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认了 作者 冯积歧
那天早晨，生产队长派父亲去犁荞麦地。荞麦地两边都是深沟，沟边长满野草。每犁到沟边，两头牛都会死命伸着头，舌头透过牛笼嘴，去揽沟边的野草吃，全然不计摔到沟里栽死的危险。一个早晨父亲都提心吊胆，生怕牛滑到沟里去。可是就在他准备收工，犁最后一个来回时，两头牛不知哪来的蛮力，只顾揽草，父亲怎么也拉不回它们。眼看牛的前腿一点一点向沟下滑，可它们全然不觉。父亲手中攥的牛鼻绳是断成两截后接续到一块儿的，拉了一个早晨，此时从接口处松脱了。两头牛没了束缚，连带着铁犁，像箭一样射向沟底。父亲出于本能，一闪跌坐到沟边……
饲养员老汉等着喂牲口，左等右等不回来，便到地里来找牛，此时坐在沟边如一滩烂泥的父亲才如梦初醒。一头牛跌下去当即就死了，另一头虽然没有死却跌断了腰，站不起来，不能再耕地了。
斗争会上，生产队长呵斥道：“狗地主，你的命有一头牛重吗？牛跌死了，还能吃肉，牛皮还能合成皮绳。你死了，狗都不吃！”上台发言的革命群众将蓄意破坏生产的罪名按在父亲头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倒地主反革命分子！”“老实交待！”口号声此起彼伏。父亲很后悔当初在惊恐中没有和牛一同扑下去，这样他的痛苦在那天早晨就可以结束了。
那天下午，父亲脖子上戴着几十斤重的木板，背上背着一张剥下来的牛皮，弓着腰，被我们松陵村的革命群众牵着去其他大队游街。牛皮散发的腥臭味儿被他带到了全公社的每一个生产大队。
走到朱家庄时，父亲的腰弯得更厉害了。朱家庄是我的外祖父家，披着牛皮的父亲看起来不是牛也不是人，好像一个怪物。他已无颜面对外祖父家的任何一个人。
父亲像小学生背课本似的将自己的罪行向革命群众交待了一遍。他抬起头时，眼角的余光竟扫见了母亲。母亲站在不远处的一块石头上，表情平静而麻木。仿佛她目击到的不是她的丈夫，而是舞台上的一个丑角。对这个剧中人，她不同情怜悯，也不憎恶讨厌。她不过是一个观众，一个不参与剧情，只图热闹的观众。父亲还看到母亲身后站着一个男人，那男人像高粱秆一样细，有一双尖锐的老鼠眼。那男人正和母亲谈什么，母亲回过头去看那男人，一个劲儿地点头。父亲的头使劲向上一仰，扫了母亲和那男人一眼，看见那男人将细瘦少肉的右手放在母亲的肩头。父亲突然大叫两声，扑倒在地，人事不省……
父亲在炕上躺了两天，祖母请来村里的胡大夫。胡大夫捋着花白胡子对父亲说：“娃呀，心病还得心药治啊！我给你开三服药，吃吃看吧。”
祖母拿上药方去公社卫生院抓药。三服药总共1块4角6分，祖母身上只有1块3角钱。她求抓药的年轻人给她欠个账，抓药的说：“不能欠账，一分钱也不能欠的。”祖母再三恳求，抓药的还是不松口。祖母无奈，去找院长。院长来到中药房，将抓好的三服药解开，把药中的白术和茯苓分别取出两片，然后包好药包，给了祖母。
哥哥从学校里回来吃午饭，饭碗端在手中还没有下口，父亲在房间里喊他，喊得很急迫。他不知是怎么回事，就端着饭碗进了房间。父亲蹲在炕上，看了看哥哥：“想不想你娘？”“不想。”“不想？”哥哥急于吃毕午饭去学校，端着饭碗正要离开房间，父亲叫住了他：“大虎，你说，你为啥不想你娘？”“不想就是不想。”哥哥没有料到，父亲竟突然端起自己的饭碗向他摔了过来，随后自己也一下子扑倒在炕上。
儿子不想母亲，是做父亲的难以容忍的事情。我看得出，在父亲的心里，儿子的母亲就是有错误，做儿子的也要原谅她，绝不能抱怨母亲，更不能给母亲记仇，这是父亲对儿子最起码的要求！
