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六四”即将来临，中国政治的“死结”，又一次触动了人们敏感的神经，就国内来说，中共又要如临大敌，严密监控异议人士；就海外来看，一直坚持平反“六四”的香港支联会，将发起放飞民主风筝的活动，在全世界各地也都会出现悼念“六四”的烛光晚会。总之，不论如何，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论持有怎样一种态度和立场，都不会忘记历史的悲剧。
图片：左一姜维平，右为原香港《文汇报》社长李子诵（1997年拍摄，姜维平提供）
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所限，我们无法在短期内选择国家领导人，但中共18大之后，不论是习近平，还是李克强，当上了共产党的一把手，都无法回避“六四”问题，它似乎成了中华民族的死结，打不开又扯不掉，谁解开了它，谁就是找到了一把锁钥，他将名垂千古，荫及后代。
然而，就目前来看，这种希望好像还相当渺茫。胡锦涛缺少新思维，温家宝过于孤立柔弱，中南海的高官们大都把个人的利益看得太重，而对民族前程和国民生死不负责任，他们似乎把地位当成了舞台，按照集体争论写出的台词脚本，表演了固定的程序之后，就匆匆地退场了，他们不知道观众在想什么，也不在意后代如何评价，故“六四事件”就变成了长达21年的死结。
其之所以谓“死”，是因为一旦打开，石破天惊，共产党未必跨台，但一党执政的体制将被历史抛弃，过去那些富得流油的官员与奸商，将面临两种抉择：或缴出不义之财，重新做人，或负隅顽抗，即被整肃，而能够争得民心的新政党则上台，或许中共作为在野党还有机会。但必须改头换面，动大手术，否则只有灭亡。到那时，大大小小的党派展开竞争，表面看似乎混乱，但这是中华民族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最佳远景。
或许正是看到了问题的实质，现在的中南海高层领导人，对明天既充满恐惧，又充满憧憬，故踌躇再三，瞻前顾后，不能定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大概是在物质上和思想上与极权统治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吧！不过有一点是共同而令人欣慰的：他们本身与六四惨案没有直接的责任，这似乎是平反六四事件的希望之所在，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死结”一旦打开了，对负有罪责的李鹏等人如何处理？对建国以来的类似案件如何处理？比如，江泽民下令镇压法轮功，使许多人非正常死亡，致伤致残或坐牢，这些冤假错案如何善后赔偿？……更为重要的是，裸露出来的社会矛盾归咎于政治制度，是修补它呢，还是彻底遗弃它？如是后者，会不会出现权力真空，产生社会动荡和国家分裂？等等。
显然，即便是现在的党内民主派温家宝，也是不会选择扬弃中共的途径，那么，老百姓还会像 1976年 10月那样，把过去所有的一切人权灾难，归咎于共产党内的某几个倒霉蛋？谁是未来几年内中共高层权斗后倒下的新的“四人帮”？中国，还能继续创造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靠专制列车的惯性再慢慢地爬行吗？它何时才能驰出没有人权，尊严和法治的黑暗的隧道？1978年后，一度深得民心的“胡赵政改”成果还能恢复吗？……
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仅困扰着中国的知识份子，也充塞着体制内官员的心灵，连普通老百姓也未曾彻底遗忘，实际上它都是死结下面的皱褶，层层 布局，又细又密，虽小犹深，如果解开了心灵“六四”的疙瘩，一切均迎刃而解。
2009 年以前，我曾有条件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阶层的人，进行了似是随意但很明晰的调查，我发现，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人们表面上对政治变得冷漠，行动上变得务实，但心灵深处，并未遗忘许多人的名字：方励之，王丹，吾尔开西，柴玲，等等，比如2008年的一天，我到大连友好广场某家打字复印社影印我的传记手稿时，一位中年人对我说，你知道吗？方励之的儿子死了！我很吃惊，因为我不太清楚，他讲了他在美国遭遇车祸的过程，并肯定地说，是不是共产党特务干的？……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收听外国广播嘛！从这一事例可以看出，中国普通老百姓依然关心海外民运人士的命运。又如，在另外一个朋友聚会的场合，话题扯到了“六四事件”，谈到了王丹，很多人沉默了，但我的介绍却吸引了他们，其中有一个体制内的官员说，王丹才四十多岁啊，等那些老家伙们都死光了，他就能回家了！我问他，你希望他回来吗，他的回答令我震惊：希望，也不希望！因为他鼓吹的那一套对我个人不好，但对我儿子那一代人有利，未来的中国肯定是民主社会！......其实，这些对话，既是社会的真实写照，也是它的鲜活缩影。
