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华先生任教的南京工学院，是国民党时的‘中央大学’，军阀年代叫‘南京高师’或‘东南大学’，是继北京大学之后的中国第二所国立大学，许多著名的中国知识份子都与它有关系，那时陈独秀是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他的父亲刘伯明先生是南高和东南大学的文理科主任，也是有名的文化人。每当政治有变故，不少中国的大学要改名，改革开放后南京工学院就须正名，‘中大’‘南高’都不再合适，所以它才回到‘东南大学’，因此现在年轻人大凡不知道它的来头了。
刘先生所在的建筑系，是中央大学建筑系的后续，也是中国高校的名牌。旧中国建筑界有四大名人：杨廷宝、刘敦桢、梁思成、童寯，除去梁思成在清华教书，其余三位都在中大或南工；刘敦桢早年留学日本，杨、梁、童三人则都出自清华预备学堂，学成于美国宾州大学建筑系。解放后，梁、刘、杨还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可见南工建筑系在中国建筑界的‘四分之三’或‘三分之二’的份量了。
传统的中国建筑是秦砖汉瓦，雕龙画栋，就是这一代人把西方的建筑科学和建筑艺术引进中国，而且形成了一个兼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学派，这个学派最典型的成果就是庄严肃穆、气势磅礴的中山陵。不过中山陵是另一位曾经留美的建筑家吕彦直设计的，可惜吕先生在他三十五岁的一九二九年就患肝癌去世了，但是还有人把吕、杨、刘、梁、童称为中国的‘建筑五宗师’。
一九四七年，刘光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得了建筑学硕士回来的时候，时任中央大学建筑系系主任的刘敦桢先生把这位中大弟子聘回去教书，他就成了这座建筑学殿堂中的一员，于是刘家两代人与中央大学结了缘。那时中大的校长物理学家吴有训，一九二○年毕业于南京高师，是刘伯明先生的学生辈。
刘光华先生在校园里迎来了共产党，此后的六十年中，‘建设社会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都搞得轰轰烈烈。按说不论‘姓社姓资’都要打样造屋，建筑师们总不该闲着。但是‘社会主义阶段’的共产党，凡事要查‘家庭出身’、‘历史背景’、‘思想深处’……归根结蒂‘忠诚程度’，于是刘先生造屋没份，是‘美国特务’则有口难辩了。
那时，毛泽东还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但如‘分田分地’不能增加社会的财富，‘分封聪明’也不能提升大众的智慧。愚蠢的革命只有导致绝对的贫困，贫困则又引发了党内的纷争，‘无毒不丈夫’的毛泽东就策动‘红卫兵’来来斗争他的共产党僚属，却又不幸殃及了池鱼刘光华先生，这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刘光华先生很倒楣，共产党和红卫兵都没有放过他，文革的第一天，他就被南工党委当作‘三家村’抛了出来；等到党委被打倒了，红卫兵又把他这个‘美国特务’接过手来打，有一回还打断过两根真扁担。他说整整二十七年，他就象《悲惨世界》的主人公让，被路易十六时代的警官盯住了，让曾经偷过一块面包；他可什么坏事也没有做过，只是在美国留过学，有过不少的美国朋友。
一九七九年，共产党说要改弦更张，刘光华先生才赶快离开了凶险的祖国，于今九十高龄的他发表了自己的回忆录《烈日之下》，不仅诉说了他自己的苦难，而且用文字摄下了许多中国历史的镜头。最生动的一幅是一九六六年盛夏南京鼓楼广场游街的场面，那是：
……路旁站了不少看热闹的人群，走近一看是一批男女‘资本家’在游街。那是什么资本家？从衣着形象看，顶多不过是一些过去做小本生意的杂货店、小饭馆，甚至烧饼油条摊的业主而已。
