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时期，耕地资源日益受到工业和城市土地利用的经济竞争，严重地影响到中国的粮食安全。（法新社）
在粮食通胀日趋严重的年代，如何让十三亿的中国老百姓填饱肚子就成为中共控制通胀的首要目标。在工商业高速发展、城市工业区和主要耕地交叠、及创造产量奇迹的杂交水稻问题渐现等背景下，中国发展是否将成为国际粮价高居不下的关键，已成为国际上关注的话题。
兰州的居民王吉对近年物价上涨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地的名吃"兰州拉面"了。"去年还是两块钱一碗，今年一开春就变成了四块五，有的五块了。"当地一家拉面馆的马老板则觉得挺委屈："牛肉涨了，油涨了，电涨价了，煤也涨价了，连铺租都涨了不少，我这牛肉面不涨，根本活不下去呀。"
在王吉和马老板的价格对峙当中，面粉价格却不是重要的因素。中国政府对粮食价格进行严格的"调控"，面粉价格作为政府控价的商品，近年的涨幅其实并不大。以中国小麦主要产区之一山东的价格来衡量，二零零六年中国际市场小麦价格开始大幅上涨的时候，山东面粉出厂价约为一千九百元人民币左右，而到二零零八年中，价格约为两千三百元，两年间的涨幅大约为两成多，远远低于国际市场超过一倍的涨幅。
粮食价格成控制通胀最优先项目
二零零七年年底，中国宣布取消小麦、稻谷、大米、玉米、大豆等八十四类原粮及制粉产品的出口退税，两天之后，再次宣布从对小麦、玉米、稻谷、大米、大豆等五十七类原粮及其制粉产品，征收为期一年5%至25%不等的出口关税，同时对小麦粉、玉米粉、大米粉三种商品的粮食制粉，实行出口配额许可证管理。
中国媒体报导说，消息宣布后，国际市场粮价大涨，中国国内商品交易所粮价期货则普遍下跌。国内外粮价出现巨大鸿沟。比如大米，目前国际米价每吨达到上千美元，而国内不过两千六百元人民币左右，国际价格是国内价格的将近三倍。
显然，中国政府通过国内外市场的严格分隔，达到控制粮食价格上涨的目标。事实上，去年底北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北京就已经确定了二零零八年中国经济工作的重点在于"控制通胀"。作为消费物价指数中权重最大的粮食价格，必然首当其冲受到第一优先的"控制"。
"这完全可以理解，中国有二点四亿人口每天收入一美元之下，他们用于食品的开支占总开支的六、七成。粮价一涨，这些人立即陷入饥寒交迫，社会稳定肯定马上出问题。"一位四川省的官员私下对《新纪元》记者说，因此粮价是北京最重视的商品价格。
事实上，中国大陆内部的粮食价格，主要控制在两家超大型企业手上，一个是中粮集团，一个是中粮储集团，前者控制了粮食的市场价格，而后者控制着粮食的收购价格，其经营不论盈亏都有中国财政部的支持。而其间的价格，则由国务院和发改委来"建议"，这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
粮食补贴补给谁？
二零零八年二月和四月，国家发改委、农业部等五部门两次提高稻谷和小麦的收购价，将本年新产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水准，即每五十公斤稻谷最低收购价分别比二零零七年提高七元；小麦比二零零七年分别提高三至五元。两次累计稻谷最低收购价提高9%至10%、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提高4%至7%。
然而，对于耕种粮食普遍亏本的农民而言，4%至10%的提价幅度远远不够，尤其是相对国际市场的大幅度涨价而言。这反过来又成为抑制粮食生产的最主要因素。中国最近十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政府收入平均每年以20%至30%的速度增加，城市居民收入年平均增长8%到10%。而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每年仅有5%左右。即使是这个增长数字，"出外打工"收入还占了60%以上。
"为什么不能高价出口点，提高粮价，让农民多赚点钱刺激农民多种粮呢？"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卢锋就有这样的疑问，"粮食政策和粮食安全，最重要的是搞对粮价。"
事实上，粮食价格上升而发生的农产品收入增加，大部份都被农资产品价格的上涨吞没，农民并没有获得太多的好处。以尿素为例，一九九八年中国尿素价格约在每吨八百元人民币，而二零零八年初已经上升到两千五百元。这个比例，远远比粮价的涨幅大得多。