哥哥一下子被吓住了，父亲从来没有这样过呀。哥哥一看父亲扑倒在炕上，流着眼泪一声一声叫爹。父亲摆摆手，叫他走开。祖母闻声进来，她不知怎么回事，就责备父亲：“世俊啊，你有病，又发啥脾气呢？是大虎惹你生气了？”父亲抬起埋在被子里的头，擦了一把泪水：“不怪大虎，怪我自己。”
祖母给哥哥摆摆手，叫哥哥快去学校。哥哥走到炕跟前，扑通一声跪倒，哭着说：“爹，怪我，全怪我。”父亲拉住儿子的手，用泪眼看看他，一句话也不说。父亲整天流眼泪，祖母不在的时候，就放声哭。如果祖母在家，他就拄上棍子去地里哭。
那是一个冰凉的夜晚。天一黑，父亲穿戴整齐出门。祖母问他要去哪搭，父亲说他要去朱家庄。祖母说：“你身体不好，不要跑冤枉路了，仙娥会回来的，时间还没有到哩。”祖母这句话不知触动了父亲的哪一根神经，他突然站住了。他大概在揣摸祖母所说的时间是什么。他可能在想，人活在世上还不是和时间较量吗？父亲知道，人是永远也较量不过时间的。“啥时候算是到时间了？”父亲仿佛是自言自语。祖母说：“她在娘家住不下去的那一天就算是到时间了。”父亲苦笑一声：“时间到了，我看时间到了。”父亲出了院门，祖母没再拦他。
去朱家庄这条路，父亲走过无数来回了。脚下那条灰白色的路面像绳索套在他的脖子上，将他向前拽。到了外祖父家的院门前，父亲看了看那扇厚重的大门，手举起来，抓住了门环。他在圆圆的生了锈的门环上摸了摸，还没有动手拍，手一松，身子就顺着门溜下去了。父亲趴在门前的地上，一遍一遍叫着母亲：“仙娥啊！仙……仙……娥！”回答父亲的是无边的沉寂。大地睡死了。村庄睡死了。母亲呢？恐怕也睡死了。
在父亲自杀未遂的第二天，伯母去了朱家庄，不知给母亲都说了些什么。没几天，母亲回来了。她见到祖母，第一句话就是：“娘，你去给他们说，不要给我戴帽子，我不做地主。”祖母说：“娥娥，不会的，不会给你戴帽子的。”母亲回来后，寡言少语，神情呆滞，她不和父亲争吵，也不和哥哥、姐姐说什么。她一天干三晌活儿，天一黑，就上炕睡觉。每逢晚上生产队长打铃开会，母亲就慌张，给祖母说：“娘，你去给他们说，不要给我戴帽子，我不做地主。”
日子一天天过去，松陵村没有发生什么惊心动魄的事，母亲不再惊慌了。生活是平静的，家是平静的，即使父亲被斗争，又挨了打，一家人都不惊不诧，都习惯了，好像日子不艰难，不缺吃少穿，父亲不上斗争会，不挨打，就不是地主家了。
父亲已经“认”了——既然是地主，就应该在少吃缺穿中生活，就应该在被人欺负中生活。家里再也听不见他的叹息、抱怨，一家人每一张脸上的表情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平静，一样的麻木。尽管饥一顿饱一顿，有一顿没一顿，一家人照常活着，就像太阳每天照常升起一样。
父亲是地主中最年轻的地主。大队党支部叫他给全大队40多名四类分子当头儿，要他监督每一个四类分子的言行，及时向大队党支部汇报他们的一举一动。父亲平静地接受了任务，并且尽职尽责，隔一天晚上就把这几十个老汉、老太婆召集到一块儿念报纸，学毛著。谁有病，谁缺席，谁发的什么言，有什么思想动向，他都如实向上报告。有一次学习时，地主分子史耀祖一连跑了三次厕所，而且不停地放屁，父亲也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大队党支部。
父亲到死想不通 作者 杰弗瑞
母亲说我出生的时间比预产期晚了十天，要不是我家那头老母猪，我还不一定能出来。当时我母亲正在猪圈里扫猪屎，挺着大肚子扫得很累，就撑着猪圈的石板墙想歇一歇。老母猪过来亲她的腿，她提起脚赶猪，没想到老母猪一抬头顶了她一下。老母猪这一顶，把我顶到了臭烘烘的猪屎堆里。母亲说，老母猪从来没这么顶过她，是不是它有意帮你快点出来呢？