这些‘资本家’头上都戴着纸糊的高帽子，穿着褴褛的衣服，有的只穿着破旧的汗衫短裤，有的还赤著膊，一些女的也只穿著汗衫短裤，汗湿透了的衣服贴在她们的肉上，就好象没有穿衣服一样。大半的人都光着脚，口里却衔著一只鞋，低头蹒跚，举步艰难地走着，炙热的路上防柏油融化的小石子戳得他们满脚是血。
这个不长的队伍的前面有几个人敲锣打鼓，后面有几个人在高呼‘打倒吸血鬼’和‘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之类的口号，路旁还有人在讥笑，在狂吼。但有些一些年龄较大的人站在一旁默默无语。我想：‘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就是这些人吗？他们有什么力量去推翻共产党，去复辟资本主义？
事实上，中国根本就没有几个像样的‘富人’和‘资本’，共产党却不仅能消灭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还能在每个角落里寻找出相对的富人，树立斗争的对像，制造你死我活的格局。鼓楼广场上的这一幕，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制造的‘阶级斗争’的无端和残忍。
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高等学校里就大力推行阶级路线，愈是好的大学、好的系科，就有愈多的‘工农子弟’‘干部子弟’。六十年代党内发生路线分歧，毛泽东就实行阶级斗争，农村搞‘四清运动’，大学搞‘九评学习’。文革未到，阶级和阶级斗争就已经布局布好；文革一到，一些来自农村的目光短浅的学生就最敢下狠手了。
一九六八年南工建筑系的红卫兵克扣了教师的工资，年底又奉命恢复，排队领工资的时候，每一个‘资产阶级教授讲师’都挨了一名叫王才中的红卫兵的一记耳光，童寯先生排在第一个，王才中在这位建筑家的光头上重重地拍了一个巴掌，然后问：‘你配不配拿这么多钱？’童先生说：‘不配。’才把钱领走了。
美国电影《钢琴家》中有类似的场景：一位波兰犹太老人在华沙街上，被一个德国纳粹军人的一记耳光打倒在地上，只因为他在人行道上走路。纳粹主义是‘民族社会主义’，它把德国的工人阶级组织成‘党卫军’去斗争犹太民族；毛泽东把中国工农子弟组织成‘红卫兵’去打杀他们的教授。无论是在德国还是中国，只有为‘弱势群体’的口号才能动员‘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大众’。
也就在这次‘恢复工资’的时候，被非法隔离的刘光华先生被监守吴某勒索去三百五十元钱，建筑家杨廷宝拒绝勒索则受到报复，那是：
一天上午，我们对着毛泽东的画像“早请示”的时时，值日班长吴某突然把杨廷宝叫出了来，要他背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杨的记忆力本来就不太好，当然背不出来，吴就罚他站在院子中央。……过了两年，我想起这件事去问杨廷宝。果然是吴曾向杨借钱，杨没有借给他。
吴某是从海军专业下来的‘依靠力量’；而杨廷宝是高薪的一级教授，是‘斗争对象’。吴某妻子治病缺钱，而‘成分好’只是阶级斗争的本钱，要将这种政治优势变成金钱，就必须进行斗争……而杨某接受勒索是‘腐蚀无产阶级’，不接受勒索又是……。
那时，中国已经穷到了‘无产可共’的境地，南京城里除了前朝留下的几座像样建筑，还就是夫子庙、秦淮河，未经清算的‘富人’大概就是杨廷宝、童寯等不多的几位‘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了，找不到资产阶级，就拿知识份子来顶替。吴、王二人能与杨、童二公近距离攻守，也算他们有斗争的运气，他们当然是想不到天是要变的，毛泽东是要死的。
