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早上8:30，我乘出租车到达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刚一停车就看到一位认识的上海市民常老师站在法院隔壁的检察院门口，等我下车去想与他打招呼时，看见他已被几个人推上一辆小型面包车带走了。
我就索性去接待室办理旁听证。一进接待室的门，坐在门口的法院小姐就问我干什么，我说，“旁听周正毅案。”她说，“周正毅案不开庭。”我吃惊地说，“不对，你们法院不是已公告，周正毅案是公开开庭宣判的。”这时，一个穿法警制服的年轻人上来贴住我，把我挤到门外，边挤边说，“他是来旁听周正毅案的。”似乎在向外面的人暗示什么，或许是人太多，外边的这些抓捕手只顾寻找他们自己包管的目标，还顾不上我这个人物。站在门口的一位法官说，旁听证发完了。我说，“你这也是一个理由。你们可以与大家解释，不能瞎说。明明公告开庭，又说不开庭。”据在场的一位香港媒体记者说，她早上7点钟就来了，法院也说旁听证发完了。看来昨天晚上就有人来通宵排队领旁听证了，真是一场好戏，门票如此奇缺。
我没有旁听证，就耐心地站在接待室门口等退票，或许哪位领导一开明，又会放出几张票，等到9:30开场，我就回家。其实，今天外场的戏更热闹，我也是第一次大开眼界。周正毅真威风，不愧是一个大人物，死的骆驼比马大。场内十几分钟的宣判，场外要精心准备多少时间、要耗费多少行政经费，今天上海官方还要派出上百人护驾，这些护驾人员中穿警察制服的衹有十几人，绝大部分人是不穿警察制服的便衣，或许根本就不是警察，是临时借来完成抓捕任务的社工，在这里通称便衣吧。我亲眼目睹，他们如何抓捕来参加旁听周正毅案的市民，其中一些被抓捕的市民是我认识的。林老太与一位女士还没有走进法院，就被几个便衣围住推上面包车开走了。老赵与另外几个人刚将自行车停放在离法院接待室20、30米处的地方，就有一批人拥上把他们抓到车上送走。过一回儿，在更远处有近十个上海市民被推上面包车送走。
法院接待室门口都是人，挤得满满的，但都是警察与便衣，还有一些海外媒体的记者，我也一直在其中。欲要旁听周正毅案的市民要挤进这个人流形成的圈子很难，即使偶尔挤进了，在接待室门口一说旁听周正毅案，就会被清理出场，享受免费乘车待遇。但我见到一个穿着气派的高个中年人，也是例外。他昂首阔步走到法院接待室门口，理直气壮地高声向接待的法院小姐说，“我要旁听周正毅案！”围着门口的人一惊，也不敢怎样。法院小姐说，现在已开庭了，没有旁听证了。这位男士大声地说，“周正毅霸占我的房子。我要旁听对他的审判。──没有旁听证，我要上访。”法院小姐只好给他一张来访登记表格，他直接走到上访接待的窗口，向接待法官申诉他被拒绝旁听的不满。当他走进去时，一个穿着法院制服的高挑个子的年轻女子走到门外，向门外说了一句，“拉出去”，当时我也站在门口，我马上说了一句，“你是法官，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她很尴尬，不作声地走了。进门的便衣，一看坐在上访接待的窗口前的那位男士，就随口说了一声，“他是市局的。”也就不管了。可能这位男士已是市里挂名的人物，下面的警察也不敢随意抓捕，免得惹出麻烦。或许，我也是市局的，这些忙来忙去的便衣，也没有照顾我。如果他们强迫我乘免费车，明天上海滩上就多一起行政官司。
9:30过后，我打算离开。对周正毅的审判结果，我已不感兴趣，十几年或无期都是坐牢，我也不希望他被判死刑，因为我主张废除对非暴力罪犯的死刑之罚。但是，今天法院门外发生的一切却令人关注。这些便衣在法院门口公然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非法剥夺市民参加庭审旁听的公民权利，他们是否想过中国还有法律？没有想一想法院的隔壁是哪一家？它是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院，是监督公安与法院的机构。这场闹剧演到法律监督机关的门口了。原来我想留几张相片留念，一看已经有官方的专业摄影师，高个子摄影，矮胖子拍照，还有海外记者也在拍照，我也就免了，免得给这些便衣添麻烦。我临走之前，再一次进入法院接待室，要求上访，并领取了来访登记表，在来访登记表的来访事由及要求栏里写下：
“今天上午8:30我来贵院旁听周正毅案宣判，贵院接待的法官说不开庭，我说周案是公开审判的，后来法院其他人员又改口说，没有旁听位了。我又目睹很多来参加旁听的人都未被准许参加旁听。这是违背公开庭审的原则，请法院纠正。”
然后，送交接待窗口的法官，并口述了今天的所见所闻，接待的法官也只好苦笑，并谢谢我向法院提意见。的确，今天发生的这种场面是对法院的亵渎，也是在侮辱法官。
回家后，听到朋友来电话告知，周正毅被判16年。我估计，周正毅今天的气势与社会关系，他不会做满16年的，最多八年就可以出狱了，在监狱里好好表现，评八次改造积极分子，就可以减八年刑期，还可以提早假释。周正毅案伤害最大的还是上海的司法体制，上一次把上海的司法恶搞了一下，这次又恶搞了一下，还让上海出丑，在众多的海内外媒体记者面前，也就是在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下，在法院的门前，在检察院的隔壁，这些不穿警察制服、没有拘捕证、传唤证、没有出示警察证件的人可以随意抓捕市民，这些人数量众多，就象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卫兵小将，一股革命的干劲，沉浸在抓人的快感里，就是没有一点对法律的敬畏，当时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制止他们的疯狂举止，包括我也是一个懦夫，我与穿制服的警察、法官都在默认这批便衣的非法行为。的确，我为上海感到悲哀。如果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先生亲临现场，也会象我一样感到悲哀，他接管的上海是一个没有法治的社会，一切要从头做起。
（写于2007年11月30日上海仁和苑）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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