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让我讲讲中共的土地革命是怎么回事。其实我在旧作中介绍过。这次要说的还是那个调调：农民当然是中共革命的主力军，若否定他们，便是否定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没有大量农民投入革命斗争，则我党绝不会上台。
但承认这个事实，并不等于接受中共捏造的那个弱智神话：农民问题是"旧"中国的最大问题，构成了"旧"社会的最大社会危机。国民党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未能代表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我党察觉了这个问题，圆满解决了这个危机，因此获得中国大多数人民的拥护，这才取得了革命胜利。
我已经说过了，此乃弱智神话，也只能糊弄忽悠中国的弱智"知识分子"。我党的政权是枪杆子打出来的，不是人民选上去的，与"民意"毫无关系。我党击败国民党，与秦国扫灭六国一样，乃是同样的道理--谁具有更大的动员人力物力资源的能力，特别是控制、组织、动员并运用人力资源的能力，谁就能在夺权战争中胜出。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后，把国家建成了当时最有效的动员机器，于是便在六国中胜出。而我党之所以取胜，客观因素就不说了，最根本的主观因素，就是从苏联学来了举世无双的列宁革命工艺学，利用组织严密、纪律如钢的革命政党，作为组织控制人民的基本工具，控制了辖区内的所有人力物力资源，并把每个铜板、每根肌肉纤维都投入战争，进行西方所谓total war（通译"总体战"），而国民党毫无这种本事，当然要在共产党面前败下阵来。这就是我党发家的秘密。
具体说到农村，国共的区别，也就是组织控制农民的区别。不是共产党解放了农民，而是共产党比国民党更会组织操控农民，因而最大限度地榨取和利用了农民的人力物力。您当然可以说我党获得了统治区域内绝大多数农民的支持，但那是因为他们从来也就没有"不支持"的选项，正如《迎春花》上的"老东山"的"我不自愿"，到最后也只能变成"我自愿"一般。
如果国民党也有这套控制百姓的本事，则我党绝无胜利可能。当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命令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就是以为那地方曾是鄂豫皖苏区，"群众基础好"。不料刘邓去了才发现满不是这么回事：老百姓见到共军来了不是躲便是逃，盖桂系在抗战期间在那地方经营了相当长的时间，而桂系组织和控制百姓的本事要比老蒋强得多。
当然，所谓"控制农民"，也不是单纯的恐吓，而是软硬兼施的革命两手，诱骗与恐吓相结合，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所谓"诱骗"，包括"启发阶级觉悟"的宗教教育，以及实际上的物质奖励。而所谓"土地革命"，就是兼具革命两手的控制农民的巧妙手段。说白了，它就是《水浒传》上的"投名状"战略，通过它把农民牢牢地捆在我党的战车上，亦即诱骗与迫使相结合，使得农民犯下抢劫或杀人的罪行，从此断了后路，只能横下心来与我党干到底。它当然行之有效，但要把这种愚弄与利用当成是对农民的"解放"，则未免太过滑稽。
除此之外，"土地革命"还有更实际的目的：提供军饷。一个军队是需要金钱和粮食养活的，而中国人特别是拜革命教徒们常常忘记了这个最简单的人类常识。红军起事，钱粮从哪儿来？当然只能如古已有之的土匪一样，去老百姓那儿抢。这就是共产党为何被国民党骂为"共匪"。那其实是一种事实陈述，盖所谓"匪帮"，就是"靠暴力抢劫百姓财富的武装集团"。据此定义，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就是一支现代土匪队伍。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会见尼克松时指出，国共双方都骂对方为匪，似乎那"匪"只是一种辱称。但实事求是地说，国民党骂共产党为"共匪"是事实陈述，而共产党骂国民党是"蒋匪"则是诽谤。这根据很简单：国民党自起事那天起，就不曾靠以暴力直接抢劫百姓，初期在海外是靠捐款，后期在国内则是靠征税。您可以指责他们是暴政苛政，却无法指责他们是土匪强盗。
