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主要第一风险是CPI，潜在的最大风险是地方政府债务
3月11日，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月份CPI同比上涨2.7%，PPI同比上涨5.4%，工业增加值同比上涨20.7%。经济持续稳步增长的同时，CPI数据涨幅却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不但接近《政府工作报告》3%的年度目标，而且高于 2.25%的中国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如何判断和把握今年经济运行风险，再次成为今春全国“两会”焦点议题。
“今年经济增长没有问题，肯定超过8%的目标任务，相反担心会不会超得太多。”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担心超量流动性，
“总量控制没有问题，关键是资金的分配和流向。”如果房市和股市比较凉，流动性可能会压倒商品市场，推涨CPI。这意味着，在国际金融危机仍然在演化的过程中，当前的宏观调控任务在去年的基础上，又新加了一项内容：在保证充裕流动性，以保障经济增长继续回暖向好的基础上，调节流动性流速和流向以防止推涨CPI。可以说，流动性已经成为今年经济运行健康与否，和风险大小的关键变量。
采访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告诉本刊记者，今年新增信贷目标为7.5万亿，最后可能是8万亿:“尽管，比去年9.59万亿少，但8万亿仍然是适度宽松的政策。”
事实上，一年多来特殊背景下积累的这些流动性，已经直接或间接造成了今年将要面对的五方面经济运行风险。
物价上涨压力加大
2010年是否面临通胀压力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工业生产领域产能普遍过剩，夏粮、秋粮连续丰收，工农业产品供给充分，在现行价格水平下供过于求压力较大。因此2010年不存在明显通胀压力。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余斌，借本刊记者提醒说，物价终究是货币现象:“不同于短缺经济时期，当前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增加，首先会推高资源型产品价格:如土地、矿产品等。由于流动性泛滥、投机活跃，资产价格上涨并形成泡沫:如当前的房地产市场，通胀预期不断加强。最后，在成本上升、比较收益发生重大调整的共同推动下，供求平衡相对脆弱的农副产品价格上涨，并逐步向普通工业产品传导。”
近日，央行副行长、IMF总裁特别顾问朱民在一次内部活动上直言:“中国今年最大的风险就是通胀。”
首先是输入型通胀:今年全球农产品价格上升，大宗商品价格也上升。中国是大宗商品进口国，输入型通胀占中国通胀的相当大部分。其次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今年又是一个基建高潮，而且上游企业开始调价，水电价格改革启动。
根据经验统计，M1如果超过M2，而且如果M1有30%左右的增速，大概6～9个月后，物价一定会上去。
朱民认为一旦出现通胀，将产生两个新问题：
其一，现存款利率是2.25%，如果通胀率达到4%就是负利率1.8%了。如果不上调利率，就会出现存款搬家现象推进资产泡沫。
其二，CPI是非均衡变化。如果CPI达到4%或4%以上，会导致商品价格迅速上升，老百姓便开始抢购，会形成社会问题！
其实，CPI转正以来，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是否加息。但加息又会引起新问题，比如企业成本问题、外资流入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等。所以，今年的主要难处和第一风险是CPI。
因此，余斌认为:“为防止资产价格和物价过快上涨，把握宏观调控的力度与时机显得尤为重要。”
一是，在保障已开工建设的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的同时，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并根据经济运行状况随时调整资金下拨进度和建设规模。
二是，在信贷规模比上年明显缩减的前提下，积极引导资金流入实体经济领域，尤其是支持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三是，加大补贴力度，提高城市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与抗通胀能力。
房地产市场面临调整
“房地产涉及六十多个行业所构成的产业链很长，其增长速度低了，不但直接影响经济增长，而且还涉及到就业。”
但是，2009年以来由于信贷空前宽松，自住性需求与投资需求相结合，房地产市场未经实质性调整就开始再度走高，房价持续上升导致社会恐慌心理加重；投资需求日盛，供求矛盾凸显，房地产泡沫日趋严重，市场面临调整。
对此，余斌借历史经验强调，亚洲金融危机源于部分亚洲国家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的破裂。本次金融危机，则是美国房地产和基于房地产抵押贷款的金融衍生品泡沫破裂而引发的:“两次危机的危害程度有目共睹，一旦我国房地产泡沫化，其危害同样难以估量！”
他分析说，当前房地产市场运行状况难以为继，政府调整房地产政策、有效抑制泡沫已迫在眉睫:“但是，如果调整力度过大导致房价由升转降，消费心理随之改变，则有可能重现2008年下半年所出现的市场萧条局面。一旦陷入需求萎缩-金融风险加剧-市场进一步萎缩的恶性循环，将会使已有的稳定回升局面受到冲击，并可能使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境。”
在上述两难选择中，余斌强调，政府应明确把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作为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把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有效增加土地和住房供给、缓解供求矛盾和平抑房价作为基本手段。
基于此，他提出要区别以下三种情况：
一、区别不同市场面临的矛盾，采取差异化政策。
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房地产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市场特征，宏观调控切忌“一刀切”，不宜根据北京、上海等城市房地产价格等情况的变化，制订针对全国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二、区别真实需求与投资需求。
投资需求旺盛，加重了市场供不应求和价格上涨。在保障首次购房、改善性住房需求的同时，通过利率、税收等政策有效打击投资性需求，减轻商品房供不应求和价格上涨压力。
三、区别政府责任与企业责任。
房价上涨，难以承受目前房价的人增加，政府应通过加快廉租房建设等，保障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
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荆门市市长王玲更具体指出，调控房地产市场，决不能把稳定仅仅理解为控制价格:“涨太快了，就赶紧挡一挡；过两天老百姓不吭声了，就继续让它涨！”
而是要通过保障房制度、土地财政和物业税等综合角度:“拿出长远、系统的政策办法。”。
消费扩张难以持续