中国大约有三十多万个化肥企业，它们同样叫苦连天。化肥、农药、农用薄膜等基本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同样受到中国发展改革委员会的"建议"价格限制。在石油价格大幅上涨的前提下，这些企业鲜有盈利者，以致普遍开工不足。
北京很清楚知道这个问题。因此，当国务院准备拿出资金补贴农业的时候，便遇到了补贴谁的问题。发改委的意见，是补贴给化工企业，而不是直接补给种田的农民。"直接补给种田的农民，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基本做不到，补在粮食价格上，大部份补贴会被基层粮库套走，而通过基层政权直补给农民，一是效率低，难以监督，二是可能导致发生更大的社会问题。"农业部的一位官员说，"前两年‘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的教训很大。"
中国发展将带动国际粮价上涨
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在一九九八年达到历史最高峰，超过五亿吨，人均消费大约三百八十五公斤。从一九九八年开始，因为退耕还林和城市用地大大增加等原因导致耕地减少，以及粮食价格疲软等因素，中国粮食产量连续四年下降，到二零零四年开始重新增加，但二零零七年仍然没有达到一九九八年的高峰值。
一九九六年，美国的粮食专家布朗发出〈谁养活中国？〉的报告，一度引起全球经济学界的极大争议。按照布朗的说法，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耕地面积将逐渐被商业和工业等城市用地占据，而经济增长带来的生活水准提高，则会带来人民饮食结构的变化，人均消费粮食的数量将大大增加。因此他估计，到二零二零年，中国将出现两亿吨的粮食缺口，而中国从国际市场进口这两亿吨粮食，必将带动国际市场粮食价格大幅上涨。
对于布朗的这个说法，中国政府极力反驳。中国政府认为，中国人消费习惯和中国的经济体制会对粮食短缺形成自我调节机制，新科技的新开耕地也将补充粮食产量，因此中国不但不会因粮食短缺而造成全球粮食危机，而且是"世界粮食安全的重要正面因素"。
根据最新的数据，目前中国小麦和稻米等中国人主食的粮食产量自给率分别达到96%和109%，然而玉米和大豆等却严重短缺。其中大豆产量只有国内消费的三分之一多，其它三分之二必须依靠进口，因此连续多年中国成为国际市场上主要的大豆买家，购入量达到三千五百万吨，占国际大豆市场销量的一半左右。
考虑到这个因素，中国专家估计，中国的粮食自给率目前约为90%。布朗担忧的局面显然还没有出现。
中国城市地区和主要耕地交叠
全球耕地占陆地总面积的10.20%，中国耕地面积约占世界耕地资源数量的8.6%，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3.68%。由于多种原因，中国对于耕地面积的统计在不同时段统计范围与口径的差异很大，国际上许多学者认为中国耕地统计资料的可信度存在很大问题，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甚至认为中国耕地面积统计资料有可能存在40%左右的误差。
二零零四年和二零零五年，中国总理温家宝曾经多次强调中国十八亿亩耕地的"生命线"。但这个"生命线"的保护却极为困难。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时期，耕地资源日益受到工业和城市土地利用的经济竞争，部份耕地非农化利用的趋势不可逆转，近几年每年净减少耕地数十万公顷，严重地影响到中国的粮食安全。中国一些专家估计，中国耕地减少的趋势，大约会在二零一零年慢慢减缓，逐渐稳定下来。不过，国际上的经济专家并不这么乐观。美国和日本的一些专家认为，中国的"东亚模式"经济发展，最终结果很可能会走上日本、台湾和韩国的道路，这三个国家工业化过程耕地大量减少，粮食自给率都在50%以下。
中国农业部的一位官员向记者介绍说，中国的耕地大概可以分成高产、中产和低产三类，其中高产耕地只占全部耕地的四分之一，却贡献了中国粮食总产量的50%以上。"问题在于中国城市化、工业化所占据的耕地，主要在东部沿海地区和华北平原地带，刚好和中国的高产田重合，这个影响不容忽视。"
创造奇迹的杂交水稻问题渐现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但粮食单产却并不领先。除了稻谷之外，小麦和大豆、玉米等作物的单产量都只是国际先进水准的一半左右。但稻谷，这个中国一半人口的主要食品，总产量和单产都排在世界第一。
