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日：噩耗传来 晴天霹雳 1936年12月12日，我在上海。代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1】忽然跑到我的寓所说：“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下落不明。” 闻此噩耗，不啻晴天霹雳。 当时上海与西安的有线电报、无线电报以及陆地、空中交通，皆告断绝，过了好几个小时，仍不能得准确消息。而各种流言已传播全球，英文报纸，竟根据流言作了头版的大字标题。 13日早晨，我和孔部长及端纳【2】仓促赶往南京。无奈，南京虽为首都，同样没有确切消息。（国民党）中常会已于12日深夜开会，决定：免去叛变首领张学良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及西北剿匪副司令之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 这天早晨，南京还接到了西安方面发来的“全国通电”，署名的人除了张学良、杨虎城以及西北重要将领外，还有陪同委员长前往西安的南京高官多人。通电称：彼等曾“涕泣诤谏，屡遭（蒋介石）重斥，”故不得不“对介公（蒋介石）做最后之诤谏”。通电中，他们还提出了 “救国主张”的八项要求，希望南京当局“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将来开一线之生机。”
这八项要求是：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停止剿共；立即释放在上海被捕之救国联合会分子七人；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保障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开放民众抗日爱国运动；实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集全国救国会议。 张、杨的电文也指出：他们将确保我丈夫的安全。 兵变发生，我心中的第一个念头是：我是女人，世上之人，必定以为我是女人，遇到突然的兵变，必不能再作理智之探讨。所以，我必须抑制个人的感情，从全局考量对策。看了张学良、杨虎城的通电，我的第二个念头是：如果处理得好，这次兵浔啬艿玫胶虾醭＠淼慕饩觥?于是，当天晨八时，我即给张学良发去专电，告诉他：我们共同的朋友端纳，准备立即飞往西安。端纳也给张学良发了电报，盼其立即复电，看西安是否愿意接待。
13日：友人端纳 直飞洛阳 西安来电所提“八项要求”，我一开始并没有给予重视。当时南京的一般人，在推测张学良发动兵变的原因时，亦大多认为，西北地瘠民贫，张学良率部驻军西北，或许早有不满，因此推断：张学良这样做，实际只是为了要求将东北军调防到丰腴省份的一种“借口”。不过，南京主张讨伐张学良的人，因此更加主张：对此种不听中央号令者，必须予以严惩，否则就是开了坏的先例。 我则推测说：“张学良、杨虎城等人，或许确实有不平之情绪，而且他们也认为自己具有相当的理由。如果一部分国人真的对中央怀抱不平，那么中央就应该虚怀若谷，探索其不平之原因，并尽力纠正之。同为中国人【3】，假如有其他途径可以解决此次兵变，又何必一定要用军事方法呢？”
十三日上午，接到了张学良的两封电报：一致孔祥熙部长，一是给我的。为节省时间，我和端纳决定：烦请端纳于13日午后，先直飞洛阳【4】。另外，我请端纳携两函，一函致委员长，一函给张学良。 在给张学良的长函中，我告诉他：他的这一举动，将使国家前途受到严重打击。我并表示，他的举动虽然十分卤莽，但我敢断定，他发动兵变的本意，并无断送国脉、陷害领袖的恶意，因此，他必须及时自拔，切勿贻误时机，以致后悔不及。
端纳乘坐的飞机，13日下去起飞。还好，到了晚上，端纳就从洛阳打来长途电话，称他已于傍晚抵达洛阳。端纳告我：13日白天，中央军的30多架飞机，已在西安上空做了示威飞行，目的就是要告诉西北叛军，洛阳飞机场仍在中央军之手。 端纳在电话中还说：他不管张学良是否有回电，定于明晨直飞西安。幸好，当天夜里，我忽然接到张学良致端纳的电报，说他欢迎端纳入陕。于是我放心了：端纳所乘飞机，应该不会在前往西安的途中，被人击落。
