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之际，社会各界对「五四」的深入探讨，重新反思和审视每个人心目中不同的「五四」，点燃「科学」和「民主」圣火。中国大陆民间树立遇罗克雕像，追思他为批判「出身论」而遇难三十九年。纪念五四，也毋忘张志新、林昭等烈士，唤醒被国人淡忘的人权奋斗史。追求自由、民主和科学等普世价值，重续被救亡压倒的启蒙，回归公民常识，走向民主宪政。
历史从来就在中国人身边，无法抹去的历史记忆与当下血肉相连。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至今九十年了，它成了中国现代史的主题，九十年来，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发展，似乎都可以以不同形式与「五四运动」相联系。「五四」是中国青年每年一度的节日，而继承「五四」传统，弘扬「五四」精神，则是中国学人的良知和己任。「五四」精神的本质就是批判与质疑。「五四」九十周年来临，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五四」的深入探讨，把它放在更广阔的国际背景上，披露了被尘封的史料，促使人们重新反思和审视每个人心目中不同的「五四」。
人们纷纷为「五四」正名，什么是「五四」精神？九十年来，对于「五四」的纪念与表述，至今仍在论争。有的认为反对「巴黎和会」的游行示威，就是反帝国主义，就是爱国主义；有的认为是彻底的反封建，「打倒孔家店」才是「五四」的内涵；也有人认为，九十年前的那场学生反帝反封建爱国游行示威，只是狭义的「五四」，以一九一五年陈独秀所办《新青年》杂志为标志的那场新文化运动，才是广义的「五四」；有人以捍卫国学的名义，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的一场灾难，是中国激进主义思潮的滥觞，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人认为，「五四」除了「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粉墨登场，还有个「费小姐」（自由）登场亮相；更有人认为，「五四」最大的价值就是多元和开放，众声喧哗，没有权威，否定偶像，各种思潮和价值相互冲撞，相互融合，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生机和活力，那个时代的人，特别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年轻人，很少有唯唯诺诺的，「五四」的思想启蒙至今有现实意义。
正当「五四」九十周年、「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中国民间社会追忆三个年轻人--遇罗克、张志新、林昭。在全民疯狂的时代，他们难得地保持清醒，以独立思考精神，追求自由、民主和科学，追求普世价值，最终却引来杀身之祸，这都是因言治罪导致的恶果。一个执着的人，就是一个勇敢的人。今天人们没有忘记这些年轻人。零九年四月五日清明节，地处通州宋庄镇六合村的宋庄美术馆，遇罗克雕像落成揭幕。
胸像正面镌刻着遇罗克的话：「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底座上镌刻着北岛一九八零年的诗句，引自《宣告--献给遇罗克》：「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平反了也仍是禁区
参加仪式的有遇罗克雕像发起人徐晓、雕像创作者郑敏、遇罗克弟弟遇罗勉，还有遇罗克生前好友、认同遇罗克理念的朋友约二十人。他们没有对传媒声张，只是悄悄地举行仪式。遇罗克事件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虽然他早在三十年前由当局平反了，但文革毕竟还属于不是禁区的「禁区」。他们担心遇罗克雕像落成会给宋庄美术馆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当年，遇罗克平反，首先是由北京《光明日报》发表长文开始的。文章的作者王晨后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十年前，即一九九九年，一部《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编辑完成，原想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这位作者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那篇檄文。这位总编辑说，如果此书要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书稿就必须送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报批，如果由其它出版社出版而又不报批，就请把他的这篇文章撤下来。结果《遇罗克：遗作与回忆》最终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这位总编辑当年写的文章撤下了。
