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误读的秦晖和诊病开方的陈志武
秦晖教授的文章从多角度多层次观察并探讨中国改革30年形成的所谓"中国奇迹"产生的深层原因和历史背景以及对未来有可能面对的隐忧的一些个人担心，而在面对如何推进改革应该采取哪些应对措施则只可意会尽在不言中，这可能也是让某些人对秦晖教授文章产生误读的原因。尤其是那段论述，"至少在经济学领域，这十年来出现的明显变化是：过去那种左派(福利国家或凯恩斯主义者)看好中国而右派(自由竞争论者)看衰中国的状况如今大有改变。由于这些年的经济高增长，尤其是2001年以后经济发展在国际要素的影响下又有了进一步的加速，国际上左右两派经济学现在都在唱中国的赞歌，都想用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为他们各自的理论提供证明。于是 ‘左派欣赏这里的低自由，右派欣赏这里的低福利'。有些人高调称之为‘北京共识'。其实‘共识'可能夸张，同样称赞中国的人其称赞的理由往往是相反的。但无论是否‘共识'，他们都喜谈‘中国经验'则是事实。"引起了很大的歧义，有代表性的质疑观点认为秦晖的文章是小骂大帮忙变相认可"低人权"、"低自由"、"腐败是第一生产力"，多有为肉食者粉饰太平之嫌。但我们从文章的上下文不难看出秦晖的基本观点是中国应该建立非极端左右派都能认可的"共同底线"，欧美各国绝不会在中国低福利低人权经济优势的冲击下降低本国的社会福利和人权标准来应对中国的挑战，毕竟对于那些国家制度性的保障更为重要。
陈志武教授的文章与秦晖教授文章相比观察问题的视角切入点有所不同，陈教授的文章先是对中国现实存在的"国进民退"现象做出了一个综合的诊断，文章经过论证认为"生产资料的国有抑制内需增长，国有经济必然偏好重化工业，国有经济妨碍法治发展"。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陈教授为这个诊断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即"应该把国资委体系掌握的国有资产一部分划拨给社保基金，剩下的和国有土地一起放到一个或几个大基金，然后把基金份额分给全国老百姓，每个公民得到同样多的基金股份，并允许个人自由交易这些基金份额，就像现在的股票基金可以交易一样。"按着这个方案，每个中国国民最多有可能获得价值6万人民币的国有资产份额，既可以明晰国有资产的产权性质，又能通过"还产于民"达到"还富于民"的美好愿景，这个国有资产和土地处置改革方案由此得到某些自由派专家学者以及不少草根民众的支持也就不算意外了。
二、凯恩斯与哈耶克之争，从西方到中国
陈志武教授与张维迎通过国有资产私有化解决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所有问题的观点是一致的，两人观点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于当下中国时局的基本情况的认识有所差异而导致私有化的方式不同，极端效率化的张维迎出发点现实中国应该是一个盛世，所以主张国有资产权贵私有化的方式，因为在盛世社会公正问题不会那么突出；而极端公正化的陈志武教授更多看到现实中国是一个问题颇多的危世，进而提出全体国民平均分配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方式。不难看出，陈志武与张维迎的主张都有哈耶克理论学说的思想印记，主张自由经济的哈耶克曾经将包括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的学说理论在内的所有倾向社会主义理论都称为"通往奴役之路"。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到现在，西方主流政治经济学是凯恩斯和哈耶克两种理论轮流坐庄。1929年全世界的经济危机大萧条后，美国1933年当选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利用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逐渐将美国带出了经济危机的阴霾，之后几十年包括二战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占据西方政治主流地位。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凯恩斯体系下的西方经济出现停滞不前的滞涨现象，随着1979年英国撒切尔夫人和1981年美国里根政府先后上台执政，哈耶克的放任自由经济学理论开始在英美大行其道，尤其是现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更是新保守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哈耶克自由经济的理论学说将英美由滞涨带到重新起飞功不可没。