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要持续高速增长，产业结构必须做出调整，粗放式的经营模式不可持续，所以升级换代是不少官员和学者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但是作为一个企业，作为企业主，他们的感受又如何呢？有多少人又能站在他们的角度想一想问题呢？
实事求是地讲，来自长三角、珠三角中小企业的信息表明，上下脱节，鸡同鸭讲，不但成为我们清谈的误区，甚至有可能误导决策。2008年之后去过东莞和温州的人就能理解2012年GDP的增速下滑是必然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作为制造业根本的中小企业面临的冲击是巨大的，不但有原材料价格上升，人力资本上升带来的利润空间挤压，甚至还有因为城镇化农转非而带来的就业观念转变，民工荒正在成为刘易斯拐点之后的正常现象，这些因素决策层不能不考虑，如何确保制造业这个中国经济的根本在国际竞争中拥有长期的优势地位是回避不了的一道大题目。
转在这里的文章，出自长三角一个企业主的第二代，可能都算不上富二代，因为从文中可以看出，这样的企业基本上是在为生存而努力而拼搏，那点营收在交了税，付了工钱之后也就所剩无几，都为社会做了贡献。从他们的内心讲，大多数人是不愿意子承父业的，即便无可奈何接过了父辈的事业，目前企业的生存环境也让他们萌生退意，或许作者并不具备代表性，权作我们的参考吧。
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根本，美国都在重振制造业，更何况我们？根本不能丢。
看到有朋友说广州的企业在微利的情况下关厂，深有感触，这里我也说一下我们的情况。
工厂由我父母在1994年创立，地处长三角一个经济水平极高的城市。主营业务是机械加工。
1994年创办的时候固定资产约在两百万元左右，没有自己的厂房，但这个行业的机械价值很高，200多万元几乎都是机械价格。
父亲以前就是国企副厂长，业务能力极强。从1994年建厂到2006年，每年保持15%的增长率。2006年企业达到发展高峰期，规模为150人，年营业额2500万元，毛利润在30%左右。
那个时候父亲有了产品线更新换代的意识，开始积攒资金准备更新生产线。一条进口的自动线大约需要1000万元左右。当时空余资金大约有500万元左右，原本考虑在2007或2008年上自动线。
2006年的时候当地政府对工业园区重新规划，需要我们搬厂房。当时江浙各地都在争相新建工业园区，然而县镇财政缺乏足够的资金，所以他们就采取了一些今天看来十分不当的策略：
政府要求当地企业搬迁进入工业园区，然而工业园区里是毛坯厂房，既不符合工业厂房的标准，更无任何装修。地方政府当时承诺，各厂以租赁的形式搬入新厂区，自己支付厂房改建和办公区装修费用。几十家企业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只得同意迁入工业区，搬厂，厂房改建装修，父亲耗去了大约500万元资金。原先十几年的积累几乎化为乌有，更新生产线计划无限期搁置。
2006年时通胀已经加剧，原材料价格大规模上涨，广东地区的民工荒首现长三角。父亲当时为了留住工人，2006年给工人平均加了10%的工资。2007年开春，我们直接雇了大巴到安徽和盐城接工人回来上班。那时厂里一线工人月平均工资为1200元，包吃住。
2007年钢材和工业用油价格上涨，毛利润下降了10个点。父亲开始着急。他把剩余的资金投入了当时疯涨的股市，想赚一部分钱，再贷款更新生产线。从行业形势来分析，更新生产线势在必行。结果遭遇2007年A股惨跌。通过股市盈利这条路是走不通了。
2008年全球经济开始下滑，我们厂的主要客户，日本方面的订单量急剧下滑。父亲意识到工厂可能出现前所未有的困局了，开始采取裁员措施。2008年底裁掉了三分之一的工人。
2009年的时候有新闻说浙江民营企业开始出现倒闭潮。我们原先的供货方，浙江的微型企业，纷纷停摆。