前些天有个"网上名家"反驳我的史论，告诉我："毛主席要保护所有富人的利益。这才是真正的毛主席。"那大概是我一生受到的第二次最大的震骇吧，鬼话称为consternation。第一次惊骇是听到林思云说"共产党救了农民"。而这次却是听见这位"名家"的名言。这位先生说，他是从毛委员的《井冈山的斗争》中看来的。如果他真熟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著作，就该知道毛委员规定的红军三大任务是："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与"做群众工作"。
那么，怎么"打土豪，筹款子"涅？我在文末附上了当年国军缴获的红四军政治部所编的《筹款须知》，请同志们这就去看看，长长见识，学习学习毛委员是怎么"保护富人"的。如所周知，井冈山是第一个红色根据地，红四军乃是毛委员亲自指挥的嫡系部队，不难想见，那文件即使不是他老人家亲自起草，也一定得到了他老人家的亲切指点。但这一套并不限于中央苏区，这先进经验很快就传到其他苏区去，成了苏区的标准作法。张国焘同志到达鄂豫皖苏区后，就发现当地监牢里关了许多从"白区"抓来的绑票勒赎的地主老财。他觉得这种做法太那个了些，于是便命令部下把他们放走了。
这在红军起事初期是可以理解的--否则哪儿来的军费给养？因此，"土地革命"说起来并没有什么崇高，毛委员之所以对之情有独钟，一来是他从小看的就是《水浒传》一类游民经典，二来是除此之外也别无筹饷的办法。不去把他从烂章回小说以及形形色色的江湖人物那儿学来的黑社会功夫使出来（伟大领袖曾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的名篇中指出："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县作调查时该县的一个小狱吏。"），又该如何去养活拉起来的枪杆子？
不过，现代土匪与传统土匪（亦即官修史书称为"农民起义"者）毕竟不同，具有以下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力劳动差别--NND，我当年政治课学得实在太好，都成条件反射了都）：
第一，传统土匪纪律松懈，道德败坏，而现代土匪纪律严明。三大纪律的第三条就是"打土豪要归公"（后来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并不是谁抢来归谁，而是把抢劫化成了一种圣洁的宗教仪式。抢劫不会败坏士兵素质，反而成了一种革命考验。
第二，传统土匪不分贫富，见人就抢，甚至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我党虽然在早期也这么干过，但后来就改正了，只抢富人（或用那位网上名家的说法是"保护富人"），不抢贫民。抢劫具有的选择性竟然高到"打土豪"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并行不悖，堪称奇迹。不仅如此，除了井冈山初起事那阵，若有可能，我党就不使用军队，而是尽量动员贫民去抢，以便把他们绑上战车。当然，没有动员群众的余裕时例外，此时只能由军队去抢，因此《长征组歌》上所唱的"铁流两万五千里"，应该读为"钱流两万五千里"才对。
第三，传统土匪毫无信仰，更无解放穷苦人的决心，而现代土匪则是史无前例的"教匪"，即有高度的宗教觉悟，有为圣教抛头颅洒热血的决心。这高度的"宗教觉悟"，就是教徒们并不把抢劫财物与杀人看成是可耻的罪行，反而认为那是"解放全人类"的无上光荣的业绩。这一点就连发匪都望尘莫及。
境内土豪打光了，那该怎么办涅？到"游击区"去抢。张国焘已经在其回忆录中讲明白了。所谓"游击区"，就是双方都不能控制的交战区域，也是我党"打草谷"的对象。所谓"打草谷"古已有之，乃是北方游牧民族深入汉境抢劫的专用术语，倒不是literally去抢粮草，主要抢的是妇人金帛。而我党则是真正的打草谷，大有古风，也就是动员红区的农民全体出动，跟随红军哥哥到"游击区"或甚至"敌占区"去，帮人家从事三秋劳动，实行"单抢"，抢割人家成熟的庄稼，把它们浩浩荡荡地挑回苏区来。遗憾的是伟大领袖的诗词中没提这茬，只说了"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却没说"分粮真忙"。粮食抢回来后，红军哥哥拿大头，百姓拿小头。