14日上午：中常会上 舌战高官 南京政府当时已经决定：委员长回京之前，由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遣全国军队，空军亦归其统辖。而委员长已经遇难的消息，也忽然流传开来了。 局势虽然黑暗且危险，但我仍然有个直觉：事变可以稳妥解决。于是，这一天的我，就是要让国民党中央的诸位高官们相信，其一，只要多做忍耐，和平就不会绝望；其二，在军事讨伐西安之前，务必先尽力解救委员长脱离险境。因为攻打西安的战事一旦开始，委员长即使不被南京陆军、空军的轰炸所误中，也必然被怨恨的叛军所杀害。 谁知道，中常会上，我陷入了“立即攻打西安”的主战派的重重包围之中。
中央常委会上，有人说：“为维持国民政府的威信，应当立即进兵，剿灭西安叛兵。” 我当即反驳说：“今日之中国，假如没有委员长，就不会有任何统一的政府。今天我们舍弃委员长，不去救他，请问：还有哪个人能够立即担负起领导全国的重任？” 我刚刚说到这里，会场里立即群情激昂，主张纷杂：有人说，委员长或许已经遇难；有人说，国家利益，应当重于委员长的个人生命；更有人词色之间似乎在说“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其丈夫而已。” 我立即大声说：“我虽是一名女性，但我今日在此发言，绝非仅仅为营救我的丈夫。如果委员长一死，真的能够为国家造福，那我一定首先劝其牺牲。但处理西安叛变，如立即挞伐，直接轰炸，不但使领袖生命陷于险境，而且必然使陕西数千万无辜民众，立即陷入兵燹之灾……不仅如此，还将使我们为抵御日本入侵所做的诸多努力，白白浪费。因此，为了救中国，我不得不吁请诸位，妥善寻找和平解决的途径。” 看到各位都在倾听，我接着说：“希望各位相信，我决非每天早晚惦记丈夫安全的一般女性。今天，我在这里发言，是以公民资格，要求以最少的牺牲，为国家和民众，解决这一严重问题。因为委员长今天的安危，是和国家的安危密不可分的。如果你们主张向西安方向增派军力，我赞成，但请一定下达命令，嘱其切勿随意开枪，更不能立即轰炸西安、发起挑衅。因为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力营救委员长出险。如果和平绝望，到了那时再开战，应该也不算晚。我深信，在座各位虽然与我的观点有分歧，但我们的诚挚态度、希望国家好、希望委员长好--应该是相同的；我坚信自己的主张不错，因此我必然全力以赴，确保我的建议能够得到实现。”
听我一口气镇定地说完这些，会场里很安静。于是我又说出了自己的一个决定：“我决定明天亲自飞往西安。”此言既出，会场哗然。在座高官，皆曰“不可”。 众人皆曰“不可”，主要是因为当时盛传谣言，说：血与火充塞西安，西安城内，已成赤色恐怖世界。对局势悲观者，更以为委员长就算今天没死，日后也难免一死。大家对我的劝说，归纳起来就是：此时我赴西安，等于给叛变者又送去一个要挟我丈夫的凭借，因为我是自投落网去给叛军作人质的……悲戚、失望、无奈，绕我四周，欲思索真理固难，欲坚持我原来的信仰，更难！ 至散会，中央的诸位高官终于同意“暂缓攻打西安”，但我飞西安的设想，仍遭到极力反对。晚上回家，不禁黯淡凄怆。只有暗自祷告，坚持我对上帝及全人类的信仰耳。
14日下午：黄埔学生 手足亲情 从中常会出来，各机关首脑也纷纷打电话给我，向我询问：目前情况下，应当如何应对。这中间，尤以黄埔同学的电话，最为迫切，他们要求我“立即发表讲话”。 我知道，黄埔军校毕业生，都是我丈夫昔日亲自教育、培养的军队骨干，现在又担任着各部队的重要指挥员。既然他们坚持要我讲话，我就不能推却，于是，我索性召集他们开会，向他们做了公开的演讲【5】。 我除了转述自己在中常会上的观点，同时也指出：在尚未搞清事变真相之前，期望各位同学切勿妄加断定。遇事一定要镇定，切勿感情用事。委员长平常对待各位同学，一如对待自己的子弟。目前遭遇事变，正是各位谨遵师训，报答校长的时候。 我也说明，西安叛变者，已经有电报给我，我也回了电报给他们。委员长和张学良的共同朋友--端纳，正在前往西安的途中，我深信，这些叛变者看到全国民众的反应，必能幡然悔悟，痛改前非。