我生下来没有多久，老母猪就死了，据说是吃了我的胎盘，吸了母亲的经血。母亲说，我生下来时好奇地盯着看老母猪，好像我们认识似的，看得老母猪直往后退，不敢抬头，过几天就死了，死得莫名其妙。我后来想，我是不是来到这个世界顶替这头母猪的呢？这头母猪是不是我的前身呢？几十年过去，我发现我原来其实就是一头猪，或者说我是一头披着人皮的猪，过去的生活其实跟在猪圈里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
母亲说，我生下来时，有一天时间既没哭又没笑，眼睛冷冷的、呆呆的，不知在看什么。我母亲吓哭了，对着我的小屁股，打呀掐呀，我还是不哭，直到半夜父亲回家，我才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这一哭就哭到大天亮。
我母亲并没有因为我终于活着来到人世而高兴，也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儿子就高兴。其实当时母亲的眼里满噙着泪水。她用牙咬断缠在我身上的脐带，抓猪草清理自己的下身，然后坐在猪圈里发呆。老母猪吃完了母亲清理下身的猪草，舔食了猪圈地上的乌血，拱了母亲一下，母亲才回过神来，抱着我回家。
我长大后问母亲，为什么要生我呢？母亲很无奈地说，没办法呀，那时也没实行计划生育。母亲说得非常难过，我听了也很不痛快。要是我老是呆在母亲肚子里不出来，要是母亲根本没有怀过我，要是母亲怀上我又把我打掉，总之，要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我该多好，我也不会活得像一头肮脏的猪了。
我现在不恨那头把我顶出世的老母猪了，我也不恨生我养我的父亲母亲了。我的父亲母亲并没有一点错。他们不但没有错，还生我养我，于我有大恩大德，我应该感谢他们才是。而且，如果没有以前像猪一样的生活，现在我哪能奋斗到大学副教授的身份，活得这么轻松自在呢？有人说，人的一生，幸与不幸是一半对一半，把不幸的日子过完，幸福就来了。
我出生那天，母亲后来说，天热得把衣服脱光都不能解暑，太阳就像被泼了一盆经血，红得让人难受，红得让母亲看哪里都是红圈圈，都是猪圈里的经血，现在想想还要呕吐。母亲那天抱着我冲回家，一股脑儿地喝了五大瓢冷水还是感到热。母亲老来四肢酸痛，处处是毛病，一喝冷水就犯吐，我想跟那时喝冷水有很大关系。
我当时确实不乐意出生，我母亲也不高兴我出生。当时父亲正站在生产队的批斗会，五花大绑着，低着头，曲着腰，接受着别人的教育。汗水在父亲的身上像虫子一样爬着，最初痒得令人想笑。虫子在身上爬多了，痒得久了，又难受得要命。父亲在口水、石子、讨伐声中蒸了大半天，直到太阳下山了，月亮上来了，别人轮番讨伐渴了、累了、饿了，才得以回家。父亲疲惫地走进屋，还没等母亲告诉他家中又添了一个讨饭的，就已重重倒在床上。
父亲这一躺，正好躺在我身上，我哪受得了这一压，哇的大叫起来，母亲听到哭声才终于挤出一丝笑意来。父亲一惊，望我一眼，面无表情地朝一边一倒，又睡去了。
我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这是我出世之前就已经意识到并且不愿意出世的原因。我一出生就注定要像猪一样生活，难怪我一出世，我家那头老母猪就死了，它不愿看到我一个大活人居然活得像它一样，它已预知到我将来的人生……
生在地主家庭就是地主子女，上小学就不能带红领巾，在各种各样的表格上家庭成分一栏中就得填上地主。直到现在，我对地主一词都非常敏感，只要一提它就浑身发紧，神经紧张，惶惶不安。按说，地主子女仍然是人，不是狗，是人就应该平等。出身在地主家庭也不是谁愿意还是不愿意的事，父母是地主，跟他们的子女有什么关系呢？就算父母犯罪犯法，受处罚的应该是父母，而不应株连他们的子女呀。何况我的父亲母亲并没有犯罪违法。他们只是在大家都很穷的时候，自己富得快一点而已。谁不愿意日子过得好一点呢？然而在那种荒谬的时代，想过好一点也是有罪的。