列宁同志教导我们："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确乎如此，据张国焘说，打草谷乃是苏区革命群众最盼望的盛大节日--谁不愿不劳而获？无产者尤其如此。因此它是苏维埃政权最受人民拥护、最不被抱怨的施政内容。一旦盼来红军外出打草谷的特大喜讯，苏区人民便奔走相告，欢呼雀跃，到时便自动浩浩荡荡地出动，跟随红军哥哥前去奋勇打草谷。
但张国焘毕竟是老牌右倾机会主义者。他觉得打草谷势必造成苏区与周边地区人民群众的对立。那道理再简单不过：名义上只打"土豪"的草谷，事实上谁TMD知道、谁又TMD在乎，收割的到底是哪个倒霉蛋的庄稼？草谷的头上又没戴高帽子，或是脖子上挂着黑牌，或是手臂上戴着白袖套（这些都是文革期间"阶级敌人"们的装束），要区分其"阶级性"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还不是只能见了草谷就打。即使打了地主老财的草谷也罢，那不是连佃农的口中食也夺去了么？你让人家怎么感谢共产党？因此他决定终止这种抢劫行为，改为引入高产作物，解决粮荒，再以收税的方式筹措军粮。这当然是从夺取政权的策略着想，但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
如上所述，我党的"土地革命"，从一开头就具有鲜明的功利目的，那就是以"打土豪"筹军饷，以"分田地"将贫苦农民套住，让他们成为"扩红"（扩大红军）的对象，变为自愿或不自愿的炮灰。
这种急功近利的措施，确实能饮鸩止渴，解决急迫的粮饷与兵源问题。张戎毛传曾介绍过，伟大领袖毛主席曾抢了满满一箱珍宝，乃是历年"打土豪"积累所得，后来交给了"苏维埃银行行长"毛泽民。此事现在连我党媒体都承认了。可见与长毛的太平天国一样，抢劫确实构成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GDP的主要来源。而红区的兵民的比例也远远超过了国民党统治区。但它同时也给苏区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上的灾难。
在政治上，它撕裂了族群，使得百姓自相残杀。在国共两党反复拉锯的地区，穷鬼们和富鬼们彻底丧失理智，使得昔日宁静的村庄成了血淋淋的绞肉机，乡邻们随着国共两军的来回占领，疯狂反复"翻烧饼"，竞相用惨绝人寰的手段屠杀对方，以致连刘胡兰那种我党童工都成了牺牲品。
这种烂事，使得共产党在30年代绝大多数国人心目中完全成了过街老鼠。除了龟缩在上海租界的几个左派文人能利用帝国主义的言论自由，宣传"保卫苏维埃"之外（记得我家有本丁玲在上海租界主编的《北斗》杂志，完全与党内刊物无异，全是"保卫苏联"、"扩红"之类的政治口号），社会各界人士（包括知识界文化界的主流）并不同情他们。社会上众口一词都指红军为土匪。听先母讲，当红军逼近她的家乡时，全体百姓特别是妇女同志们都陷入极大恐慌。女同志们还郑而重之地商量如何自杀免辱：）幸而红军后来没去，全体百姓这才如释重负。这当然有蒋匪帮欺骗宣传的成份在内，例如八项注意里有一条就是"不调戏妇女"，但也说明红军的口碑实在太差，与"迎闯王不纳粮"完全是两回事。
在经济上，土地革命使得红区民生凋敝。这当然首先是连绵不断的战争造成的：且不说战火带来的直接破坏，即使国军不打入苏区，苏区也吃勿消，盖它完全是战争基地。全体百姓的每个铜板、每根肌肉纤维都投入战争，当然民生必然凋敝。由此进入恶性循环：百姓越穷，军饷就越支绌，军饷越支绌，就越加大搜刮百姓的力度，于是百姓也就越穷。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央苏区搞的"查田运动"，就是这种"鸡脚上刮筋"的敲骨吸髓运动：先抢地主，地主整死了再抢富农；富农也整死了，就来"查田运动"，把中农说成是"隐瞒田产"的富农，于是又开辟了新财源。敬爱的杨尚昆主席和刘英同志（张闻天夫人兼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老部下）就生动地介绍了当年的"查田运动"与"扩红"：
"我最近想，毛主席在瑞金也有没有‘左'呢？比如说查田运动，你们现在看看有个文件那是很‘左'的，那是毛主席主持搞的呀。那时总的当然他不当权，但是他做具体工作，他这个查田运动就是‘左'的。（刘英插话：我在于都第二次扩红，他直接领导我。他给我的批语是谁反对扩红的就杀。后来又来电话，要三天找出反革命。于是县保卫局就抓来一批人，硬说人家是‘改组派'。我是觉得‘左'的。后来是洛甫来了一封信，说反对扩红的不一定是反革命。我们才把这些人放了。）查田运动的结果是整了一批中农，至于富农那时早就没有了。那么在这种高压下就扩红，创造红军一百万。谁敢不当红军呀？当然扩红成绩是主要的，但是那样的方式是不好的，事实上等于抽丁，像兴国那里抽得就根本没有什么壮丁了。"（《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关系演变 》，《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