因此，只要他们有悔悟之意，我们就应该打开谈判的大门；假如他们有悔罪的诚意，黄埔学生就应该以宽大为怀，欢迎他们改正错误，既往不究。 当我精神和肉体遭受双重压迫之时，我的大姐姐孔夫人（孔祥熙夫人宋蔼龄）、我的二姐姐孙夫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以及我的其他亲戚、朋友，也都过来全力慰藉我，他们的爱护之情，让我永远铭记在心。还有我的大姐夫孔部长，他兼任“代理行政院长”之职，虽然他当时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但他始终充分同情、支持我的主张。
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一)晚，西安事变终于露出了希望的第一缕曙光，并且确切地证明了我此前的主张是正确的。因为端纳从西安发来电报，报告了委员长的平安，而且说，委员长现在的住处，十分舒适，他正在旁边照顾呢！ 这封电报同时表示：张学良亟盼孔祥熙代院长赴西安，也非常盼望我能一起前往西安。过了不久，我又接到张学良直接发给我的电报，电文中不仅对我发出邀请，而且首次做出保证，说他虽然发动兵变，但绝对没有危害委员长的意思……可惜，对这份电报，南京有些人认为：不可信！ 这些人认为：叛变部队的计划，往往异常险恶。端纳的电报，很可能是叛军故意假借端纳的名义发出，实际是为了诱使孔部长和我，一起进入陕西，以便他们能够再多扣押几名重要人质，增加其日后的谈判筹码。 对于此种推测，我表示“根本不信”。因为我知道，要想避免丈夫死于兵变，避免内战大规模发生，避免其他不怀好意的邻国看笑话，我就必须前往西安，力求事件和平解决。所幸者，孔部长与我的两位姐姐，全都表示：愿意陪同我一起飞往西安！姐姐、姐夫的态度，真的让我很感动。
15日：汉卿来电 邀我入陕 十五日(星期二)下午，突然接到端纳从洛阳打来第二通长途电话，这个电话，实在令我喜出望外。原来，十五日早晨，端纳冒着恶劣的天气，从西安乘飞机返回洛阳，就是为了从洛阳机场，直接打电话告诉我--他去西安的真相。 他用简短的英语，概述了全局。他说，委员长并未受到苛刻待遇；端纳到达西安后，委员长已被允许迁入较舒适的房屋。委员长也开始与张学良直接谈话，只是他的怒气仍未平息。不过，张学良已经当着端纳的面，郑重表示：他决心随同委员长一起回南京，因为他已经认识到，发动兵变的动机虽然绝对纯洁，但这一兵变，确有错误。 与此同时，端纳也告诉我：张学良盼望我能去西安，因为他和他的部下，对我非常推崇云云。当然，端纳也坦率告我：委员长嘱咐说，我一定不能去西安。我丈夫的理由，和南京高官的说法差不多。 当晚，我和大姐夫联系，不料，孔部长的医生说，他的身体不好，不能飞陕；而且孔部长兼任代理行政院长，此时此刻，势必难以离开南京。于是我立即打电话告诉端纳，请他转告张学良，可否以宋子文代替我的大姐夫。
18日：和平解决 露出光芒 十八日，和平解决事变的希望，再次露出光芒。当晚，端纳又来电，说他已经二次进入西安，向委员长以及张学良，转达了我此前在电话中表达的意见，现在，西安的将领们表示：欢迎宋子文陪同我一起前往西安。 得到好消息后，仍需焦虑奔忙。因为南京政府虽然同意暂缓攻打西安，但他们已经命令中央军向潼关以西的军事阵地，攻击前进，致使沿途百姓，死伤惨重。 所幸者，两日后，陪同委员长赴西安的中央党部主任蒋鼎文先生，从西安飞抵南京。蒋主任不仅带来了委员长的亲笔信，而且恳切劝告南京高官：千万不可听任南京、西安间的裂痕，日见加深。蒋主任还要求：南京无线电广播及报纸上恶意谩骂西安的文章，必须停止。 十二月十九日(星期六)，委员长被禁已经整整一个星期了。这一天，宋子文力排众议，终于得到中央批准，同意他以私人身份，前往西安。需要说明，南京政府此时仍然坚决不同意任何官员与叛变者直接谈判，说是要避免政府自贬威信。