我的父亲母亲，甚至父亲的父亲母亲，我的爷爷奶奶，为了买那五十亩地不知流了多少汗水，节约了多少日子，吃了多少顿咸菜下苞谷稀饭，才终于攒到那么一罐袁大头。我的父亲母亲，甚至我的爷爷奶奶，既不偷也不抢，勤俭持家，乐善好施，连叫花子上门讨饭，自己不吃也要赏一碗，这样的人家在现在说应该评五好家庭呢。他们认为，我们靠劳动吃饭，不多言不多嘴，在哪朝哪代，不管当官的怎么换，不管哪个党执政，都应是正大光明的、坦坦荡荡的良民才是。
父亲以前是个石匠，成年累月在外给人修房造屋，节省得吃碗羊肉汤都舍不得，一心想着买田置地，等结婚生子后让一家人日子过得宽裕一些。我母亲过门后，房修了地买了，日子照样过得紧巴。爷爷奶奶、父亲母亲节约成习惯了，有了点钱以后照样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母亲说，要是那时舍得吃舍得穿，吃了穿了，被判个地主富农，心里也还踏实些。既没吃成又没穿成，就被判成地主，土地被没收，房产被瓜分，时时刻刻被监督劳动，大会小会上挨批挨斗，父亲母亲、爷爷奶奶不甘心呀。爷爷奶奶伤心呀，后悔呀，哭呀，气呀，解放没多久就去世了。
父亲在弥留之际还喃喃自语，为什么同样是共产党，四十年前不让人富，四十年后却鼓励人富呢？都是富，都是想把日子过好一些，为什么命运就相差十万八千里呢？为什么那个时候是错的现在却是对的？为什么靠劳动挣钱在那个时候就有罪而现在却是一件光荣的事？父亲至死也没想通。
父亲背着枷锁过了半辈子。在生产队，别人不愿去修公路，让他去修；别人不愿在大雨中去守庄稼，守汽车，让他去守；别人不愿挑两百斤重的担子步行十几公里去缴公粮，让他去挑；别人不愿在大热天挑粪上山，让他去；别人早早睡了，让他每天晚上写思想总结，写交待书；天寒地冻的时候，别人在温暖的家中休息，让他去公社政治学习，接受人民政府的教育。
父亲曾对母亲说，他做这些事的时候总在想，难道想把日子过得好一点真的是错的？难道大家都没钱、都穷就好吗？有一天，父亲似乎想通了，突然对母亲说了一句：“钱哪，魔鬼。”母亲莫名其妙地望着父亲，可他再没说话，一声接一声地叹息。
父亲并没有想通，他还在为他的土地、房产惋惜。我们全家也都想不通。我的姐姐考上初中却不能读，哭得死去活来也没用，别人骂她赖蛤蟆想吃天鹅肉。她想不通，一头栽到古井里，再也没爬出来。姐姐死了不要紧，让全村人喝不上水，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才是罪不可赦。我的父亲母亲为此事在生产队的祠堂前罚跪两天两夜，当然免不了挨口水、石子、鞋掌子甚至巴掌。我们家的祖宗也被骂了不知多少遍，直到花钱重新掏了一口井才了事。
我的哥哥，一个小时候聪明可爱的孩子，淘气、外向、仗义、不服输，经常被人打得鼻青脸肿，受的气最多，吃的苦最多，长到该成家的年龄却娶不到老婆，不得不入赘到大山里去，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生活。相比之下，我胆小，不多言不多嘴，不惹事不生非，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可还是没少挨打受骂。我曾有近二十个绰号，至今还记得一些，如屎斑鸠、苦檀神、地主仔、四类分子、屎弹子、周扒皮、刘文彩等等。