"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当时苏区的规矩是，谁家有红军，谁家的土地就由村民代耕，到最后抽壮丁抽到如杨主席说的兴国全县无一壮丁可抽，当然只能让童与姑们去代耕，这收成如何还用说么？
即使不抽丁扩红，所谓"土改"也未必能给贫农带来什么好处。国焘同志早在鄂豫皖苏区发现这个问题了：当初无论是地主、富农还是中农，只要是自耕农，都具备足够的再生产资本，诸如耕牛，大农具等等。佃农和雇农没有土地，倒也不必操这些心，向东家租地或当长工就完了。但土地均分后，即使把耕牛与大农具均分给农民，那也有若干家分不到--一头牛总不能割成几份分牛肉吧？张国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组织互助组，几家合用一头耕牛或大农具。但既然是合作，那生产效率就绝对不会高，建国30年的集体化道路已经昭示了这一点了。
在我军出关抢占东北后，黄克诚同志也曾向敬爱的党中央报告过，土改极大地降低了生产力。东北原来不比内地，地广人稀，大片土地由地主经营。划成小块小块分给农民后，不能再集中经营，产量顿时急剧下跌（参见《雪白血红》）。
因此，与弱智"自由知识分子"们的浪漫想象完全是两回事，土地革命非但没有解放农民，反而使得他们的日子更加水深火热。
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国焘同志才最先怀疑苏维埃运动是否正确，最先萌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那就是不分土地，只搞减租减息。然而他不但为此遭到博古中央的严重警告，而且后来受到了"伟大领袖"的带头攻击。上面已经说过了，由于深受《水浒传》等烂书的熏陶，"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杀富济贫"的苏维埃运动情有独钟，如果不是伟大船长斯大林下命令，他绝无可能放弃这套，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
即使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仍然舍不得扔掉"苏维埃运动"。直到斯大林在1月19日主持了专门的会议，决定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根本改变苏维埃革命方针的建议，质问中共中央："你们是否认为在你们的地区从苏维埃制度过渡到人民革命民主管理制度是适宜和适时的？"中共中央才奉命作出决定，公开声明拥护中央政府，放弃红军番号与苏维埃的名称，放弃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政策（杨奎松：《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文献资料述评》，http://www.yangkuisong.net/ztlw/yjzs/000242.htm）。而国府对这决定立即给予支持。直到皖南事变爆发，所谓"边区政府"以及中共军队，都是由国府出钱供养的。皖南事变后，我党已经控制了足够大的区域，完全可以靠征税养活自己，就再也用不着去"打土豪筹款子"了。
如所周知，抗战乃是我党起死回生、最终夺取了全国的转折点。但一般人都只看到了我党大发国难财，趁机疯狂扩张，不救中国助东洋，专门袭击国民党。这当然是主要的成功因素，但在我看来，一个被人忽略的重要因素，是我党遵斯大林之命，放弃了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改为从事所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亦即在政治上装点"民主"门面，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等等。这一套彻底改变了我党原来的丑恶形象，争取了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们。等到后期我党抛出所谓"联合政府"的口号来，就更是把几乎全部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套入彀中了。