这必须要归功于"杂交水稻"的育种。杂交水稻的研究人，湖南的袁隆平一九七三年研究成功水稻的杂交品种，一九九五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所培育成功的杂交水稻，累计为中国水稻增产贡献了四千亿公斤，并使中国的水稻生产领先全球。
不过，杂交水稻也带来诸多问题。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稻农失去当地传统的水稻种子，而杂交水稻未必能够适合当地的气候和土壤。事实上，杂交水稻因为是"外来物种"，更容易受到病虫害的影响，对水质和化肥的要求也更高。因为种植杂交水稻的农家无法自留谷种，所以中国政府强硬推行杂交水稻的普及种植，使得中国农民强烈依赖种子公司以及化肥和农药企业。
根据国际遗传资源研究组织二零零七年的一份报告，中国大面积种植杂交稻，是因为它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基础。可是，三十多年来一直种植不断改良的杂交稻，在提高产量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如：这些水稻品种或抗性单一，或耐瘠薄能力较差，因此对化肥和农药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最终导致种植杂交水稻的成本不断提高。常规水稻和传统水稻品种具有较强的抗病虫害和耐瘠薄能力，无论是外观品质，还是口感，传统或常规水稻稻米都不逊于杂交水稻，在市场上受到了大众的青睐，价格均高于杂交水稻。如果这些品种的产量能得以提高，那么农民的经济收入将得以提高。
实际上，由联合国粮农组织推动的东南亚国家杂交水稻的种植，最后都并不成功，以致有些稻农要向政府"索赔"。
中国粮食安全受到全球关注
中国有粮食安全问题吗？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应该采取什么对策？这一点，布朗这样的专家担心的是全球粮食供求平衡，而中国政府则更多地从政治角度来考虑。无论如何，一个人口十三亿的大国，不可能像许多国家那样以"购买"的方法来弥补粮食缺口。
中国的经济如果按照过去二十年的速度继续增长，将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所谓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如果以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作为标准，中国人年均食用肉类应该增加一倍半，如果按照欧洲的标准，中国人年均食用肉类需要增加70%左右。按照每公斤肉食需要七公斤粮食消耗，中国人的粮食消耗量毫无疑问将大大增加。
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个城市的人口人均消耗粮食六百公斤。也就是说，即使全中国人的生活水准达到九十年代上述四个城市的水准，全中国粮食消耗也将增加50%上，即中国需要七亿五千万吨的粮食才能满足国内市场。以这样的计算，"布朗忧虑"显然并不为过。
一些经济学者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否定"布朗忧虑"。因为在经济学的角度上看，粮食涨价必然带动粮农多种粮食，供应增加导致价格下跌，最后达到另一个平衡。这些经济学者的说法有他们的道理，美国、加拿大、澳洲和巴西等国家，仍然有许多耕地长年闲置。粮食价格大幅上涨，这些耕地将可更充份地获得利用。
然而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的粮食安全，并不是真正的安全，尤其是这种安全还要从美国、加拿大和澳洲这样的国家购买。然而，中国粮食自给自足显然并不现实。中国国土三分之二是山区、荒漠和干旱地带，可供开发成为耕地的土地并不多，而城市化、污染和水资源的限制，都限制了中国粮食产量大幅度地增加。事实上，中国粮食产量已经有十多年徘徊不前。这个问题，将越来越引起全球的关注。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新纪元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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