命运把我变成了一头冷漠、自私、孤独、玩世，人见人嫌的肮脏的猪。我已经习惯脏猪一样的生活，而且常常自认为就是一头猪。在没人的时候，有时我学猪的嘶叫，甚至学着猪的样子拱地上新鲜的泥土，嗅一嗅土里别样的气息。做这一切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很开心，很痛快。我经常做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活蹦乱跳的猪崽。我在睡梦中曾夜游到猪圈，被母亲从猪圈里拉回床上睡觉。这一切我浑然不知，直到后来我上了大学，带着女朋友（现在的妻子）回家，母亲把它当笑话讲给她时，我才知道。
我母亲对我的女友说，我是猪变的，是猪精哟。我的女友看着我，笑得前翻后仰。我后来偷偷问我母亲，我真的在猪圈睡过？母亲没说话，眼泪直往外涌。
我大学毕业，做了大学老师后，父亲才得以找池塘钓钓鱼，谦卑地接受乡人的招呼。他去世前经常对我说：“人要节欲。还是穷了好，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要那么多干什么？”我知道，父亲话虽然说得通达，实际上他心里仍然没有想通过去一直没想通的事。原因是我入赘到大山里的那位哥哥，承包了几十亩山地，种水果发了，成了远近闻名的大款，可我父亲却怎么也不愿意踏进我哥哥的家门，甚至还当着全家的面，骂我哥哥不从他那里吸取教训。
然而直到父亲去世，我哥哥也没有被揪斗，而且日子越过越红火，桑塔纳买了两辆，刚上高中的女儿被送到美国念书。我父亲把我哥哥骂了，打了，哥哥仍然不听，继续发家。父亲到死也没弄明白，为什么他不能想把日子过好一点而我哥哥却可以想，不但可以想，而且可以大胆做，没有谁把他怎么样。
离右派就差一厘米 作者 廖文伟
那一天细雨霏霏，我们正在楼上吃午饭，忽然楼下有人喊“廖老师”。“去看看，是哪个在喊。”父亲对我说。我赶紧放下筷子，到窗前去看。窗口垂直往下便是大门，只见门口站着一个人，打着黄色的油布伞，看不出来是谁。
“不知道是哪个，伞遮着头。”我趴在窗台上说。“是何老师的声音。一定有事，我去看看。”父亲放下碗筷，快步下楼去了。好一阵子，父亲仍没有上来。母亲要我到窗口去催父亲上来吃饭，于是我趴在窗台上喊：“妈妈喊你吃饭，爸爸！”门口站着的那人移开了伞，是个女老师。她仰脸朝楼上说：“告诉你妈妈，就几句话，就几句话。”不一会，父亲上楼来了，端起碗继续吃饭。他说：“是何老师。她写了张大字报，向学校领导提了几条意见，问我要不要签个名。”父亲举着筷子的手停在空中，望一眼母亲，接着说：“意见倒是对，就是口气不太客气。有两件事我也只是听别人说起过，并不在场。还是不能听风就是雨，要实事求是。我没有签这个名。”“不签也好，老老实实教你的书。”母亲说。
细雨一连下了两三天。第三天的下午，父亲快步匆匆回来了，锁着眉，绷着脸，进门就喊母亲：“道香，你看好险！那天何老师来要我签名，还记得不？”“怎么啦，你不是没有签吗？”我在做作业，母亲正织毛衣，眼都没有抬一下。“好险好险……”父亲找杯子喝了口水，站在母亲面前接着说：“何老师打成极右分子了，签了名的几个人都打成了右派分子。明天上午批判，全校师生都要参加。你看好险！”望了望吃惊地抬起头来的母亲，父亲撮起手指，比划了个一厘米的手势，加上一句，说：“差那么一点点，就回不了这个家了！”
第三天上午，学校大操场上扯起一条大横幅，上书“坚决反击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批判会上领头喊口号的是学生会的一个学生干部，他情绪激昂，时不时振臂高呼“打倒右派分子！”嗓门都沙哑了，仍然不肯下火线，又冲上前台痛打披头散发的何老师。台下激起一片喊打声，有人冲上去对何老师拳脚相加。何老师高度近视，好几次眼镜被打丟了，摸索着从地上捡起，重又站到原先的位置上，脸上滿是惊恐，完全不知所措。站在她身后的几名右派分子，惊恐之色也完全不亚于何老师。