因此，历史事实证明，不是我党杀人越货的土地革命赢得了人民支持，而是后来的开明政策赢得了人民支持。这毫不足怪--就连资深中共人士，都未必受得了共党那套残忍手段。红军创始人之一龚楚将军之所以投降国民党，就是因为中共对人民残酷无情的压榨迫害违背了他当初参加中共的初衷。他还认为，当年他们在广西百色搞的类似张国焘在川北根据地实行的开明政策非常成功，很惋惜中共没能那么做。
很难设想，如果我党在抗战期间搞的也是在苏区那一手，还会有无数向往民主自由的热血青年，从国统区前赴后继地奔向延安。更不用说它必然激起广大农民的反抗。实际上，我党在1947年在华北搞土改就曾激起大规模暴乱。只是官修党史上从来不提，我本人是在老美拍的文献片上看到的。
因此，即使是从夺取政权的需要以及策略上来说，所谓"土地革命"也是根本没有必要的--如上所述，我党成长最快的时期，恰是停止了"土地革命"的时期。光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土地革命"并非我党成长壮大之必需。如果说红军起事之初还别无选择，只能靠这种土匪手段筹款扩红的话，那么，在抗战结束后我党拥有了百万大军，统治了上亿人口之后，完全可以靠收税维持战争开支。即使不够，若只是为了筹饷，也用不着暴力清算地富，血腥屠杀他们。中国的士绅集团从来习惯于被官府敲诈，要抢光他们的钱并非难事。他们完全会乖乖献出所有的财产与土地，绝不会反抗，正如后来"公私合营"时资本家敲锣打鼓抬着"囍"字上街游行，欢呼政府笑纳了他们惨淡经营终生的企业一般。
在我看来，"伟大领袖"毛主席之所以热衷于暴力土改，其动机与他执政后毫无必要地搞了30年的"阶级斗争" 同出一辙。他之所以要把践踏、蹂躏、毒打、杀害"阶级敌人"变成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人生常规，并不是出自什么经济理由，而是因为他把暴力犯罪当成了毛教的首要教义。在他看来，使得群众大规模暴力犯罪，不但是对他们忠诚度的"考验"，能让人民大众获得一种病态的扬眉吐气翻身做主的"解放"感。这里面既有策略上的精明算计，又有宗教上的执着--在他看来，人民群众只有通过这种对敌斗争的血的洗礼，才能提高革命觉悟，坚定革命立场，把自己改造成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共产主义也才能够实现。
这就是他为何如此强调"革命的彻底性"，为何会对"妥协"、"折中"、"调和" 如此深恶痛绝，为何会对"运动煮成夹生饭"如此忌讳。不从宗教的角度去透视他的内心，就根本无法理解那些毫无必要的犯罪。说到底，毛的最可怕之处，乃是他把邪恶提炼成了一种宗教美德，而且使得几乎全部中国人都跟着他这么相信。
因此，窃以为，为毛的暴力土改找经济理由，无异于认为毛在执政后搞了30年的"阶级斗争"也有类似必要。有趣的是，许多人海外的"自由知识分子"诸如林思云辈认为，"土地革命"为中共赢得了农民的竭诚拥护。如果此论成立，似乎也可以说那30年的"阶级斗争"也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了。
至于农民问题是否真构成了"旧"社会的深重危机，我已经在旧作中论述过了。这里再扼要重述一遍：
1）毫无证据提示民国时代的土地兼并已经到了类似明末的严重程度。相反，据国内学者高王凌先生的翔实考证，民国时代根本就没有发生严重的土地兼并。
2）当时无论城乡，贫富对立根本就没有今日严重。事实上，就连越飞都承认："阶级分化无论在蒙古，还是在中国远未强烈到克服民族团结情绪的程度。"（林军：《初期苏联对华政策的内部分歧》,《世界历史》1995 年第2期，第54页）。
3）在民国期间，除了豫匪白朗的"起义"外，从未发生过自发农民起义。除了所谓秋收起义的部分武装来自于农民军之外，就连我党也没本事煽起农民暴动，党史上有名的"起义"基本都是兵变。相反，朱德的湘南暴动还引起广大农民的反抗，这点连老一辈无耻阶级革命家曾志同志都不能不在回忆录中承认。
4）当时农民的主要困扰，不是地主的剥削造成的，而是天灾人祸相结合带来的苦难。这儿所谓"人祸"，指的是多年的战乱（特别是抗战）与官府因为战乱加重了对农民的搜刮力度，因而激起民变。例如1944年豫中会战期间，河南广大农民群起配合日军截杀我军，这事实连国府都不能不承认：
