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右’运动”五十五周年回顾“反右”*
今年是中国的“‘反右’运动”五十五周年。五十五年前的1957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反右派’斗争”，简称“反右”，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几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之一。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还常常可以听到有人说起某某人曾经被打成过“右派”，有过一段沉重的人生经历……
在以前的“心灵之旅”节目中，我也采访过一些当年曾经被打成过“右派”的人士，请他们谈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以及被打成“右派”后人生的坎坷跌宕。在今后的“心灵之旅”节目中，还将继续播出“‘右派’沉浮录”，听更多人讲述亲身经历，见证这段历史。
五十年前的“反右”，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当年究竟有多少人被打成“右派”、划入另册？直到现在，来自中国官方和独立研究人士的说法仍然很不相同。
* 丁抒博士：被打成“右派”、划入“另册”者一百二十万 *
现在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的“反右”运动和中国当代史研究专家丁抒博士是“反右”专著《阳谋》一书的作者。
关于“‘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划入另册的人数，丁抒先生认为：“到底‘右派’有多少人，我查了相当多的资料。 毛泽东一直认为是四十多万，中共中央一直认为是‘四十五万’、‘四十六万’，他们从来就不知道他们打了多少‘右派’。就这个‘四十五万’、‘四十六万’的数字，中共用了二十年。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胡耀邦、邓小平他们做了一件很大功德的事情，决定给‘右派’所谓‘改正’，但他们不愿意说‘平反’，这时候才统计，是五十五万多。从此以后，所有资料书就把这‘五十五万多’，作为正式打‘右派’的数字。”
主持人：“您认为这个统计数字对不对？”
丁抒：“我说不对。”
主持人：“您根据什么？”
丁抒：“第一，根据戴煌先生的调查。戴煌先生是个大‘右派’啦，他说，当时说‘五十五万右派’，都是一些上了名册、拿工资的。大学生之类不在数，不拿工资的不在数。
第二，还有一批人被当作‘右派’处理了，实际上没有进‘右派’花名册，或者基层单位把他打成了‘右派’，报到上级，上级并没有批复下来，但是下级单位就把他按照‘右派’处理了，送去劳改、劳教、开除等等。事后发现，他们根本就不是‘右派’，所以‘平反’（改正）也没有他们的份。这样的例子也很多。
还有一个很重要——当初打‘右派’的时候，分类很多，有‘极右派’、‘右派’、还有‘中右分子’，也是毛泽东亲自点的，而‘中右分子’，按中共党史专家廖盖隆先生的说法，也是按敌我矛盾处理了。
据我的调查了解，全国‘中右分子’大概有四十万左右。另外还有些人，说他们有‘右派言论’，叫‘右言分子’。另外由于中共中央的文件中提出来‘疑似右派’，所以全国又抓了一大批‘疑似右派’。”
主持人：“这些一共有多少人？”
丁抒：“根据我的统计，我是作了一些抽样调查，‘右言’、‘中右’、‘疑似右派’加起来大概也是六十万。
所以，按理说全国‘反右’当中被戴上‘帽子’的，是一百二十万。
中国在这点上是不诚实的。你当初抓‘右派’的时候，‘极右派’、‘右派’和‘中右’你是一起抓的，处分也是一起处分的。为什么一到要‘改正’的时候，‘中右分子’你不算了？那四十万人，你就抹掉了，根本就不提，好像这四十万‘中右分子’从来没有存在过！很多‘中右分子’也是被送去劳改、劳教的，也送到‘北大荒’去劳改的。当然这个所谓‘劳改’是‘劳教（名义）’，但是也到了劳改农场。”
* 丁抒博士：至今仍未获改正的“右派”约不到一万 *
中共当局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为中国大陆五十五万“右派”履行了所谓“改正”手续，宣布他们是被“错划”成“右派”的。当年被打成“右派”，正式戴过“右派”帽子的人中，也有些至今没有被“改正”。这样的人究竟有多少呢？”
丁抒先生说：“不到一万人”。
在这不到一万至今没有得到“改正”的“右派”中，比较知名的有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林希翎。其中；林希翎女士于2009年9月21日在巴黎病逝，享年74岁，是最后一位离世者。至此，以上几位全部离世。
*林希翎女士：没有“‘反右’运动”，后来也不会发展成“文化大革命”*
林希翎女士生前在“心灵之旅”节目中多次接受过我的采访。
1957年林希翎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1957年因发表“中国实行的是封建的社会主义”、“胡风不是反革命”等言论被打成“右派”，第二年入狱，坐牢十五年，1983年移居法国。
林希翎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到了像‘反胡风运动’……”
林希翎女士这里所说的“反胡风运动”，是1955年毛泽东发动的所谓“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胡风先生是著名的评论家、诗人和翻译家。胡风后来被监禁二十多年，1979年出狱，后来得到“平反”。
林希翎说：“‘反胡风运动’就已经开始政治上肃反扩大化，对一部分人已经开始造成灾难，但是这么大规模进行全国性公开的政治运动，那就是从这个‘反右’开始。没有‘反右’运动，后来也不会发展成‘文化大革命’”。
* 朱正先生：毛泽东的“匈牙利情结”*