但哈耶克理论也并非一个完美无缺的理论学说，以现在的美国为例，哈耶克理论也遇到了相当大的挑战，2000年小布什当选美国总统后，在他八年的总统任期内，强力推行其在竞选时承诺的减税计划，资本家通过国家减税获得更多的利润收益，再把这些收益进行再投资以此带动就业拉动经济增长，这明显受到了哈耶克放任自由经济理论的影响。这么做在理论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可在小布什就任总统几个月之后发生了举世震惊的9.11事件，以强力手段维护保守社会底线制度也是哈耶克理论的重要内容，反恐成为美国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毕竟保护美国国民以及盟国国民的基本安全对美国政府来说是最重要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以及战后善后事宜，美国本土反恐保护都需要大量财政支出经费，美国国民本来应该为自己的安全付出一些经济上的代价，布什总统却始终在顽固的推行减税计划，社会福利支出还不能减少，美国政府唯一能做的只有发行国债通过增加赤字的办法维系政府的收支平衡。进而美国放弃了多年的强势美元政策，使美元连续疲软走低，这样可以减轻美国巨额外债的偿还压力。同时美国国内已经推行数年的减税政策，使更多的资本涌入到投资领域，房地产、石油、黄金价格的逐步走高都是这种热钱投资效应的反映，其中房地产行业的泡沫化倾向已经对美国经济产生不良影响，由于房地产所具有的居民居住社会必需品和投资双重属性，迫使一些不具有银行按揭条件的家庭走入融资门槛较低但潜在风险较大的房地产次级贷款市场。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只是美国减税和大规模发行国债扭曲经济问题暴露的一个开始，布什政府应对次贷危机有点进退失据，打破泡沫可能使整个美国经济垮掉，维持泡沫可能使问题积累。现在看来布什政府采用的是后一种办法，笔者对此不抱十分乐观态度。
凯恩斯和哈耶克两种理论学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立的，当专家学者站在其中的一方批判另一方的时候，面对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可能带来的经济滞涨，哈耶克自由经济理论占有优势地位；当由于哈耶克自由经济理论可能带来经济泡沫而蕴藏经济危机风险的时候，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作用愈加突出。两种并非完美的理论学说都是人文科学大浪淘沙的精华所在，我们没有理由抛弃其中的任何一种理论体系，两者应该共同存在于文明世界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之中，不同时期某一种理论略占上峰根据具体情况合理调节。从这个角度说，在秦晖和陈志武之间，陈志武过于强调哈耶克自由经济的社会作用，而秦晖更多是在强调中国需要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所坚持的"共同底线"，这也可以看作是凯恩斯与哈耶克之间共同认同的社会底线。所以，我更多认同的是站在凯恩斯与哈耶克之间的秦晖，而不是站在哈耶克一边的陈志武和张维迎们。
前面所说的凯恩斯和哈耶克理论学说都是指在现代西方社会相对较为理性范畴内探讨的，在世界其它地方相对较为激进的社会转型也能看到两种理论的一些影响。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的极致化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和改革前中国出现的形式是计划经济或命令经济，哈耶克自由经济理论的极致化是寡头主义经济学，以变革前的拉美极端自由化最为典型。凯恩斯和哈耶克的理论被某些政客演绎到极致已经不能说是理论原创者的本意了，上个世纪苏东坡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带有极致化的激进凯恩斯理论的计划经济导致经济严重滞涨无法发展，才有了完全相反极致化的激进哈耶克理论"休克疗法"，以此激进对待彼激进，无异于以毒攻毒。拉美国家由极致化的激进哈耶克理论寡头政治走向今天极致化的凯恩斯理论国家强力干预经济，就是另外一种以毒攻毒。
三、政府发钱扼制通货膨胀不现实，国有资产权贵私有化和全民私有化都很危险
