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我刚来美国时的休克状态,再看看现在的留学生.瞧吧,不管是哪个年代的留学生,谁都得面临尽快适应异国语言这一关.特别是那些高中毕业就出国留学的孩子们,应付美国大学的功课实属不易.
出国前,在我就读的首医研究生班,我们的口语老师是位字正腔圆的澳大利亚女郎,听力老师是位英文专业的美女海归.当年,我和她们用英文交谈时,我觉得自己挺行的啊.在北京读研的那几年,我还去过紫竹院的英语角(1988-1989),也听过北大学子在北外举办的英文演讲比赛(1987秋).我发现,在和国人用英文聊天儿或者听他们的英文演讲时,我都没什么问题.这怎么一出国,大脑中的英文部件就突然失灵了呢?究其原因,理由各异.在美国校园里, 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教授,各种各样的英文口音夹杂在一起,初来乍到,真让人觉得晕乎乎的.比如,我刚来美国时,印度人讲的英语我就经常听不懂.再比如说我导 \师吧,他是位来自圭亚那的黑人教授.他人虽然特别耐思(NICE),性格又朝气蓬勃,但遗憾的是,他的英文带有他家乡的口音.因故,我刚进他实验室时,并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所有意图,对他答非所问自然是免不了的事.
记得1993年5月21日那天,在我的硕士论文答辩会结束时,我导师无不善意地和我开玩笑: "那谁呀,你说咱俩多不易.你来我实验室一年之后,咱俩才彻底地明白彼此,不再发生交流误会.听后,我开怀大笑.是啊,我也不愿意答非所问呀,谁让咱听不懂那圭亚那口音的英语呢.无独有偶,有一次,在我泡了两年多的实验室里,一位刚来美国的中国学生在和我老板谈课题时,他也大大方方地对我导师来了好几个答非所问.我猜测,这中国哥们肯定也是让我老板的口音给转晕了.
我这人有个缺点,每当听到别人说话跑题或者南辕北辙时,我特别想笑.这毛病是我上高中时落下的.有一次,高中的语文老师读错了一个字,我窃笑了一 下.就这么一偷偷,竟让严厉的女老师听到了,搞得她很生气.有了这个教训后,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时,我基本能憋着不出声.这一点儿,美国教授和美国普 通的老百姓都值得我学习,他们和我交谈时表现出来的高度耐心,让我很感动.
那天,虽然我听懂了我导师对那位中国哥们的提问,但我实在不好意思替中国同学纠正,我活生生地听他们俩比划了半天,迷路后终于返回了正轨.我写这些,并不是我想埋汰这位中国哥们.举此例子,无非想说明,大家初来异国,答非所问在所难免.我刚来美国时,肯定有很多次对我导师答非所问的时候,只是我自己不知道而已.我这样傻过,别人也和我一样傻过.既然如此,谁都不用笑话谁,只要我们不一直傻下去就行.
语言休克期虽然让人觉得难受,但它就像高山反应大脑暂时缺氧似的,适应一下很快就会过去.那些和日常生活交流有关的口语,比如水电煤气垃圾电话以及房东等杂事,咱多说几次就利索了.其实,我感觉,最大的语言障碍是应付课堂上美国教授哇拉哇拉的没完没了.还有,时不时的课堂报告 (presentation)也会让初来乍到的留学生像遇到悬崖陡壁一样的无助(将另起炉灶写一文).
关于上课这事,我们还算幸运.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是因为我们在美国的第一位老师是位口齿特别清晰,嗓门特别洪亮,不带任何口音的美国教授.在我看来,这位名为塔可的生化教授具有四大特点:声音大,个子大,脸盘大,眼睛大.每次他往讲台那一站,我经常想起我们辽宁的话剧演员李默然. 1986年我在母校的大礼堂里,就有幸欣赏过他的即兴表演,对他洪亮的声音我至今记忆尤新.
来源:8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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