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做火炬手和观摩北京奥运会是很高的荣誉,而你居然要求转让自己的这些荣誉,这是一个让人震惊的事件。你这个举动主要基于什么考虑?
林强:主要基于我现在的心情。我现在的心情很沉重。
南方周末:为什么这么沉重?
林强:因为大地震。那么多学校倒塌,那么多孩子无辜牺牲,我想只要有一点点良知的人,都会受不了的。何况我是一个教育行政官员。
南方周末:也就是说,作为教育行政官员,你认为自己负有特别的责任?
林强:当然。学校倒塌是一个社会事件,全社会都有责任。但是教育系统的责任最大。我作为一个教育行政官员,应该有一份负罪感。
南方周末:你的这种感受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林强:从我目睹悲剧现场的那一刻开始。
南方周末:能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吗?
林强:我可能是四川第一个直抵重灾区的教育行政官员。13号上午我接到命令,把海南来的一支专业救援队安全送往北川。到了设在北川中学的救援指挥部,已是 14号凌晨5点多。救援队马上投入战斗,我插不上什么手,就带着摄像机走到县城去。那时指挥部到县城的交通还没有恢复,大型机械进不去,救援队伍主要集中在北川中学。我想一个人去看看县城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南方周末:你看到的最震撼的场景是什么?
林强:我看到一个家长在痛哭。一座五层楼塌了,把孩子压在下面爬不出来,又没有救援队,家长看着自己孩子的生机一点点地流失,但完全无法可想。我赶到的前四个小时,孩子就在家长眼皮底下去世。家长一直哭,一直喃喃地说那是我娃娃,我娃娃成绩多好多好。
南方周末:这样的场景,你到现场之前有过心理准备吗?
林强: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准备。心里特别难受。
南方周末:当时你直接的反应是什么?
林强:我马上把我身上所有的钱--那天走得急,钱带的也不多,就一两千块钱--我全部掏出来塞给她,她不要,说娃娃都死了,还要钱干什么。旁边的人把钱接过去帮他塞到口袋里。我也知道这钱对她没有意义,但我就这一个安慰方式,我当时没有别的办法。
南方周末:实际上只是反映你的一种自我救赎的本能。
林强:对。是一种自我救赎。我当时特别自责。作为教育行政官员,我固然没有直接责任,但在良心上,我对不起那个学生,对不起那个家长。
南方周末:你也可以不这样自责,毕竟,这是八级地震,你可以把原因都归为不可抗力啊。比如四川教育部门就刚刚宣布校舍倒塌五大原因。一是地震超过预计强度。二是灾情发生在上课期间。三是学生集中的教室和走廊属于薄弱环节。四是校舍陈旧落后。五是学校建筑在抗震方面有设计上的先天缺陷。总之主要是天灾造成的,这么一来,自然就无须问责了。
林强:当然有天灾因素,但天灾并不必然导致悲剧,把悲剧推诿于天灾,在道德上是一种偷懒的做法。
南方周末:具体到你看到的那个场景而言,到底是天灾还是悲剧呢?
林强:我认为主要是悲剧。因为那个学生并不是非死不可,他所在的那个学校,并不是非倒塌不可。我拍了一个学校,离北川中学也就七八百米的距离,根本就没有倒,一个人都没有死,就伤了三个。
南方周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天壤之别?
林强:原因很简单。那个没倒的学校是中科院捐建的一个希望小学。有捐赠人的监督,质量就有保证。倒塌的学校,大多数应该说不存在这样的监督机制,质量也就没办法保证。
南方周末:这就是说,不完全是天灾杀人。缺乏监督的体制惯性,放大了天灾的杀人效应。
林强:天灾人祸总是相辅相成的。这一点我原来在理论上并不是不清楚,但原来想象的后果,最多也就是一些经济上的损失罢了,很少跟生命上的悲剧联系。这次亲眼见到这么惨烈的生命悲剧,用惨绝人寰来形容,也决不过分。这对我的心灵冲击,实在太大了。就从这一刻起,我容不得任何对生命悲剧的推诿。面对那么多孩子的亡灵,面对那么多破碎的家庭,如果生命的价值还不能战胜官场潜规则,我们还要官官相护,还要你好我好大家好,那我们就太没有良心,就太无耻了。那我们就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更谈不上做一个教育工作者了。
南方周末:所以你要请求转让你的火炬手及观摩北京奥运会资格?