可见，平反遇罗克是在文化革命刚结束不久，即七八年，是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平反的。令人不解的是，时隔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出版遇罗克的书却遇到了某种难以说清的障碍，这确实令人深思。为了思想的富有，人们需要宽松的气氛。对遇罗克这样的人物平反，是当年结束文革的一个重要标志。但这本书出版后，有多家报纸策划了整版的报道和评论，最终却没有一家报纸能刊登，全被封杀了。当时书出版后，也受到中宣部会议上的批评，要出版社作检查。因此有学者说，当年遇罗克虽然平反了，但从出版这本书的过程看，令人深深悲哀，当局还是要让人们忘记他，平反只是一种政治上的暂时需要。
《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是由编辑徐晓，学者徐友渔、丁东组稿、编辑的。零八年，一次徐晓和几个朋友一起相聚，谈到遇罗克的话题，众人再想为遇罗克做点事，于是提议为他塑像，再拍摄关于他的一部纪录片。后来听说纪录片已经有人在筹划拍摄了，他们就筹划要为遇罗克塑一尊像。于是开始筹款。当时他们就坚持认为，遇罗克的雕像要安置在公共场合，能让人随时瞻仰。
徐晓先找到被称为「中国现代艺术教父」的栗宪庭，即宋庄美术馆馆长。栗宪庭一听是遇罗克雕像便说，完全支持把雕像安置在宋庄，宋庄正准备筹划一个雕塑公园。栗宪庭又为徐晓他们介绍中央美院雕塑系主任隋建国，隋建国又向他们推荐雕塑家郑敏。那尊引起广泛关注的王小波裸体雕像就是他创作的。郑敏生于八二年，还不到三十岁。徐晓认为让年轻人创作遇罗克雕像很有意义。徐晓说：「推动人们认识遇罗克、张志新、林昭这样的为自由、民主而献身的人，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我们不认为，能在短时期内，他就能被整个社会接受，被青年一代都了解。实际上，他们不只是一本书，一座雕像，了解他们就是了解文革，了解六十年来中国的当代历史。这一推动的过程，能让年轻人参与就特别有意义。」
年轻人不知遇罗克
整个策划是徐晓和北京诗人田晓青，栗宪庭、隋建国是顾问，筹款近十万元人民币。从零八年十月开始创作，遇罗克这尊雕像于零九年三月完成。徐晓说：「一个人的价值观是不应该与时俱进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如何不被时代淘汰而又不至于在潮流中迷失？怎样既能合法生存又不甘当犬儒？当精英意识、使命感这些概念被平常心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所取代，何处是精神的归宿？」她又说：「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我们无权以旁观者的姿态仅仅做一个描述者、评判者、批评者，我们无权沉默，无权失忆。」
身在美国的《北京之春》主编胡平也说：「遇罗克的遭遇，对我而言，是青年时代引起共鸣最强烈的人。通常我们敬佩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古往今来特别了不起的大人物，还有一种是没那么大的名气，但你觉得他们与你更接近，有一种认同感，我就是他，他就是我，完全可效仿。遇罗克、张志新、林昭们就是那样的人。」
四月，家住北京通州的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陪着来访的一所名校毕业的年轻法学博士，参观宋庄美术馆。那年轻人指着新落成的遇罗克雕像问于建嵘：「遇罗克是谁？人们为什么要为他献花？」于建嵘听了，一楞，颇感意外：如果不知道遇罗克的年轻人占绝大多数，这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缺陷，更是一种精神的失落。
于建嵘说，「遇罗克之所以让千万人为之动容，是他在那个荒诞年代里独立思考的自觉和能力，是他在无所不在的迫害中表达和捍卫自己观点的热血和勇气，是他在黑暗中仍信仰和追求光明的『天真』。人们在他身上，看到了思想和精神所具有的伟大力量」，「那年我刚进大学，正是读过他们的著作、听过他们的故事之后，才使我认识到中国现代史的沉重，理解到独立思考的价值和艰难」。
于建嵘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的中心任务很快转到经济建设上去，对文革也没有从体制原因和精神层面上作彻底反思和清算。遇罗克等人所代表的精神，在官方语系中，并没有真正被归入社会主流价值观，体现在国家教育之中。那位法学博士受基础教育时，历史书中对文革是一带而过，思想品德课上学到的，多是雷锋式的道德英雄。而在家庭之中，父母的血缘之爱，似乎更希望子女能获得现世的安稳，而并不注重精神的追求。本来是历史的亲历者，但很多父母却在孩子面前绝口不提过去，心照不宣地和权力一起割裂了历史。法学博士大约就是这样失去了在未成年时知道遇罗克的可能。