十二月二十日，是南京政府给叛军规定的释放委员长的最后期限，我努力劝说，恳请中央再给予三日宽限。我并决定：偕子文同机入陕。无奈，出发前的最后一刻，南京高级官员一起来到我家，坚决不让我去机场。有人甚至这样说：夫人如果留在南京，还能劝阻中央军对西安的进攻；夫人如果走了，谁能制止内战大规模爆发？ 为了这句话，我只得暂且留下。只能拜托子文直飞西安。 这一天，还接到张学良电报，他说：如果我不能阻止中央军的进攻，那就一定不要去陕西，因为战争一旦爆发，他也没有力量保护前往西安的我！ 二十一日晨，得子文两封电报：一则报告委员长平安，一则告诉我，当天回京。二十二日（星期一）下午，端纳、子文先后回到南京，在中央常委会叙述了他们在西安的见闻，我听了介绍，开始想象如果我亲自去西安，如果我直接和张学良对话，他的心理会发生何种变化？ 一句话，我听了子文、端纳的介绍，更加充满自信：我相信，只要我能够与张学良当面协商，一定能促使他迷途知返。 我当时对西安事变已经产生一种感想：譬如造房子，端纳给房子打好了地基，子文已给房子树起了立柱，现在，只剩下上梁这最后一道工序了。而且，要想让房子最后竣工，就必须由我亲赴西安，面见张学良。
23日：搭救我夫 亲赴西安 二十三日，我和子文、端纳、戴笠等人，一同登上飞机。登机之时，到机场送行的许多官员赞扬我的勇敢，而我也确实神志清醒，意志镇定，绝无怯意。因为我知道，自己敢于冒险进入叛军统治之区域，是因为我深刻了解西安兵变，必须和平解决。 飞机很快进入西北，据说，一个星期以来，西安、洛阳上空都是阴云密布，但今日天气异常晴朗。飞机首先抵达洛阳上空，从飞机上俯瞰，洛阳机场的轰炸机，正罗列待发，我的心里，突然增加了阴影--我真的不希望在我进入西安之后，这些轰炸机能够起飞！ 于是，我一下飞机，立即召集该地陆军以及空军将领，当面谈话。我嘱咐洛阳空军司令，未得到委员长本人的命令，切勿派机飞近西安。 旋即，我们乘坐的飞机，再次起飞……飞机在白雪群山中沿着铁路线前进，过华山，放眼望去，尽是晶莹冰山，闪烁作光。最后看见平原，知道已经靠近西安了。 端纳在白色山丛中，遥指一处方形城邑说：“那里就是临潼，委员长被劫的地方。”看到这里，我不禁感慨万千。最近几年，委员长出巡各省，我必相随。唯独此次他的西安之行，我因有病，未能陪同。 俄顷，飞机开始在西安机场上空盘旋。我拿出随身携带的勃朗宁小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飞机着陆，叛军士兵噪动且无法控制，请一定用我给你的这把枪，把我杀死，千万不要犹豫。”段纳笑了，他说：“上帝和夫人同在，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飞机停稳，舱门打开，张学良首先登机欢迎我，我仍用平常语气，和他寒暄。离机时，汉卿请我先行，我却回头用不经意的语气对他说：“汉卿，请不要下令让你的部下搜查我的行李了，因为我害怕他们把我的行李给翻乱了，搞得我不好整理，我带的衣服、用品多。” 张学良立即诚惶诚恐地回答说：“夫人何出此言，我怎么敢下令搜查夫人的行李呢？”下了飞机，杨虎城也赶到了，我坦然与之握手，就像我是偶然路过西安的访客。杨虎城刚一见到我，表情十分尴尬。看到我镇定又轻松的样子，他也不紧张了。
23日：见到丈夫 说服汉卿 车队首先进入西安张学良家，稍事休息，我便赶去看望囚禁中的丈夫。直到这时，委员长也不知道我已抵达西安，因为我不愿让他为我着急，所以我要求子文、端纳以及汉卿等人，都不要把我抵达的消息告诉我的丈夫。 委员长被禁处，离张宅只一箭之遥，但走过的时候可以看到，禁卫森严，且卫兵们多携机关枪，很吓人的样子。 我直接进入我丈夫的卧室，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啊呀，你真的来了？！你这可是入了虎穴啊！”说完，一面痛苦地摇头，一面潸然泪下。我则强力抑制住感情，仍用平常语调说，“我是来看望你的，什么危险都没有！” 当晚，我也向委员长亲口说明了我处理此次兵变的基本设想，我说，西安，乃我中华民族诞生之摇篮，我怎么能够听任西安古城，变成我丈夫的棺木呢！倘委员长不能活着离开西安，则中国的分裂与灭亡，就在眼前！ 我说：南京高官，大多主张立即轰炸西安、进兵潼关，中央军主力甚至整装待发……但是，张、杨叛军的背后，还有尚未剿灭的共军。如果想要开战，内战可以立即爆发。张杨所部，人数众多，军械精良，其后方更有委员长多年仇敌。倘若战事发动，势必酿成空前规模之内战，必然招致不可预期的浩劫。因为虎视眈眈之日本帝国主义者，正日夜盼望中国爆发内战，而中国一旦爆发大规模内战，日本才能完成其统治中国之迷梦。因此，我在南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止中央军轰炸、进攻西安！ 