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族主义，孙文晚年主要有两个地方详细的加以讨论。一是在民国八年(1919)的“文言本三民主义”中，另一个是在民国十三年(1924)的“十六讲本三民主义”。
一、“文言本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内容
“文言本三民主义”非常精炼。继前言提纲挈领阐述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革命”后，孙文专门讨论民族主义，篇幅很短，仅一千二百字。他首先说：
“中华民族者，世界最古之民族，世界最大之民族，亦世界最文明而最大同化力之民族也。然此庞然一大民族则有之，而民族主义则向所未有也。”
何为民族主义呢？他说，“即民族之正义之精神也”，近代中国缺了正义精神，故一再亡国，“一亡于胡元，再亡于满清”。随后，他简要介绍了西方各国民主主义的起源，尤其推崇美国的民族主义：
“美利坚之民族，乃合欧洲之各种族而镕冶为一炉者也。自解放黑奴之后，则吸收数百万非洲之黑人而同化之，成为世界一最进步、最伟大、最富强之民族，为今世民权共和之元祖；今出而维持世界之和平，主张人道之正谊，不惜牺牲无数之性命金钱，务期其目的之达者，此美利坚民族之发扬光大，亦民族主义之发扬光大也。”
由此，孙文要按“美利坚民族”的模板，造就一个“中华民族”。他认为推覆满清“祇达到[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而积极目的则是：
“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以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斯为积极之目的也。”
最后，孙文对这样的中华民族寄以极高的期望：
“夫以世界最古、最大、最富于同化力之民族，加以世界之新主义，而为积极之行动，以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吾决不久必能驾美轶欧而为世界之冠，此固理有当然、势所必至也。国人其无馁。”
二、“演讲本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内容
“演讲本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则详细得多，从1924年1月27日至3月2日，共讲了六次，约五万字，是孙文晚年对其民族主义最系统的阐述。
第一讲阐述民族的起源。他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而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他要在中国原有的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之上，构建民族主义，结束一盘散沙的状况，以拯救中国的危亡。他解释国家和民族的分别，“由于王道自然力结合而成的是民族，由于霸道人为力结合而成的便是国家”，民族起源于五种自然力：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为了说明我们民族处于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他比较了列强的情况，包括英、日、俄、德、美、法等国，分析它们的民族与国家的来源、人口与国力状况。这时，他显然对俄国有好感，称“俄国人自己推翻帝国主义，变成新社会主义的国家……改成用和平的新政，不但是没有侵略各国的野心，并且抑强扶弱，主持公道。”这个观察后来证明有误。另一误解是人口，他“觉得毛骨耸然”，担忧列强人口增长太快，而中国人口却不增长，“自乾隆到现在将及二百年，还是四万万人……百年之后，美国人口可加到十万万，多过我们人口两倍半”。【注1】
第二讲分析导致亡国的因素。孙文说，导致亡国的因素除了人口这种自然力以外，还有政治力和经济力两种人为力，“比较天然力还要快而且烈”。演讲中，他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两种人为力对中国的危害。受政治力压迫，中国历史上已两次亡国（元与清）。他又讲道中国一系列的失地，从伊犁流域、黑龙江、乌苏里到缅甸、安南、高丽、台湾、澎湖，直到威海卫、旅顺、大连、青岛、九龙、广州湾。孙文用更大的篇幅讲解经济力的压迫，认为多个列强欺压下的中国，只能算“次殖民地”，还不如高丽、安南这些一国的殖民地。他列举外国人控制的海关、外国银行、依靠洋船的运输、租界和割地的赋税地租与地价、条约特权、投机事业、赔款之种种，最后汇总一算，每年中国的损失，竟然达到十二亿元。【注2】
第三讲探讨为何中国缺失民族主义。用孙文的话说，“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中国是如何失去这个宝贝的呢？他说，一是满清部族政权的压制，二是会党忘记了反清复明的初衷，三是中国文化历来只讲“平天下”的世界主义而不讲民族主义。他又分析了犹太、印度和波兰的情况，他们虽亡国，民族精神还在，因此还可以复国。最后他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系。一个苦力靠一根竹杠为生，买了彩票藏于竹杠，有一天中了头彩，高兴得昏了头，将竹杠连同彩票一起抛到海里去。他说，苦力的竹杠就是民族主义，彩票就是世界主义，头彩好比是中国强盛进至世界主义的时代。如果因为中彩而抛弃了竹杠，结果彩金（世界主义强盛时代）和竹杠（民族主义）也都丢了。
第四讲探讨如何抵抗强权。孙文提到并很赞同美国总统威尔逊所主张的“民族自决”。他认为中国是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因为中国历来讲求和平、反对侵略，以前周边的进贡国如尼泊尔、暹罗还很怀念中国，中国恢复了民族主义之后，能给世界带来很好的世界主义。
第五讲探讨如何恢复民族主义。方法有两种。方法一是能知，令国人知道现在处境的危险。孙文总结前四讲内容，即列强的三种压迫（政治力、经济力、人口增加），并做了更多说明。政治力又分两种：兵力与外交。若用兵，他列出数据说明，日本十天、美国一个月、英法两个月便可以亡中国；若用外交，则随时可瓜分中国。经济方面，他进一步算了一笔帐，中国每年“一中年生利之男子，应担负四十五元之人头税与外国……不到十年便要亡国”，因为那时还要增多两倍半。可见处境之危急。方法二是合群，令国人团结起来，一致抵抗外国的压迫。如何团结？“用宗族的小基础，来做扩充国族的工夫”。如何抵抗外国？一是积极的，振兴民族精神，求民权、民生之解决，以与外国奋斗；二是消极的，即甘地的不合作抵制方法。
第六讲论中国固有的道德与智能。在简单归结前面几讲的内容后，孙文说，中国过去的强盛，是因为道德高尚；恢复固有的道德，是恢复民族地位的另一个重要方法。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八德，即是中国固有的道德，他一一作了详细说明。忠：忠于国、忠于民，“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孝：“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仁爱：“爱民如子”、“仁民爱物”，即墨子所讲的“兼爱” 与耶稣所讲的“博爱”；信：“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人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从商人守信即可看出；义：“中国在很强盛的时代也没有完全去灭人国家”，如对高丽，中日两国做法迥异；和平：“说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驾乎外国人”、“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而中国固有的智能，“就人生对于国家的观念，中国古时有很好的政治哲学”、“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的话”，孙文认为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哲学，中国人后来没能做好这些内治和外修的功夫，因此丧失了民族精神，他举了一些国人缺乏修身功夫的例子。又列举了中国以前固有的能力，如指南针、印刷术、磁器、火药、茶叶、丝、拱门、吊桥等等发明，所以曾经是世界独强。“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强盛后还要济弱扶倾，扶持弱小民族，才算是治国平天下。他的最后一段话是：
“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诸君都是四万万人的一份子，都应该担负这个责任，便是我们民族的真精神！”
注释：
注1：这种担忧显然依据不足，实际上清朝以后人口一直在高速增长，唯一一次例外是太平天国时期。中国人口在明朝时接近一亿，1799年乾隆去世时接近三亿，到1924年孙文演讲时已达四亿八千万。参见赵文林《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6）附图16。
注2：【需要核实】：十二亿元相当于清朝岁入的十倍！ 换句话说，当时中国的对外经济损失，足以养活十个清朝政府。清朝岁入在四至八千万两银，换算成孙文当时的银元，约加一倍。因此，12亿元相当于清朝岁入的7.5至15倍。
来源:独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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