"此次会战期间，所意想不到之特殊现象，即豫西山地民众到处截击军队，无论枪支弹药，在所必取，虽高射炮、无线电台等，亦均予截留。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闻。尤以军队到处，保、甲、乡长逃避一空，同时，并将仓库存粮抢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数日不得一餐者。......其结果各部队于转进时，所受民众截击之损失，殆较重于作战之损失，言之殊为痛心。" （《中华民国史档案丛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1252-1253页）
这真是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本国百姓袭击国军造成的损失，竟然大过了外军给国军造成的损失，由此可见持久抗战造成的艰辛生涯，对国军乃至国府官员的士气与纪律起到了何等可怕的败坏作用。但这只是人民与官府官军的矛盾，并非贫农与地富的冲突。不难想象，如果地富真是如我党神话中描写的那种青面獠牙，则贫民也会如起来袭击国军一般收拾他们。然而终民国之世，似乎从未发生过这种事变，有的只是华北农民起来反土改的暴乱。由此可见，当时的农民问题根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社会问题，我党的"土地"革命反倒制造出了直到今天还在困扰中国的无穷难题。
附录：红四军政治部编《筹款须知》摘要（引自《博讯·析世鉴》）
关於中共当时在控制区的搜括，直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掳人勒赎，无恶不为，兹将当年红四军政治部所编的「筹款须知」的原始资料，摘要如下：
一、一网散开、精密调查
在敌情（指国民党--引注）许可下，所属部队应尽量以连或排为单位，散布在周围地区。这样如网打开，越收越拢，易散易收，既便於指挥督促，土豪一个也跑不 脱身。部队已经布置，便立即精密调查一切情况。进行办法，要靠自己调查，具备耐烦、精密两个条件。进行调查的时候要找到贫苦勇敢的工农份子或流氓份子去侦 查判断，不要问：这里有土豪没有？姓甚名谁？只在侧面，装着买米的样子去问；或帮着他做事，在说家务话中去探讨；或找些财物、鸦片烟、酒肉等，秘密给那些 贫苦工农、小孩或流氓份子，以引诱他说实话。一方面的调查恐不确，要有几方的调查，深入群众，有组织的进行调查，至准确而後止。
二、迅速捉人、适当待遇
人是活宝，捉到人筹款就容易。捉人的方法要注意运用便衣队，找本地人参加组织。队员化装各色土民（每次要不同），暗藏手枪，分途出发，特别注意趁 黑夜、半夜、雨夜、雪夜、以及拂晓、黄昏两个时候。捉到本人当然好，就是当家的独生子甚至家属以及走狗也都可以。对於已捉到的人要适当待遇，按当地人情风 俗及其家庭情形，分别人的轻重，普通以当家的、父母、独生子以及上有父母下有儿女的为最重要。同时未嫁的独女；或怀孕的媳妇，娘家又厉害的，也为重要。轻 的可以放回办款，重的必须收押分别筹款，即来了多少款才放某人，最重要的要最後放。收押的人必须常用宣传与恐吓的手段分别轻重对付。并准其与代表及其家属 见面，使悲伤的情感影响家属紧急筹款。伹在特别的情况下，不开始交涉，未缴分文时，也不许见面。
三、多贴条子、少写数目
地主、商人本人虽走，而走不远，并有走狗打听消息。必用贴条子的办法，指示理由、数目，限期接头缴款。条子要贴得多，但在写条子时要估计到出款人 的整个财产，每张条子要少开数目。如果数目太大，使他吓翻，或他所有动产还不过如此数目，则索性不理，一个不缴，就要困难，即或再减，也失威性。去年一军 团在醴陵开价十万，实得四万；三军团在萍乡开价三十万，实得不过二万；这次黎川也是一样犯着，写四十万，将来八万恐难收到，这是主要原因之一，以後筹款望 注意。
四、有软有硬、加紧催款
条子既贴，绝对不要听任延抗不理，或只派代表交涉，企图延期不缴，必须有计划有步骤的派人分头加紧催款。催的手段贵乎厉辣，在必要时没收一家财产，烧一家 房子，或杀一个土豪，以及要烧要杀的形式恐吓等的阶段，每阶段中都可利用恐吓催款。有时为使代表不困难，有余地筹措，催款手段也要有软有硬，特别是对缴款 快的要有相当减少，以鼓励其余，而便宜代表。但在软时要能巩固自己原拟实数，或相差不远，特别严防劣绅的代表用酒肉--不吃为好--花言来包围你。只有这 样有软有硬，有声有色，催起来才有效果。
五、做好做歹、雷厉风行