上海市政协委员刑普在今年一月上海两会上提交了一份正式提案《建议研究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提案》。向全国13亿人每人发1000元人民币来抑制由于通货膨胀给百姓基本生活带来的压力，这种说法与陈志武教授提出的将国有资产和土地以基金份额的形式分配给全体国民的设想如出一辙，只是没有陈志武全部分光国有资产和土地的观点更激进罢了。这个提案显然是受到了不久前新加坡政府宣布的"政府盈余全民分享计划"的影响，新加坡去年财政盈余64亿新元，本年计划拨出18亿新元分两次还富于民。在新加坡执行很好的政策拿到中国就有"东施效颦"和"淮南为桔、淮北为枳"之嫌，新加坡财政盈余是在包括教育和医疗等社会福利支出都完成后的结果，刑普提出的用发钱方法扼制通货膨胀并不能保证向国民发的钱被更大规模的通胀抵消的风险存在。中国现有13亿人，如果每人发放1000元，则是1.3万亿人民币，这对于财政支出5万亿预算的中国政府来说实现有理论上的可能。中国财政支出有太多该做的事情还未能尽如人意，如果可能，将1.3万亿投入到教育、医疗、低保、农业补贴上面效果一定会更好，如果财政支出还有富裕还可以考虑减免某些争议较大的诸如养路费、工商管理费、审批收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提高政府行政效率、降低政府行政成本等措施如果能够有效推行，实际效果都会好于给每个国民都发钱的建议。
陈志武教授提出的全体国民私有化通过基金份额平均分配给国民国有资产在上个世纪90年代在俄罗斯有过实践，实际效果却很糟糕。俄罗斯曾经发给每个国民1万卢布国有资产券，但随着变现压力增大和卢布大幅贬值（最多时贬了9500倍），1万卢布国有资产券之于绝大部分俄罗斯国民都是灰飞烟灭。如果陈志武教授的国民私有化的建议措施在中国实行，可能带来比当年的俄罗斯更惨痛的后果。将大部分国有资产划入一个或几个基金中再等额分给全体国民，可以自由买卖，面对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套现压力将剧增，结果只能是分到国民手中的资产大幅贬值。这可不是中国基金交易和证券监管有较强基础，社会大众有股票和基金交易经验就能解决的，毕竟在资本市场"筹码集中价格上涨、筹码分散价格下跌"是铁律。如果国民分得国有资产和土地真的不幸大幅贬值，这些本来就是估价的资产资源在经济高速发展中泡沫膨胀，国内主要经营性资产都将大幅贬值，中国的经济极有可能因此垮掉，中国只能重复上个世纪90年代俄罗斯经济动荡的老路，而且从目前中国经济的基本状况来看，包括固定资产、房地产、股市在内几乎所有投资品种的价格都居高不下泡沫很大，银行系统问题严重，经营性资产全面大幅贬值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更甚于当年俄罗斯的灭顶之灾。
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必然的，当我们将更多转型的经验和教训瞄向俄罗斯和东欧的时候，却忽视了对中国更具借鉴意义、距离中国大陆更近、与我们同宗同源的海峡对岸台湾成功的政治和经济转型。由于冷战时期不同阵营的原因台湾的转型时常被我们所忽视，从二战以后尤其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台湾始于1987年解除长达38年戒严开始社会转型，是所有后转型国家和地区中唯一没有经历过大的经济动荡的地方，是最成功的转型（不是之一，而是最好）。台湾的经验更值得中国大陆借鉴，取经不必远道东欧和俄罗斯，海峡对岸已经为大陆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转型经验。1987年日本金融危机和1997年东亚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台湾凭借自身几乎无懈可击的经济制度成为东亚除了尚未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中国大陆之外唯一没有受到冲击的经济实体。台湾转型最为宝贵的经验就是，通过对传统文化、西方文明和底线制度的共同保守，通过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制度，保障社会转型的平稳运行。尽管台湾社会还有许多有待完善之处，但它与那些后转型的任何国家和地区相比，所付出的社会代价都是最小的。
四、如何处置国有资产和土地？笔者只赞同在有相关配套措施的前提下将农用土地的所有权无偿分给农民，将城市居民住房的土地70年土地使用权变更为永久产权。
在如何处置国有资产和土地问题上，我只支持在出台配套措施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所有权无偿分给农民，将城市居民住房的土地70年使用权改为永久产权。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着众多的农业人口，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影响社会进程的动荡事件都与农民的土地问题密切先关，土地问题也是中国社会稳定与否的决定性因素之一。1978年土地的联产承包成为启动改革的契机，改革之初原本生活最为困苦的农民确实受益匪浅，收入大幅增加。