打着黄色油布伞，站在我家窗口下的何老师，从此成了阶级敌人。1958年，我离开家乡醴陵一中，进省城当了职业运动员。两年后回家探亲，听一中教职工子弟说，何老师一直不服，所以一直挨整，好几次被逼得自杀，吞六六六粉，跳渌水河，都被发觉，求死不成。她的几个女儿中，有一个是我妺妺的同班同学，其生活之清苦、窘迫、寒酸，妺妺说实在是一言难尽。三十年后右派平反时，何老师已经不在人世了。
当初那个带头喊口号的学生干部，不久入了党，后来留校工作，后来又调往县委，升了官，直到因心血管病去世，都是阶级觉悟很高的好同志。
也是此后不久，离右派帽子仅仅一厘米的父亲，教研组组长的乌纱帽也丟了，从此落下个谨小慎微、胆小怕事的名声。他的一个好学生，叫姚玉兰，后来在湖南师范学院任教，每向我提起他们的廖老师，总会加上一句：“好老师，就是胆子小。”
印花的童年 作者 文利桃
父亲成分不好，在城里找不到媳妇，只好到乡下找。母亲对英俊的父亲一见钟情，不顾外婆外公反对，闪电般迅速嫁给了父亲。母亲嫁到城里并没有过上好日子。她打扮土气，一口结结巴巴的乡下话，受尽婆家和邻居嘲笑。偏偏又连生三个女儿，父亲更有对她拳打脚踢的理由。
在家中被视为狗尾巴草的我，两岁就被送到乡下外婆家。外婆待我如珠如宝，总能想方设法做出我爱吃的东西。从墙角菜坛里舀来酸酸的浸水，将生红薯切成极薄的片，再拌上鲜红的剁辣椒，就成了一道解谗的美味。即使我犯了错，把人家男孩打哭，或偷了人家放鸡窝里的引蛋，她都只是拿几根稻草追得我满村跑，演戏给旁人看，以平民愤。这是我童年最美好的时光。一晃到了七岁，已是上学的年龄，母亲把我接回城。那时她又怀孕了，就在我报名读书的第一天，母亲生下了第三个女儿。父亲一看又是个女孩，当场破口大骂。奶奶指着父亲的脸说：“你这辈子绝种了！”骂骂趔趔地拖着我去学校报名。我回头看见床上的母亲满眼都是绝望。
叔叔结婚后，爷爷提出分家，把好的东西都分给了叔叔。父亲提出异议，爷爷说：“你要那么多干吗？你儿子都没有，将来还不是落到外姓人手里？”父亲赌气迁出城，在郊外一条僻静的小河边盖了三间房子。那一年，我八岁，二妹五岁，三妹一岁。父亲做了一条小船，到河里捕鱼来维持生计。哪天多卖了几个钱，他必定在外面喝得醉醉的才回来，见人骂人，见狗也要追着踢几脚。我的左耳就是父亲打聋的。
那是夏天的一个傍晚，天气闷热。母亲在厨房做饭，八岁的我，坐在客厅的凉床上，抱着哭个不休的三妹，还要给站在旁边的二妹挠背心的痱子。父亲在隔壁房间喝酒，三妹的哭声闹得他心烦。他厉声骂我：“你是头猪吗？不会抱她走动一下？”
我赶紧边哄三妹边努力想把她抱到外面去，无奈我个子太小，怎么也抱不好。手箍得太紧，三妹哭得更厉害了。耳边传来父亲的骂声：“吵死啊！小心我出来一脚踹死你！”我终于抱起三妹挪到了大门口，二妹又哭着上来揪住我的衣服。本来就摇摇欲坠的我，没注意脚下的门槛，抱着三妹一起摔倒了。三妹哭得透不过气来。
我吓坏了，刚把三妹从地上抱起，就看见父亲从房间气冲冲地出来了。他手一伸就把三妹从我怀里夺走了，还没等我来得及躲避，一巴掌就把我扇到了外面的水泥坪上，整个人飞出去足有一米多！我吓得尿了裤子却不知道哭，鼻子和耳朵都流出了血。鼻子倒是没打歪，但左耳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