不是所有的人能承受斗争，不过有的弯了，有的折了。《烈日之下》有一位投莫愁湖的那婉蘅女士，她是建筑系里的美术教师，不幸她的丈夫是‘四大家族’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侄子，小陈先生和婉蘅女士同学美术而相爱，却都没有去台湾搞政治的兴趣，她也只与二陈见过一两面而已。然而，那个时代只要有这么一点儿与‘蒋宋孔陈’的关系，弱女子不如一死了之。
‘四大家族’出自文人陈伯达之笔，他说‘蒋宋孔陈’四家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聚敛了二百亿美元的资产，这些说法连‘思想一贯反动’的我都信以为真，直到来了美国以后才知道CC兄弟非常清廉，哥哥果夫体弱多病，到台湾后不两年就死了，身后毫无积蓄，连殡葬费都凑不齐；弟弟立夫出走美国，靠养鸡拣蛋谋生，陈太太包粽子补贴家用，穷到连保险也买不起，结果一场大火烧得一干二净。
共产党里陈伯达还算是一个比较老实的人，但是为了打倒国民党，他什么谣都敢造。然而，不考虑后果就是愚昧。就在‘四大家族’之说害死了一个没有名气的美术教师的前后，妖言惑众的谋略也用到陈伯达的头上来了，毛泽东为他罗织了一个‘炸平庐山’的罪名，将他关进了秦城监狱。
那时，人间友情已经被整肃得非常稀薄，很少有人愿意牺牲自己的安全，来向弱者表示同情。然而，有一天侠义的童寯先生故意走近刘光华先生的身边，轻轻地说‘千万不要自杀’，说完就快步离去……。烈日之下，人们需要的是清凉的心泉之水，睿智的童寯先生看出‘生活美丽’之类的甜蜜甘露，之于刘光华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请勿自杀’才切合他的实际。
去年，一位在四川的老同事华千里先生在电话里告诉我，四十二年前我们共事的那所中学的教导主任周同德先生被打成‘三家村’，有一天我曾经安慰他说‘不要怕，你是没有问题的……’这事我早已远忘，但同德先生却把这份孤独中难得的人情记到了二十一世纪，难怪刘先生也说他得了童寯先生的安慰，流出了心泪。
当时，与刘光华同辈的贝聿铭在美国已经被誉为‘卓越’；而中国共产党‘求才’无心，‘求敌’却非常执著，刘先生还只能在红卫兵的棍棒下求证自己的‘清白’（didnothing）。这种子虚乌有的事情，共产党一搞就搞了三十年，到头来‘求零得零’，它领导的中国又怎能不‘一穷二白’（nothingbutpoor）？聊堪以慰的可能是‘愈穷愈革命’。
那时，共产党要给每一个‘有问题’的人做一个‘审查结论’，很像是牛马身上的品级烙印，刘光华先生见到自己的那张结论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入了地狱，刘先生发了这样一段感慨：
我是一个弱者，没有力量与共产党的政治结论去抗争。可笑的是，身为一个执政党，把老百姓的辫子都梳理清楚了，又有什么用？天下的大谬大误都是共产党自己制造的。
红卫兵们打人流了汗，刘光华们挨打吃了苦，等到老百姓的历史结论全部考定，共产党却说要‘搞市场经济’，于是又演了一出‘摸著石头过河’的新剧本。亏得共产党翻过船，否则邓小平还不会有‘摸石头’的虚心。
共产党是历史的输家是迟早的定局，但是写输家也必须公正。中共要人王震就与刘光华先生就有过交往，王震还曾经想把他留在新疆参加他的农垦事业，留在新疆虽然不如留在美国，刘先生也未必舍得他在南京的教席，但王震至少不会让他吃红卫兵的苦头。
王震不仅参加过中共武装斗争的全过程，而且还走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但晚年却很保守，他与胡耀邦是浏阳的‘南乡北乡’，胡耀邦说他们在政治上是‘南辕北辙’。据说在一九八九年他说过这样的狠话：‘你们有一百万学生，我们有四百万军队，看谁的厉害！’因此有不少人说王震鲁莽未泯。