按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部署，2010年政府鼓励消费的一系列政策基本保持不变，有些领域还进一步加大了力度，这将有助于消费的稳定增长。但是，在余斌看来:一方面，政府刺激消费的政策成本不断提高，边际效应逐步减弱；另一方面，制约消费扩张的制度性障碍未消除，2010年消费增幅难以达到2009年的水平。
他指出:现阶段，制约消费扩张的制度性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不但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平均水平。
二、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总支出比重，显著低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的平均水平。2008年我国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合计仅为29.7%，与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和3000～6000美元国家相比，分别低13个和24.3个百分点！
三、居民尤其是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持续攀升。1990～2008年，我国基尼系数从0.35上升到0.48。最高20%收入组所占收入相当于最低20%收入组的8.3倍。
“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差距扩大两极分化严重，高收入者消费意愿不足，低收入者消费能力不足，必然影响整体消费的增长。”
因此，余斌认为:无论从短期内促进消费稳定增长，还是从中长期内促进经济发展方式，从主要依赖出口、投资转向主要依靠消费扩张，政策重点都应当着力消除制约消费扩张的制度性障碍。
其一，改善初次分配格局，以加快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和垄断行业改革为突破口，合理提高劳动者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其二，在二次分配中加大调节力度，有效抑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调整政府支出结构，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切实改善消费者预期。
其三，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加快推动新型城镇化，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释放强大内需潜力。
其四，加快服务业发展，增加就业和居民收入，以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贸易摩擦和升值压力
2009年下半年以来，我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再度高涨。尹中卿认为，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2010年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
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发达经济体在实施了力度较大的救助措施之后，金融体系趋于稳定，金融机构信贷功能逐步恢复。
但居民消费不振，实体经济恢复缓慢失业率攀升。发达经济体从本国利益出发，为保护其脆弱的实体经济、有限的就业岗位和维护社会稳定，金融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盛行，逆全球化思潮不断蔓延。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我国与美国、欧盟之间的贸易摩擦明显增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2010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将呈现缓慢增长态势，且不排除刺激性政策逐步退出后，面临重大调整的可能。
因此，余斌指出，我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争端不可避免。由于发达经济体是我国主要贸易伙伴，所占份额较高，贸易争端将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恢复性增长，也将对相当部分出口产业构成威胁。
同时，前一阶段，美元在波动中呈现贬值趋势，相应地人民币对欧元、日元相对贬值，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再度高涨。《政府工作报告》强调:2010年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这对于稳定出口预期是必要的。
“需要指出的是，反思2005年以来人民币升值过程，持续、小幅度的升值方式，虽然减轻了汇率调整对出口产业的冲击，但也带来了大量国际资本的流入和利益损失。”
余斌的建议是:阶段性、跨越式的升值方式，则有利于阻止国际资本的涌入，在相对脆弱的世界金融体系中，保持我国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基本稳定，并减少利益损失。
同时，他强调人民币汇率一定幅度的升值，有利于逐步淘汰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和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的外向型企业，促进出口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
地方财政风险加大
去年地方财政中，土地收入1.6万亿，地方融资总量7.2万亿。按照6%的利率计算，地方政府今年需要支付5280亿元的利息，也意味着从土地获得的近 1/3资金都付了利息。而今年地方政府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土地收入大幅减少。
现在中央三令五申严格管理不许乱收费，土地收入又成问题，地方政府会比较困难，地方财政压力将加大。
许善达分析说:“按照目前的实际情况，长远看地方债务偿还很成问题。原来曾搞过用一般预算的结余去偿还债务，现在估计地方总债务在10万亿元以上，而地方预算大概有7万～8万亿元，怎么可能还得上？”
“这些年，尽管花了很大力量，还没有完全解决乡级财政因‘普九’达标，而留下的多达6万亿元以上债务！现在，市、县两级政府，又因政府投融资平台产生巨额债务。”
尹中卿警示说:如果地方债务风险爆发，许多项目难免会半途而废，地方政府融资链条面临断裂，很多地方经济发展也可能停顿。
而且，按照朱民的分析，由此会引起银行的不良资产和项目延期等相关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资金供应有变化，不良债务问题将会在几年后浮出水面，这个风险还是客观存在的。”
因此，建立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限额管理和预警机制，密切监控投融资平台债务情况。强化对地方外债指标监测和风险管理，增强制度约束，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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