2010年的时候工人工资继续疯涨，普通一线工人月薪2000元都留不住。食堂里烧饭的阿姨，每天工作4个小时，给1500元还嫌少。但当地在进行大规模拆迁，很多原先两三层楼的房子都换到三四套房。当地的工人在拆迁后一下子就坐拥了好几套房产，卖掉一套变现都有五六十万元。区区一两千的工资他们已经不放在眼里。这大概也算是房地产行业对实体行业的一个另类冲击吧。
2010年传闻政府要加大对民营企业和微型企业的辅助，可是只闻打雷，不见下雨。贷款标准一样很高。2010年民间借贷开始流行，我们接触了一些民间借贷机构，年利率几乎都在40%以上。民营实体行业很难有这样的利润率。我不知道都是什么样的企业在向他们贷款，但是我们这样的肯定不行。
2010年的时候账面出现亏损，这是开厂16年来的第一次。
做机械企业的可能知道，这个行业资金充沛率要求极高。拿到一个订单，人家什么都还没付，就需要垫原材料费，各种原材料先进入，出产品，送货，最后人家可能还是给你一些陈代汇票，需要一两个月后才能兑现。这其实就是在原价上打了个折扣。
但是没办法，这样的单子也只能接，这样的客户也得做。厂里有些骨干跟了父亲快三十年了，都把这厂子看成是家了。
2010年的时候劳资纠纷开始逐渐增多，新来的工人做两个月就提要加工资，不然就走人。要知道工人从入厂，到能出产品，差不多就需要两个月左右的培训时间。我知道他们也没办法，外面工资现在都开得很高，不给我们做，他们可以给别人做。
2010年底的时候，一线工人几个核心岗位月薪已经涨到5000元了。我父亲一年忙到头，过年的时候对我苦笑了一下说，今年白干了。
2011年继续困难，父亲开始了改革，进一步大规模裁员，人数从100降到了不足40！
说来好笑，都说生意越做越大，我们却是越做越小。订单我们已经不具备消化能力，开始进行大规模收购。也就是说，我们开始逐渐从一个生产型企业，变成了一个倒爷，只把检验关。而这些事情是绝对不能被上家知道的。大客户有人来视察时，我父亲是招呼亲戚都来帮忙，全部站到生产线上去装样子。
如果这样的困局仅发生在我们一个厂，或者我们一个行业身上，那也没什么好说的，我们认命。可事实是，民营制造业几乎每一家都面临与我们一样的困局，区别只是程度多少而已。
镇里的企业家每年都会聚会，探讨问题。今年的会刚开过。2006年的时候是200人开会，今年只剩六十几人。除了两家企业是镇政府重点扶持对象，年营业额过亿外，其他的几十家企业几乎都面临一样的困局。年度大会变成了诉苦大会。
我总结了一下，主要是以下几条：
融资渠道极度困难。银行几乎不给微型企业贷款。拿长三角来说，年营业额5000万元以下都算微型企业。浙江那边2009年就开始有民企大量倒闭，后来老板们变聪明了，走之前去狠借一笔高利贷，然后全家出国。
疯狂上涨的人力成本。一定有人有这种心态，觉得我们做企业的工人工资高了就抱怨。其实不是的！人力成本上涨我们可以接受每年5%-10%，但不是每年30%的跳涨。这会打破民企原有的生产规划和生产布局，90%的企业倒在了生产线更新换代的前夜！
房地产打击了民营企业家们的动力。很多企业家都和父亲一样，后悔没在赚钱的时候多买几套房。那些掐准了的企业家们，2006-2011年持续炒房，没人去在意企业的发展。以父亲的一个朋友为例，2004-2009年，平均每年购入两套房，2010年工厂日子不好过，直接关厂了事。这真的是我们的政府想看到的吗？企业家全去炒房？而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中国，没有了民营企业，没有了在低端产业链低利润里挣扎的民营企业，几个亿的就业人口到哪里去？都去国营企业？还是都去做公务员？
我并不是想抱怨什么，我只是想知道，如果像我父亲这样业务能力强，兢兢业业心无旁骛曾经创造了无数成功的企业家也走到这步田地，还有多少民营企业能生存得很好。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华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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