也有人说王震这个人很义气，五七年他敢把落难的丁玲、艾青收容到农垦系统去避难。五九年别人噤若寒蝉，他却在庐山上帮彭德怀讲话；共产党党内斗争连年不断，天天有人爬上去，年年有人倒下来，周恩来位高却事事要与人划清界限，粗人王震却有广结人缘的胆量。文革后，王震也并非党内唯一仅存的硕果，但他能上升到‘国家副主席’的位上，晚成的大器背后可能还是义气和勇气。
刘光华先生有很多委屈，却不用‘脸谱’去画人，《烈日之下》不仅说王震和颜悦色，而且说王震曾经很有抱负，持这种印象的还不止刘先生一人，北京的俞梅荪先生也说王震很有长者风度。象王震这样的共产党大头目，有人说坏，有人说好，都不奇怪，刘光华先生的说法也可以给研究王震的后人做一个参考。
刘光华先生与我的岳父、岳母都是南京的大学教授，解放后运动连连，这些有留美背景的人就很少往来，但彼此的处境却是相闻相慰的。说来，旧社会没有什么以言定罪的政治运动，父辈们大都是坦坦荡荡，既没有害人的阴思，也没有防人的心计，刘光华先生就是在宽松的环境中生长出来的一个身心健康，与人为善，九十高龄还思维敏捷，谈笑风生的人。
最近读到巫甯坤先生的回忆录《一滴泪》，一九五一年巫先生从美国回燕京大学教书，年轻的李政道先生在三藩市码头为他送行，巫先生问李先生什么时候也会回国？李先生说他不愿意被‘洗脑’，巫先生则完全不理解如何能洗涤脑子。今天，李先生已经被证明是卓越的人物，他之所以卓越还与政治敏锐不无关系，如果与巫先生连袂进了北京的‘半步桥’，必是一事无成了。
刘光华、巫宁坤没有经过‘延安训练’，‘不懂政治’就是他们的特点。我的岳父张锡嘏先生也一样，他两度留学美国，第一次到美国与一位犹太学生同室，室友桌上放著一张照片，他没有问是谁。几十以后中国也挂马恩列斯像，他才想起那是列宁。岳父的专业是农业经济，大多中国学者只学习西方经济操作，对政治经济学说却兴趣缺缺。二十世纪上半叶，苏联的肃反和洗脑在西方已经广为人知，但‘窗外事’没有引起中国知识份子的足够关注。
几千年中国蜗步缓行，与其说是走进了二十世纪，还不如说是二十世纪闯进了中国的历史，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点也没有说错。没有启过蒙的中国人非但没有意识那是临头大祸，却还以为俄国人送来了一份大礼。一部分冲动的知识份子效法俄国共产党，组成了一个很有奋斗精神的中国共产党，它的‘全党服从中央’的极端效率，既能让它很快地登上胜利的高峰，也能很快地将它推入失败的泥坑。
烂熟了东方的封建谋略，又专利了西方的暴力主义，还有一个绝对迷信服从的政治武装团体供其驾驭，毛泽东当然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成功者了。但是成也毛泽东，败也毛泽东，《烈日之下》写到，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残害共产党的时候，一个共产党老干部，南京大学副校长孙叔平被斗争的场面：
……只见几个北京红卫兵把孙叔平推上台去，罪名是‘修正主义者兼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空洞无边的斗争发言结束后，一个红卫兵命令他跪下，那个红卫兵还要在他背上狠狠地踢了几脚，孙迎面扑在地上，跪起来以后，接着一个红衞兵又拿了墨汁浇在他头上，然后命令他赤脚先在校园里游走，然后把他拖上街去游街……
刘光华先生说，一九五一年‘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孙叔平先生还向他们传授过‘文火炖牛肉’的改造思想的经验，这些共产党干部帮助毛泽东驯服了中国人民，他们自己也就被‘走狗烹’了。
二十世纪是一个惨烈的世纪，中国人民又是最不幸的，刘光华先生虽然不是历史家，但是他的《烈日之下》含蓄了这么多的历史的教训。
二○○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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