当派人催款的时候，还须布置一些人--当地人更好--向代表宣传，帮做转湾，实心在要钱，以探听代表与出款人的意见，并向土豪家属以及群众报凶报 吉，时而说这个缴纳到几成就可以了事；时而说那个一定要到某数才了事，不然，到某时要烧屋杀人；时而说磨刀了要杀土豪某某；做好做歹，以包围土豪及其家属 （特别是妇女）和代表，搅乱他原来的把握。总之，到了筹款时候，必须动员群众，调查的调查，贴条子的贴条子，以及向群众宣传的，向代表交涉的和催款的，散 布吉凶消息的，做转湾的，提洋油的（准备烧屋--引注），磨马刀的（准备杀人--引注），打土豪的，没收财产的，散发东西的，督促的，各种工作人员都要雷 厉风行，积极去做，只有这样才能动摇土豪及其代表与家属讲价的主要反抗，服从我们的罚捐，才能使财宝滚滚而来。
六、优待代表，酬以金钱。
站在阶级利益上的地主、商人、富农，总把我们当做他们的阶级敌人，不敢当前就有意缴款，也必要旁人，工农份子、亲属或走狗来交涉缴款。又或地主商 人不愿缴款，我们单凭硬要，不利用第三者，则筹款更是难有希望。故此，中间人--土豪代表，在筹款中有非常重要地位。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当代表的都是些会 交际、惯投机的份子，优待代表更不宜忽视了。如何优待呢？土豪代表来往要有专人，而且要有所谓「官」（筹款主任、政治部主任等）接洽宣传，言语要吹牛皮， 饮食招待都要相当客气，要有尊重的表现。即对不缴款的土豪发气，严厉催款，也注意勿妨害代表。对缴款快的多的，减了款子，要当代表及土豪家属面前说到：有 碍某某代表面子等，以提高代表地位，而促其更努力奔走。特别是真能努力缴款工作的，我们要相应的许以金钱酬谢，并可用累进的方法，凡缴款越早的酬谢也越 多。另外担负缴款较大的数目的代表中的主要代表，还要相当加谢。有些小的问题，在政治上筹款上我们要无损失的能相当满足代表的请求，如保人等是。又不单对 代表如此，即对送款的一切人（挑款的等）都要有相当的优待与宣传，以引起他们乐於接头交款。这样使当代表的有钱得，又有本事与威风凛凛的红军来往而受优待 尊敬，自己以为地位提高，很有味道，他便热心而且想多做几回代表。我们同时更可利用他调查土豪，再当代表，扩大筹款工作。
七、检挖地窖，日夜侦查。
封建地主是守财奴，有了钱，放债怕没有还，营商怕亏本，故都喜欢埋窖。窖常埋伏在人不注意处的厠所、粪缸下、猪池下、隔楼板、瓦盖里、烟囱中，总 之凡可以埋藏处都会埋藏有。要检窖首先要有精密的调查，特要找土豪守家的说话，暗中观察他的行动，在那里睡觉，在那里吃饭，常到那里去，他的眼睛注意到那 里，特别当你或别人进去东找西看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在那里。如果你有了相当把握，便一面继续侦察，一面便可以挖地找窖，这时可以酌情拘押守家者，予以恐 吓；或不拘捕，暗中监视之，看他着急不着急，看他守在那里不动。但主要靠自己用各种方法，如拨水於埋款地上，看水透快慢，快的土松的有；挖土看色气，看松 紧，新色土松的有；用心量房内外的宽窄，墙壁的厚薄，是否有夹墙；量了楼下要量楼上，有在楼板以下起隔墙；看了屋檐要开天花板，拆出看是一层还是两层，总 之不妨翻天覆地大找一场。万一没找到也不要放弃，还须派便衣侦探潜伏周围，看日里有什麽人进去，他们进去後是向那里仔细看，看时神色如何，看了出来後又是 怎样，这时绝勿露形，只报告负责人，到晚上再派侦探，看他们是否准备动手挖窖。如果挖的话，必定要趁夜取的，到时你只把人围好，一面捉人，一面再强迫他们 完全挖出就是了。这种取挖的人必是土豪亲信走狗甚至是儿子本人，绝对勿轻易放掉，必要趁夜迅速找到那肥土豪而後已。
八、没收财物，尽快拍卖。
没收的财物，有时为筹款子，可以廉价拍卖。但要注意：能卖到相当钱数，钱太少不要卖，宁不取分文散发，以取得更有价值的群众。谷子特别是义仓的 谷，是群众迫切需要而不可得的，绝勿拍卖，要尽数散发给当地工农贫苦群众。拍卖要快时，须按货物分开来，要不零卖，须告诉群众几家一联。货物太多，时间不 够，要计算到後几天再减价发卖，以及零卖与散发，绝不要等走了还有留给豪绅。
九、最後一着，罚款加捐。
有时各家罚捐款都缴齐了，而我们还嫌不够，土豪商人还出得起，时间还来得及，便要来个最後一着--加捐。手法是加以重利剥削，高抬市价，或曾控告革命分 子，摧残过工农运动等政治上所不容的罪名。在必要时，虽以前已罚或捐款，但很可以杀一个，杀了的还须加罚款，这是政治上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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