母亲被艰难的生活磨得脾气暴躁，也喜欢零敲碎打。三姐妹中，只有我体积大一点，就成了父母理所当然的出气筒。挨了打我也无处诉说，只是朝着外婆住的方向无语凝泣。有一天，我实在无法抑制对外婆的思念，偷偷从家里跑了，走了三十五公里去看望外婆。外婆在给我洗脚的时候，看到我满腿的青紫伤痕和布满血泡的小脚，直掉眼泪，咬牙切齿地说：“天杀的！怎么下得了手啊！”第二天我坐在回家的班车上，看着窗外渐渐模糊的外婆，眼泪像决堤的洪水，无法控制地流下来。一想到又要回到令人恐惧的家，心里的绝望无法言表。到了家门口却不敢进去，我不知道要接受怎样的惩罚。在房子后面的杂草中躺到快天黑，我才壮着胆子战战兢兢往里走。刚走到大门口，正好撞见出来倒垃圾的母亲，她一把拎住我的耳朵就打。
我被打了心里还很高兴，因为平时只要母亲先惩罚了我，父亲一般就不会再动手。母亲也明白这一点，总是抢在父亲前面动手，其实她是想让我免挨父亲更残酷的毒打。可人算不如天算，正被母亲推搡着，眼睛却瞟见父亲拿着一根很粗的木棒出来，直朝我奔来！我朝母亲大叫：“还不快松手，爸爸来了！”母亲一回头，也赶紧松了手。我撒腿就往外跑，父亲健步如飞追来。我沿着河堤狂奔，几次差点被他手里的木棒打到。我边跑边在心里发疯一样的祈祷能出现一个人救我！
天从人愿！村里的支书正好从坡下上了河堤，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河堤是他回家的必经之路。我一猫腰从救苦救难的支书大叔裤裆里钻了过去，10岁的我身材瘦小，求生的本能又使我行动迅速，动作优美。父亲没料到支书会突然冒出来，朝着我舞出的棒子收不住惯性。好家伙！那一棒子结结实实砸在了还没反应过来的支书腿上。支书喊一声“哎哟”，抱腿坐到了地上。那一棍要打在我身上，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效果。支书在医院足足躺了一个月，才把被打得骨折的腿骨勉强治好，父亲赔了七百多元医药费。
从那以后，父亲要打人就先把门反锁，连母亲都不准进来。无论冬夏，要打就命令我把衣服全部脱掉，那样我想跑也跑不了。
他以前用巴掌打，后来嫌打得自己手疼，就规定我定期去河边竹林里砍竹子回来做工具。要去掉竹叶，捆紧了，还得用布条把手握的部位一层层缠紧，这样才好使力。他双手握着那一大把竹条朝我裸露的身体肆意挥舞时，动作活像秋收时朝谷筒里用力摔稻谷的农民。竹枝每落下来一次，我的皮肤上就多印出一串红色的竹子印花，火辣辣的疼。每一串印花的尾梢都会冒出一颗红红的血珠，父亲美名其曰“红印花布衣”。
实践出真知，打的次数多了，我发觉嫩竹枝条的尾梢更容易被打断。我在被打的时候默默数了，老得发黄的竹枝要挥打40多下才全部断掉，嫩竹枝一般30下就光秃秃的了。于是，我再去砍竹子时就专拣嫩枝头上端的那一部分砍。
在父亲的棍棒训练下，我还练出了几项特异功夫。两米多高的窗户，我一个八九小女孩能在几秒钟内爬到最顶端，像一只小猴子那样抱着窗户顶端的栏杆，脸对着窗外的月亮哀嚎。保持这个姿势的好处是上半身受伤比较少，不过，屁股就多受苦了。上面布满了重叠的印花，好几天坐不得凳子。还一个特异功能就是无师自通学会了狼嚎。我发出的狼嚎可以媲美狼群里叫得最好的领头狼，叫声在深夜传得很遥远。只要在我发出嚎叫的第二天，住在河对面很远村子里的妇女，总会到处绘声绘色撒播谣言：昨天又有冤魂在嚎哭，叫得那个惨啊！
身体的被虐待不是最令我痛苦的事，最痛苦的是夏天被打得满身红印花后去读书。在我们身体没有体现女性特征前的夏天，母亲都不给我们姐妹穿上衣。一家五口人，只有母亲穿上衣。这样洗起衣服来也简单——五条短裤加一件上衣，既省了布钱又省了肥皂。