我的丈夫，完全赞成我的这些看法。我见过委员长后，再召张学良来见。 张学良见我没有一句斥责他的话，显得很高兴。我则立即以镇静、诚挚的态度，开始和他长谈，我告诉他：你或许认为，西安兵变得到全国民众的拥护，这实际是你的错觉。今大错已成，如何补救，才是当前的最大问题。 张学良则说，“如果夫人此次和委员长一起赴西安，我敢断定，绝不会发生今天的不幸。我们劫持委员长，自知不妥，但我相信自己发动兵谏的目的，就是为了停止内战，抗击日寇，造福国家。只是我们几次向委员长请求，均遭怒斥……因此要请夫人婉转报告委员长，我们一不要钱，二不要地盘，就算要求委员长签署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文件，也是为了要为国牺牲……” 他又说，“夫人应该知道，我一向敬重夫人，就是我的部下也一致敬戴夫人。委员长被禁后，他们搜查了委员长的文件，并且拿到了夫人致委员长的信函两封，我冒昧拜诵之后，更加感觉夫人的伟大。因为这两封信中，夫人为民众求福利，为国家抗外辱的至诚信念，均有充分展露，所以，我深信夫人此来，必能协调各方关系，使委员长早日离开陕西，而且我们仍然一致推崇委员长为我们的唯一领袖。今日特别恳求夫人向委员长面陈款曲，并深信夫人必能助我化解此种危局。” 我当然同意在我丈夫面前，替张、杨两人做说客，我也指出：12日凌晨，事变发生，枪声四起，如果我的丈夫不幸被流弹击中，结果会是怎样？那天凌晨，委员长慌忙中没穿棉衣，如果因为严寒侵袭，罹患肺炎而死，结果又会如何？你想停止剿共内战，却反而导致中央军进攻西安，导致更大规模内战爆发，请问，这样的结局你是否想到过？你们想逼迫委员长在你们规定的文件上签字，试想，以他的性格秉性和领袖地位，能够答应么？因此，今天最重要的，就是尽快收拾危局，让委员长尽快离开陕西。 张不断点头，表示完全同意。但又说：立即释放委员长，关系重大，需要征求其他同事的同意。我表示完全理解……等到谈话结束，夜已深矣。
25日：圣诞来临 飞离西安 此后，我开始等候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开会做出决定，等候了很长时间，总算有了结果：张、杨及其部下，同意让委员长离开西安。这次等候，是漫长和痛苦的，因为东北军和西北军内各种主张都有。甚至有人认为张学良已经“叛变”，被我和子文、端纳收买了！ 此时，也曾有人向我透露，共党并无劫持委员长的意思，而且他们亦主张立即恢复委员长的自由。更有人告诉我，说共党已准备放弃他们昔日的政策与行动。 圣诞夜，转瞬即逝矣，可惜，这一天仍然没有明确消息。虽然在是否释放委员长的问题上，张、杨等人有争论，但张学良等人始终没有提及金钱与个人权位问题。这种胸怀，却也是历来叛变军人所从来没有过的可爱之处。我以为，这就是中国政治进步的最大表现。 圣诞阳光，终于挟着希望与快乐一起来到了。二十五日下午二点，张学良急匆匆赶来说：飞机已准备好了，他决心随委员长赴南京。委员长极力反对，说：“你无伴行之必要，你应该留在西安，继续指挥西北各部队”。 但张学良向我解释说：他确实有赴南京的义务，因为他已向部下各将领表示，愿意担负此次事变之全部责任。同时，他还要用赴南京请罪的举动，来证明此次事变，他本人绝没有危害委员长的恶意以及争夺个人权位的野心。我同意他陪同我们飞往南京。 下午四时，我们终于可以走了。 委员长和我以及张学良，共乘一车。张学良出门后，立刻直奔车子的前排就坐，让我和委员长坐在后排。子文、瑞纳与杨虎城另乘一车。车抵飞机场，径直开到张学良的波音座机门旁，飞机已提前开热备用。 随着一声怒吼，波音飞机离地腾空，当晚抵达洛阳，祝颂圣诞佳节。
【1】孔祥熙，宋美龄的大姐夫，当时担任国民党财政部长兼代理行政院长。 【2】端纳，澳大利亚人，早年随父亲到中国，曾先后担任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外籍顾问，与宋美龄也很熟悉。 【3】“同为中国人”，此处指南京的中央军和张学良、杨虎城率领的东北军、西北军，都是中国人。 【4】当时的洛阳，仍为南京中央军控制。 【5】这是保证国民党主力部队能够听从调遣，贯彻“决不立即攻打西安”的关键。由此亦可见宋美龄的才智和敏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