于建嵘说，那位年轻法学博士现在仍对此一无所知，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他出身名校，名校的魅力，一大半在于老师们的言传身教和出色的同伴教育。看来，这个思想前沿之地，关心文革、关心自由思想的人也少了。其次，他是位博士。这已经到了主动学习的阶段。他从未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产生过兴趣？从来没有因坚持独立思考与现实产生矛盾，而产生困惑和思考？甚至，他没有养成读书看报的良好习惯？更重要的是，他学的是法学。法律虽是一门实用之学，但并非纯技术性的，它离不开对公平、正义等的价值判断和追求。于建嵘强调说：「法学博士不知道遇罗克等，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同样的问题，北京民间思想史学者丁东在十年前就遇到过。他是《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编辑之一。一次，有个电视台年轻记者问他：遇罗克是谁？他就从头讲述中国曾经普遍存在的家庭出身歧视和《出身论》的意义，讲述遇罗克为什么殉难。丁东说：「从七十后到八十后到九十后，在一代又一代青年当中，知道遇罗克的太少了。」
丁东认为，遇罗克的意义并没过时，虽然家庭出身引起的政治歧视，已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克服，但公民的不平等仍然存在，市民和农民的不平等仍然有待于从制度层面革除。虽然因表达思想招来杀身之祸成为历史，但因言获罪的阴影还没有消散，前一阵还发生河南灵宝警方到上海抓捕网上发言的公民王帅的事。至于遇罗克为公共利益而献身的精神，不论什么时候都是民族精神沉沦的解毒剂。什么样的人物在公共文化视野里最活跃，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发展走向？当下的公共文化视野里，帝王将相多多，娱乐明星多多，但能唤起和提升公民觉悟的人物却寥寥无几。让遇罗克们走进公共文化视野，乃是民之所需，国之所幸。
遇罗克、张志新、林昭们，正是为了追求自由、民主和科学，追求普世价值而献出生命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郑大华认为，「五四」以后，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开始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基本价值观念。具体表现在：追求民主、崇尚科学的运动和思潮继续向前发展；民主与科学的追求和崇尚开始贯穿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再没有人敢公开非难和反对民主与科学。他说，中国人追求民主与科学并非始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但却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人才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在此之前，人们主要是把民主与科学作为一种实现国家富强和救亡图存的工具或手段追求的。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王利平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启蒙运动，被胡适先生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最终「救亡压倒启蒙」，启蒙半途夭折，民主与科学至今仍是中国人民苦苦追求的目标。「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自一八四零年以来，中国在洋务运动和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依次失败后发起的一场观念变革，由于当时的中国处于政治危机之中，救亡压倒了启蒙，革命理想较之公民常识便具有了更诱惑人心的力量，当国人因沉醉于革命理想而对公民常识不屑一顾后，革命虽取得胜利，国家却很快陷入灾难，国人也因此付出了血泪代价，因此，纪念「五四」不能仅局限于爱国主义政治教育，而应接过前人已点燃的「科学」和「民主」圣火，重续被救亡压倒的启蒙，回归公民常识，走向民主宪政。
潮流是锁不住的。王利平认为，二零零九年，中华民族再次迎来制度变革的契机，这是历史累积的结果，也是现实迫切的需要。全球经济步入危机，执政党难以再靠经济增长来维系其执政合法性，长期被「经济奇迹」所遮蔽的社会矛盾日益加剧。执政者执政合法性的赢得面临抉择，是到了由经济增长转向制度正义的时候了，执政者应富于理性，秉持宽容，从频发的局部冲突中，找到制度转型的契机。执政者不是只拥有权力，还能赢得道义，民间力量不是只剩下道义，还能赢得权利。中国根本性制度变革已刻不容缓，零九年没有理由不成为中国政改关键年。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三个领军人物，长期来人们谈论较多的是陈独秀和胡适。其实，蔡元培提出并践行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八字真经」理念，在人人大谈解放思想的今天，无疑给人们莫大启示。「我在，故我思」，人人都有思想，谁人不在思考。权力部门只要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自信，给人以表达自由的度量，就能收到思想解放之效。
来源:《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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