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11年,属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这类人。
学龄前我就会反击父母:“不是你们养活我,是毛主席给我吃的饭!”
上小学时,我这个从未受过地主、资本家压迫剥削的小学生却对地主、资本家刻骨仇恨。尽管贫农出生的祖父、父亲说地主、资本家遵纪又守法,勤劳又节俭,父母还悄悄地在家热情款待地主,并接济点粮食给他们;但这种身传言教也没能抵消学校洗脑的影响,我还是顽固地认为全世界的地主、资本家(除了我们村、我们乡的)都是像刘文彩、黄世仁、周扒皮那样坏。
上中学时,我最恨的是走资派、美帝国主义。
上大学时,我最拥护的改革开放。
在劳改农场时,我最羡慕的是牛,牛不会遭电警棍电击,身上挨的鞭抽也远比我们劳改犯少;农忙时牛吃的是精饲料,劳改犯仍吃粗饲料。
当十来根电警棍电满我全身时,我这个花岗岩脑袋被电得嗤嗤冒火星,生不如死的我才仿佛认识这个“文明社会”。
当我看到我们全村村民被赶出村宅,由权贵来占据风水宝地时,我家被抢光光时,我看到了“三个代表”。
当我上访被警察及政府雇用的打手暴打时,我看到了“和谐社会”。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遭遇,而是我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这一代人的缩影。
我由衷地敬佩香港公民的智慧,拒绝“洗脑”才不会重演我们这代人的悲剧。
上海冤民 俞忠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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