一段甜蜜期后三农问题逐渐暴露并愈加显得突出，土地问题已经成为了农村乃至整个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先是基层政府"统筹"乱收费使生活刚有一些好转的农民不堪重负，后来国家又免农业税又是给农民补贴。农村的主要矛盾从乱收费转移到了对农民只有使用权的土地的征收，以基层政府或集体的名义用极低的价格强行收取农民土地的使用权，然后再高价转手招商引资或是建设小产权房出售牟取暴利。中国法律并没有赋予农民可以不出售只有使用权的土地的权利，农民在土地被征用的时候几乎毫无办法。这种做法的社会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对国家来说，农用土地被大量开发，国家的粮食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对于失地农民来说，没有了土地就没有了一切，许多人也就成了社会"盲流"的潜在因素。最近，国家限制小产权房的建设和买卖以达到维护国家18亿亩土地底线的目的，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毕竟征用农民土地所获得的利益实在太大。将土地的所有权分给农民，使农民自己有不卖土地的权利来解决对农民土地的私征乱占问题。这是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但是必须有其它配套措施同时出台，否则也可能带来的其它同样危险的其它社会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如果土地是私人拥有的财产，当一个社会税负过重农民的各种负担过高的时候，农民种地将无利可图，中下层农民只能将自己的土地卖给愿意出钱购买土地的地主或是官僚阶层，土地兼并的最终结果就是大量失地农民形成"盲流大军"，社会动荡不可避免。把土地的所有权分给农民，务必要立法严格规定土地的使用用途，农地不得随意建设开发区或是商品住宅，然后还得加大农业补贴的力度，使农民种地有利可图，还可以通过政策倾斜鼓励农民荒地造林沙地种草。也可以考虑鼓励农民按着自愿的原则将土地入股搞农业企业集团化运作（也要严格土地使用用途，如果农业企业化运作不能使农民满意允许在一定周期内农民自愿退股），即给农民工作机会又可以让农民利用土地入股分红。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其实就是在保守原则下，防止激进化（不回收土地，还要将土地所有权分给农民），杜绝寡头化（防止土地大量兼并）双管齐下，这也是当今文明国家普遍采用的农业政策。另外一方面，农民是社会最弱势的群体，农业相对于工业和服务业又处于最弱势地位，给农民实惠向农业倾斜有利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稳定。同样道理，城市居民住房土地使用权改为所有权，可以保证房主在被拆迁的时候拥有法律上的物权自我保护的权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扼制城市拆迁，有利于规范房地产市场逐步消除房产泡沫。
五、当代中国政治经济领域出现的问题是有极端凯恩斯理论和极端哈耶克理论共同造成的，通过与之对应的理性凯恩斯和哈耶克理论解决问题是社会成本相对最小的途径。
陈志武教授对于中国国有资产过于庞大给中国政治经济领域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基本判断我是赞同的，所不赞同的只是他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中国经济潜在危机因素既有陈志武教授所提到的国有资产过于庞大，政府对于经济的管制过于严重极端凯恩斯理论的潜在危机，也有由于利益集团的因素极端哈耶克理论造成的资本市场的泡沫化的潜在危机，同时出现极端凯恩斯和极端哈耶克于一个经济实体这样的经济怪相在中国同时出现，这才是令人担忧的。国有资产庞大是历史遗留问题，任何期望一招鲜、一刀切、一蹴而就简单解决问题的方式都是不可取的。陈志武和张维迎们从哈耶克理论出发只看到了国家严重干预经济带给中国的隐忧，如果是张维迎的权贵私有化可能是一剂慢性毒药，中国经济只能等死，而陈志武的全民私有化则是一剂可能立即致死的强力毒药。还有一些人只看到了由于利益集团的原因造成的诸如贫富差距、资本市场泡沫化等极端哈耶克现象带来的隐忧，主张回到从前计划经济（意即极端的凯恩斯理论），这同样是行不通的。