既便是中共严密操控的媒体人士，也大都对“六四”有一本良心账，只是不想再次祸从口出，丢了饭碗而已。我记得 1997年香港《文汇报》举办50年周年庆典，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出席，他是典型的思想僵化的保守派，但“六四”时反对共产党屠城，被迫离休的原社长李子诵，也令我惊喜地出现在大家面前，我读过《徐家屯香港回忆录》，得知“六四”时李子诵社长曾使香港《文汇报》开天窗的事件，故十分敬佩这位老报人，与其合影留念之余，也请教了一些当时参加“六四”活动的《文汇报》同事，他们的态度虽不如已故的金尧如那么坚决，但观点都很明确：“六四”总有一天会平反。要我说，在得不到平反的日子里。不论新闻界人士如何沉默不语，但每个人都像《文汇报》的开天窗之语形容的那样：“痛心疾首”。实际上，多年来，在《文汇报》等海内外新闻界人士的心目中，李子诵，金尧如，刘锐绍，程翔等都是良心记者！
现在，中南海的领导人，大都是年过花甲之人了，由眼下的政治体制所决定，其举手投足，均事关大局的稳定和国家的未来，他们不论是太子党派，还是共青团派，都面对一样尖锐的问题：是贪婪手里的权利，为自已和家人敛财，阻挡历史前进？还是用活已有的权势，为子孙后代的幸福着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总之，所有的问题都凝结到了一点：是否平反“六四事件”？可以推断的是，关起门来，他们不知道争论了多少次，却找不到两全齐美的结果：既能伸张正义，寻求社会公平，又能永享富贵，保住既得利益？于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得过且过，耽搁了中华民族的大好光阴！使阳奉阴违的官员，不得不坐在火上口上，使两极分化的国民，找不到精神的家园。
据报道，中国从1993年到 2003年，每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人数由73万增加到307万，令警察的队伍越来越庞大，而越庞大反倒越使社会矛盾激化，更趋于不稳定。北京国家信访办门前的人们，遭到打压和遣返，使他们不得不流向香港，流向美国纽约的联合国大楼前，变成了护巢的叽叽查查的“麻雀行动”。各地涌现的杀人狂，歇斯底里地指向了弱势群体，政府警察接管了幼儿园和学校，使下一代人失去了安全感。台商的富士康厂区，成了“12级跳”的展示人生美梦破灭的舞台。判刑入狱11年的杀人犯赵作海，巧遇了被自已杀死的当事人“复活”，他得以幸运地回家，并得到了65万元的经济赔偿，但法律的尊严荡然无存。为老百姓代言的刘晓波，再一次被高墙电网，挡住了善意的呼唤政治体制改革的声音，而杀人犯杨佳的墓前则堆满了鲜花和贡果。当太子党的红歌感动得老百姓热泪盈眶之时，前高官曾庆红公子曾维的豪宅已被澳洲媒体曝光......这一切典型事件都预示未来，使中共政权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
于是，这种矛盾恐惧的心理，扯紧了“六四”的死结，也波及到了海外，使华人社会形成了黑白分明的裂痕，使历史的伤口，裸露在海外的自由媒体里，牵动着人们的眼球。据报道，香港支联会副主席李卓人透露，由美国运抵香港的新民主女神像和天安门屠杀浮雕，遭到了香港海关的扣留。此艺术品高 6.4米，由陈维明打造，他毕业于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88年移居新西兰，曾为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及美国总统奥巴马造像。此像按照 89年耸立在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女神像制成，比现在摆放在理工大学的旧像高一倍多。支联会原本计划本月29日起在时代广场展出，“六四”当晚在维园摆放。而天安门屠杀浮雕宽达6.4米，高2.3米，分成五块，将与女神像一并展出。
但号称一国两制的香港，竟然发生这样的怪事：海关最初告诉他们，怀疑罪犯会在雕塑里藏毒，故只有暂扣检查。但我认为，与其说是例行公事，不如说是等待中南海决策。果然，5月29日，该艺术品被海关没收，蔡耀昌等 13名民主人士被警方拘捕，30日，身患重病的司徒华乘坐轮椅，带领数千名香港市民冒雨游行，再次呼吁平反“八九六四”！可见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胡温政权，已无所作为，令国人失望！他们面对一件艺术品如临大敌，惊恐不安，只能显示中共政权的脆弱和倒退，已经达到千钧一发的可怕程度！
目前，距离中共 18大召开，还有两年多时间，不仅社会各种矛盾云集，而且党内派别加速整合，但靠权斗倡廉进行新陈代谢，已不能满足老百姓人权意识的觉醒和要求，“六四”成了绕不过的领结，它缠绕在国家的脖子上，调整得好，精神焕发，而反之行事，进一步扯紧，只能使统治者窒息。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中共的领导人，一旦具备了足够的勇气，敢于打开它，其就变成了“活结”，走活了中国这盘棋！现在，胡温班子剩下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应当果断地开放党禁和报禁，成立“六四事件”真相调查委员会，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实现宪政民主和三权分立，多党竞选，还政与民，互相制衡，共同发展，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创造新的有尊严和幸福感的生活！否则， “六四事件”就只能是“死结”！
2010年5月27日写于多伦多，6月1日修改，谨以此文纪念六四死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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