妹妹们还小，无所谓，只苦了我，全校只有我一个女生不穿上衣去读书。这给老师留下很不好的印象，都认为我是个没开化的野孩子。没花一分钱广告费，我成了学校的名人。一说起那个打赤膊来读书的女孩，谁都知道是我。最糟的是，身体被印花以后，没有上衣遮盖，就那么赤裸裸暴露在全校师生的眼里。被打时，出于自然反应，我都是抱着头弓着身子蹲在地上。这样的姿势就造成了印花的不平均分布，往往是整个背部布满了纵横交错的印花，而前胸则相对较少，不太触目惊心。
人都有爱美之心，在学校遇见老师，我总是尽量将自认为最美的胸部对着老师。老师一走动，我就像向日葵那样，始终将前胸对着老师移动，尽量不让老师看到我丑陋的背后。
曾有一个年轻的女音乐老师，面对我的伤痕落泪，善良的她走访了我的父亲。父亲唾沫横飞，历数我数十条非打不可的罪状。在他的描叙中，九岁的我除了没犯过杀人罪、强奸罪，别的罪基本都犯全了。面对仍喋喋不休劝解的老师，父亲恼羞成怒地说：“我生的孩子我爱怎么打就怎么打，关你屁事！”气得音乐老师拂袖而去。
三年级时，我的胸部开始发育，长出硬币大的小乳房，同学们指指点点令我无地自容。我向母亲提出要穿衣，母亲许诺明年夏天就让我穿衣去上学，我听了绝望得想自杀。一天中午，看见晾衣竹竿上晾着父亲的一件白背心，我灵机一动，等母亲不注意，把它藏进书包，一路狂奔下了河堤。我把背心往身上一套，呵呵，父亲穿的背心套在我身上成了连衣裙。我找根麻绳绑在腰际，自我感觉美不胜收。
放学后我就把背心脱下藏在书包里，脏了也不敢拿出来洗。没几天，白色的背心黄渍渍的，酸臭酸臭。事情还是败露了。母亲路过学校，刚好撞见还没来得及脱下背心的我。她当场给我两巴掌，令我幸福的是，第二天她就买了布，给我做了一件衬衣。我终于结束了打赤膊上学的历史。
父亲素来风流，前村后店都有他的情人。母亲看不开，寻死觅活地吵闹。他们打架，我跟着遭殃。母亲动不动就朝我口不择言地吼：“只看见这里死人那里死人，怎么就是不见你去死啊！”受母亲的指点，我萌生了自杀的念头，到处打听哪种死法不痛苦。自幼极爱看书的我，最后从琼瑶的书中得到启发。她书里的女主人公都喜欢割脉自杀，说这样的死法既不痛苦，死后脸色还会苍白凄美。爱美的我觉得能苍白、秀气的死去是个不错的选择。
说干就干，等父母都不在家，我把妹妹们关在房门外，迫不及待地用刀片一下就割开了手脉。没想到血会像箭一样从血管里射了出来，居然喷到蚊帐顶上！我没觉得疼，只是有些惊讶，嘴里不由自主发出了尖叫声。
我没死成。巧得很，外婆突然来了。听到我惊恐的叫声，她一脚就踹开了门，把我的手捆紧后送进医院缝了七针。后来听外婆说起，事情还真玄乎！她前一天晚上刚躺下，就非常清楚地听见我的声音在窗户根下连喊了三声“外婆”。她以为是我夜里偷跑去到她家了，起来打开大门一看，外面却一片漆黑，什么都没有。外婆觉得不对劲，一夜没睡好，一早就坐车赶到了城里，及时挽救了我一条小命。我抱着外婆哭得肝肠寸断！她才是我最亲的人，一次次救我于水火之中。
难得发怒的外婆把父母骂得狗血淋头。她指着父亲骂：“教育孩子有你这样的教育方法吗？明明是自己的生活不如意，却把怨恨都发泄在孩子身上，还要找出各种罪名来为自己开脱！虎毒尚不食子呢！孩子今天要有个三长两短，我非和你拼了这条老命不可！”
住了几天，见我伤口快愈合了，外婆要回去。我在心里无数次乞求外婆带我走，却怕让她为难而不敢开口。走的那天，我脖子上吊着包扎着绷布的手，依在门口看母亲送外婆走。看着外婆老泪纵横一步一回头地看我，我终于不顾一切，哭喊着追了过去：“外婆，你带我走吧！我要跟你在一起！”经过外婆的力争，加上我以死相挟，我如愿以偿地跟外婆下了乡。走的那天，我脚步如飞，头也没回……
来源:看中国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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