说中国目前的经济生态链是弱肉强食并不过分，哈耶克的经济放任自由理论本意应该是所有人应具有平等的自由，但中国却是对强势者过于放任自由，而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是出于在自由经济状况下，由于财富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而造成平等自由原则下的实际不平等，国家或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向弱势群体倾斜减小贫富差距并降低经济泡沫的风险，而中国的干预经济却在更多制约弱势群体。中国同时存在两方面问题，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凯恩斯理论和哈耶克理论极端化的负面影响同时在中国政治经济领域存在，如果我们只从其中的一方面理论去解决另外一面的实际问题，都会是片面的，如果加上用激进化的方式解决只能会对中国社会造成更大的伤害。中国目前同时面对两个方面的问题，只看到其中的一面并用较为激进的方式片面解决单方面问题不仅是不可取的也是危险的，只有用理性的态度保守的手段双管齐下才有助于理顺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矛盾，二十年前台湾社会的转型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中国过去的激进思维方式是"不破不立"，但在"破"的过程中却会造成人、财、物等社会资源的极大消耗，如果考虑使用保守理性"不破也立"的方式，同时使用理性凯恩斯理论和理性哈耶克理论去解决与之对应的极端哈耶克和凯恩斯社会现象，也许才是最好的社会选择。理性凯恩斯理论通过国家干预经济对缩小贫富差距和扼制资本市场会起到正面作用，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避免凯恩斯理论极端性给政治经济领域带来的负面作用，中国正在实行政府职能的转变，由管制性向服务性政府转变，对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来说只能侧重其中的两点，一是完善社会福利制度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二是出于社会正义的需要维护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避免贫富差距过大。前面所提及的农民土地问题正是基于对社会最弱势群体农民最弱势产业农业有所扶持的考量。在企业劳工的权益保障方面《劳动合同法》对劳工的保障不是太高了而是还远远不够，建立合理的员工辞退机制是必要的，只有在企业利润下滑或亏损时才能辞退正式员工，并且必须给予合理补偿，辞退老员工期间不能雇佣新员工，如果要雇佣新员工被辞退老员工拥有优先上岗的权利；在收入分配体系上，建立企业职工工资增长与企业利润增长的挂钩机制；期股期权应该法制化，不能由管理层独享，按一定的法定比例扩大至整个劳工阶层，使各阶层人士都能共享发展成果；同时还应该建立合理的利益博弈机制。同时，我们同样也应该正视陈志武教授提出的以国有资产过于庞大为代表性的国家对于经济干预过多而造成的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用理性的哈耶克理论抑制极端的经济领域的凯恩斯现象，减轻企业的负担才有可能让企业为劳工提高劳动待遇提供必要条件。建立产权明晰、财物公开、独立经营、股份化运作的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市场经济体系，降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使各种所有制企业可以在公平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平等竞争；健康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是经济是否能够平稳运行的根本保障，所有所有制企业都应该具有平等的融资平台；在适当时机可以通过资本市场逐渐减持国有股，并将减持收入划归社保基金；
总的来说，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既要减少某些不合理的税收收入和行政收入，又要完善包括教育、医疗在内的各种社保体系，任务很艰巨却是对现在政府的必然要求。
结束语：中国改革三十年取得了不少成绩也带来了不少问题，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有待总结的教训。笔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成绩最重要的经验在于是开放带给从宏观经济到普通百姓天翻覆地的巨大变化。而最大的教训在于，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制度建设较为落后，尤其是那些限制激进化和寡头化的法律法规游戏规则还很欠缺，缺少基本制度保障成了改革最大的弊病。有人会说中国在摸索前进的过程中不知道什么样的制度更适合中国国情，那就不妨把别国已经建立起来的具有普适价值的底线规则拿来好了，在这个基础之上再探讨底线之上的制度哪些更适合中国国情。
（转自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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