原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朱正先生1957年在《新湖南报》社工作期间，被打成“右派”，当时26岁。四十一年后的199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关于“反右运动”的专著《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谈到‘反右’运动为什么会发生，朱正先生说：“简单地说，‘反右派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矛盾长期积累的一次猛烈的爆发。是执政党和党外的政治力量，就是以‘民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长期矛盾的一个猛烈的爆发。
毛泽东是带着他的‘匈牙利情结’进入1957年的。因为‘匈牙利事件’是1956年10月底到11月初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刚刚被苏军的坦克平息下来以后，中共举行了八届二中全会，主要议题就是谈‘匈牙利事件’。毛泽东当然极不希望在中国也发生‘匈牙利事件’，他对于当时中国知识界对‘匈牙利事件’、对波兰政局的变化表示的热情非常反感。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可以看到很多。
所以，毛泽东在6月8写的党内指示谈到，要把‘匈牙利事件’分割开来，要‘变成一些小匈牙利事件’再去处理。在他这个指示之下，马上就出现了一大冤案，就是湖北汉阳县第一中学在六月十几日因为中学生升学率上街游行，结果就说，这是一次‘民盟’策划的‘小匈牙利事件’，学校的副校长，还有两个人被枪毙，制造了极大的冤案。直到1985年湖北省委经过中共中央批准，才给那个冤案‘平反’。
对于很普通的学生闹事，他把它说成是‘小匈牙利事件’，所以就说明他这个梦魇、这个‘匈牙利情结’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影响。”
*丁抒博士：1957年5月的一张时间表 *
1957年上半年，毛泽东先是号召“整风”、“鸣放”，后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开始“反右派斗争”。
现在看看丁抒博士提供的“反右”早期一些大事的时间表。
丁抒：“毛泽东写所谓的‘反右的新号令’这篇文章叫《事情正在变化》，是5月15日就写完了，可这个时候，全国‘鸣放’其实还没有开始，只是零星在报上登了一些党外，或各民主党派给共产党提的意见，陆陆续续的，意见都比较温和，并没有很激烈的。 真正比较激烈的‘鸣放’运动是在大学生介入以后。
可以看一张时间表――
5月19日，北京大学出现第一张大字报。
章伯钧是5月21日提出‘设计院’的设想。
龙云所谓发表的‘反苏言论’是5月22日。罗隆基提议设立‘平反委员会’，处理以前‘肃反’和历次运动当中的冤假错案，也是在5月22日。
著名的中国人民大学女学生‘右派’林希翎，抨击中共‘实行封建社会主义’，是在5月23日。
清华大学的学生贴出大字报要求开辟‘民主墙’，是5月24日。
上海华东师大第一张大字报《向北大同学学习》，是在5月28日。
储安平的所谓‘党天下’更晚了，那是6月1日。
后来所谓‘最猖狂的右派言论’统统都是在5月15日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以后才‘放’出来的。
这个时候，中共在党内已经在布置要‘反右’了，可是他们这些人根本就什么也不知道。”
*丁抒博士：共产党小范围给被认为可靠的知识分子透底，他们没出来提意见*
丁抒：“当然，共产党只是在小范围内把他们认为一些可靠的知识分子个别私下作了通知，这些人就没有出来‘鸣放’，没有出来发言，没有给共产党提意见。
举个例子就是北京大学教授熊伟（音）说，他是被彭真接到北京城里去和其他一些教授，他也没有点明是哪些人，告诉他们党的整风鸣放，给他们透一点底，所以他们（后来）就没有说话。但是他事后也比较内疚，没有把他得到的信息告诉他们（别人），结果他们不知道中共有‘引蛇出洞’这么一个安排。”
* 朱正先生：“反右”中颠倒是非、影响深远长久 *
朱正先生提醒人们注意，在‘反右’运动中，一些被划为“右派”的人所提的意见，在很多年之后，被证明是正确的。
朱正：“比如当年法学界批判‘无罪推定’，批判‘独立审判’，这些在现在已经被接受了。像当年经济学界批判北京大学教授陈振汉，批判上海高方，把他们‘引进外资’等主张作为一种错误观点批判，说是‘卖国’……现在看，事实上也纠正这些了。
当时批判的许多东西，假如当时不是批判它，而是仔细考虑或接受它的话，那中国的建设、现代化的程度、民主化的程度要大进一步。
所以，实际上当时是颠倒了是非，把一些正确的东西当作错误的东西来批，造成的影响是很深远、很长久的。”
* 朱正先生：“反右”——干部队伍的逆向淘汰，历史影响极坏至今*
主持人：“据您看，‘反右’运动对中国社会还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朱正：“‘反右派斗争’实行了言者治罪的原则，对提意见的人，马上就把他打成‘右派’分子，给他戴上帽子，轻的批斗，重的送去劳动教养，没有人敢再说话。接着来的‘大跃进’，就可以毫无批评地展开。
毛泽东和周恩来很多文章也都承认，不过他们是用一种意识形态的词汇说的，说‘如果没有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不会有大跃进’。这个说法完全对，不过把‘反右派斗争’称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把他们这种话翻译成普通人的语言，就是如果没有‘反右派斗争’，就不会有‘大跃进’。‘大跃进’这个事情在历史上起的破坏作用，是大家谁都看得清楚的，这就是‘反右派斗争’的直接结果。
‘反右派斗争’极大地败坏了社会道德，把一些正直的人、敢于坚持原则、敢于讲真话的人加以打击；对那些说假话、趋炎附势、告密卖友的小人加以表扬、鼓励、提拔……所以，有人说这是干部队伍的一次极大的逆向淘汰，把好的淘汰掉，坏的提上来。对于整个干部队伍平均的业务水平、道德水平都是个极大的破坏。
所以，我觉得‘反右派斗争’在历史上起了极坏的作用，有些一直到今天都还没有能够恢复过来。”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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