林强:对。从一定意义上说,我是个罪人,我应该向那些冤死的孩子,向他们的亲人,向社会负荆请罪,应该向他们下跪,而不应该披上荣誉的长袍。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赎罪,只好用转让火炬手来自我救赎。
南方周末:你的请求会得到批准吗?
林强:我现在还不知道。但我希望我的这个小小愿望能够得到尊重。而且我不只是要转让自己的资格,我更希望张艺谋先生能够体察大地震造成的特殊的社会氛围,体察大地震对国民心理的巨大震撼,对他导演的奥运会开幕式做出相应调整。
南方周末:你认为主要应该朝哪个方向调整?
林强:奥运会开幕式应该隆重,但更应该素朴,更应该庄严,更应该体现我们民族悲天悯人的情怀。在当前这个大背景下,一个没有悲悯元素的奥运会开幕式是很难想象的。当然不止是开幕式,北京奥运会的整个基调,现在都需要调整。我们伤痛,但我们坚忍不拔,这应该是调整的主要方向。
南方周末:这个创意很好。但是怎么落实呢?
林强:就从火炬手人选的调整开始。把担任火炬手和观摩奥运会开幕式的机会,尽可能让给抗震救灾的英雄代表,死难者亲属以及灾区人民代表,这更能彰显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让奥运火炬传递成为心灵和生命的接力。
南方周末:你的思考极具价值。但这种思考在教育界有代表性吗?
林强:实话实说,没多少代表性,只是我个人的想法。
南方周末:我听到的一个声音或许可以佐证你的判断。这个声音是说,过去一些人总骂中国教育这不好那不好,但现在他们可以闭嘴了。这次大地震中,中国教育交出了一份非凡的成绩单,很多老师舍己救人,为保护自己的学生付出生命的代价,甚至很多孩子也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抢救自己的同伴,这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说明中国的教育是成功的,没有做错什么。
林强:这个声音在教育行政系统确实比较突出,但它的突出恰恰说明我们的教育行政系统问题很大。其实换个角度思考,从人道的角度思考,就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答案。那些老师确实伟大英勇,那些孩子确实伟大英勇,但伟大英勇并不一定要用送死来表现。如果我们做教育行政的都尽职尽责,让腐败在教育领域没有多少空子可钻,我们的校舍就不难跟我在北川看到的那所希望小学一样坚固,那些老师、那些孩子就不会白白送死,现在已经发生的那么多的生命悲剧就可以尽量避免。最应该得到保护的人反而得不到保护,反而夭折了,这是我们做教育行政工作的耻辱。我们应该反思,我们应该忏悔,而不能用英雄的生命悲剧来为我们自己推卸责任,来给我们自己贴金。
南方周末:我注意到你特别强调悲悯两个字。
林强:我这么强调悲悯,是因为教育系统现在最缺乏的,就是缺乏悲悯。
南方周末:这有些什么样的具体表现?
林强: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积极对校舍倒塌进行系统分析和总结,还没有积极对悲剧责任主动调查取证,更没有积极对死难者家属道歉;所有这些对生命负责的态度和措施在我们的心目中份量并不重,这都是具体表现。
在大地震中失去孩子的父母,正含着眼泪,没日没夜地在倒塌学校的废墟中寻找建筑材料,作为以后评估的依据。他们不单是为了让自己死去的孩子在天堂得到安息,更是为了以后千千万万的孩子不再遭遇这样的悲剧。作为教育工作者,作为人民的公务员,我们本来应该在歉疚的前提下感激他们的这种行为,我们不但要尊重他们,而且要用全力支持他们的行动。但现在教育系统很少人愿意这么想,很少人愿意这么做。当然大家现在都很忙,要安排灾区考生高考,要塑造抗灾模范,要统计物质损失,要规划灾后重建。这些工作确实都非常必要,大家为这些工作忙得焦头烂额,完全可以理解。但无论怎么忙都不能忽视,孩子们的亡灵需要一个说法,家长和整个社会期待一个说法。如果发生了那么大的悲剧,我们却一点反思都没有,一个说法都没有;如果我们总是把自己的名誉和前程看得比孩子们的生命更重要,这样下去,怎么可能有心灵的提升和机制的重建?又怎么可能永绝后患?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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