桷，高台深池，每兴其役，此非俭志也；犬马鹰鹘，无远必致，此非节心也；数有行幸，以亟劳人，此非屈己也。斯事者，吾之深过，勿以兹为是而后法焉。但我济育苍生其益多，平定寰宇其功大，益多损少，人不怨；功大过微，德未亏。然犹之尽美之踪，于焉多愧；尽善之道，顾此怀惭。况汝无纤毫之功，直缘基而履庆？若崇善以广德，则业泰身安；若肆情以从非，则业倾身丧。且成迟败速者，国基也；失易得难者，天位也。可不惜哉？”）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太宗病逝，享年51岁。唐太宗李世民的一生，武功文治交相辉映。他的开明作风和政治智慧，恢宏的气魄，吸引了大批忠贞才智之士，一时间人才荟萃，群英满堂，上下一心，共同创造了“贞观之治”，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他以民为本的思想，广开言路，虚怀纳谏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准则；铁面无私，依法办事的气度；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基本特色，成为封建治世最好的榜样。使唐朝在当时与西方国家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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