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教她成了一名技艺娴熟的女骑手
克里斯蒂娜从婴儿时候起，绿树鲜花就让她心醉神迷，她喜欢盯着花儿发出感叹，而不是动手采花。
按照传统的波兰风俗庆祝的圣诞节总是令人难忘。圣诞节专用的桌子上铺着干草，上面盖着布料。一捆捆未经脱粒的庄稼矗立在房间角落。随着夜色降临，最小的孩子会趴在窗边，凝视着第一颗星星升起。星星出现在结霜的寒空中时，庆祝仪式就会开始。盘子里盛着两块祭祀用的圣饼，父母会共同把圣饼掰开,“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再次把圣饼掰开”，人们口中会念着这样的仪式用语。然后，他们纷纷离开，前往厨房，给仆人们分发礼物。
在孩提时代，克里斯蒂娜觉得住在宽敞的房子里，门内门外都站满了仆人。她喜欢为了参加每年或每两年举行的狩猎比赛，父亲启程时身边那种喧闹嘈杂。狩猎比赛会在大地主的庄园举行。届时，这些权贵庄园周边的市镇都会举办狂欢的舞会。
正是从父亲那里，克里斯蒂娜继承了深深的种族自豪感和对祖国的强烈爱恋。伯爵绝不是知识分子，他阅读的都是一些轻松读物，但他了解一点波兰历史，并教给了女儿。
坐落在喀尔巴阡山脉和波罗的海环抱之中，波兰一直处在贪婪无比、掠夺成性的邻国之间。这个国家曾多次遭受敌人攻击、占领，甚至一度从欧洲版图上消失。但不管怎么说，它还是幸存了下来，因为波兰人具有强烈的爱国情结，特别是在受到外来压迫者的威胁或统治时，波兰历史就记载了在外来统治下，人民发动的一次又一次爱国起义。
在父亲的教诲下，克里斯蒂娜成了一名技艺娴熟的女骑手。那时在她生活中，马厩成了她的精神家园。再也没有什么比坐在马厩里，倾听马童、马夫闲聊更让她开心的了。
正是在马厩里，克里斯蒂娜首次遇到了小安德鲁．科尔斯基。安德鲁的父亲从自己的庄园瓦布涅把儿子带来和10岁大的克里斯蒂娜玩耍，而他则和斯卡贝克伯爵商谈农事。
这次普普通通的会面对安德鲁或克里斯蒂娜都无关紧要，但却引起了命运女神的极大兴趣。她忙着在这两个孩子之间穿针引线，直到终于有一天，两人的命运变得息息相关，个人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
滑雪时救她脱险的男人成了她第二任丈夫
克里斯蒂娜斯卡贝克在幸福快乐中迅速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母亲发现，女儿需要管束，需要她那个阶层的女孩子做伴，而不是和马厩里的伙计，还有乡下孩子搅和在一起。
克里斯蒂娜被送往位于波兰西部著名的萨克雷克尔修道院。这所学校的母院设在巴黎，因为培训贵族乡绅家的女子而在全世界享有盛名。
克里斯蒂娜十分不快，她因此完全忽视所有的规章制度，令善良的修女十分头疼，因为她们无法驯服这个野性十足的孩子。克里斯蒂娜总是不断搞出一些恶作剧。比如，有位修士做弥撒时，克里斯蒂娜点火烧着了他的法衣。
修道院院长觉得，克里斯蒂娜的叛逆精神或许会带坏整群孩子,于是向克里斯蒂娜父母建议，希望他们去寻找另一家更适合伯爵小姐热情洋溢个性的机构。
克里斯蒂娜．被送往另一家更加严格的亚齐沃维奇修道院，而且，由于家族财产遭受严重打击，父母还被迫卖了庄园，从乡下搬走了。
不久，克里斯蒂娜和贵族青年查尔斯．格特利希结婚了。
18岁时，克里斯蒂娜仍然非常单纯浪漫，不过查尔斯首先是个商人，他很爱克里斯蒂娜，但他主要关心的是自己的事业。而且，这对年轻伴侣根本就不和谐，没有经历任何痛苦，这次婚姻就悄然画上了句号。
克里斯蒂娜一边考虑将来的道路该怎么走，一边去扎科帕内旅游滑雪。有一天，在从一个非常危险的滑雪坡上飞驰而下时，她失去了控制，如果不是一个大个子男人突然出现在面前，伸出手臂搂住她，她的处境可能就会极其危险。克里斯蒂娜的救命恩人叫乔治．吉齐基。
乔治来自乌克兰一富裕家庭。14岁时，乔治和父亲大吵一架，接着就离家出走了。他登上了开往美洲的轮船，在那里先后做过牛仔和淘金者。他最终成了一名作家，周游世界以便为自己的著述和文章寻找题材。
乔治狂热地爱上了克里斯蒂娜。1938年11月2日，他们举行了婚礼。不久，克里斯蒂娜发现自己嫁给了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但由于当时既受丈夫吸引又被其控制，克里斯蒂娜还是设法把他在自己内心激起的那种恐惧理想化，不过这种恐惧最终还是把两人活活拆散了。
他们结交了许多朋友，在一个个圈子中游刃有余。吉齐基夫妇和驻华沙的外交使团关系也非常友好。克里斯蒂娜遇到了很多外交官，有些外交官在她将来的人生中会再次出现，并在她所从事的某些活动中帮了不少忙。
或许正是克里斯蒂娜和这些外交官的会面促使她涉足新闻界。日后，在克里斯蒂娜成为特工时，这提供了一个幌子。
二战让她选择了间谍生涯
乔治．吉齐基在欧洲从来没完全满足过。他想重新回到非洲那更加广阔的视野当中。当机会来临———乔治代表国家作为驻亚的斯亚贝巴的领事时，他马上就接受了。
乔治决定先带克里斯蒂娜去肯尼亚，年轻时他去那里探过险。
克里斯蒂娜1939年看到的内罗毕是个新旧事物交集的大杂烩。最早的定居者开了商号做买卖，建了办事处做生意，盖了平房来居住，还种了又高又大的桉树作为装饰。随着岁月流逝，现代化的石头楼房取代了原先那些破旧的办事处。
吉齐基夫妇住进了索尔兹伯里旅店。这时，克里斯蒂娜已经明白，嫁给乔治是个错误。虽然乔治有时也非常开朗幽默，但他却给克里斯蒂娜一种幽闭恐怖的感觉。
从欧洲传来的消息越来越让人沮丧。1938年3月，德国吞并了奥地利，一年后捷克斯洛伐克又落入魔掌。
1939年9月1日，德国进犯波兰,波兰军队开始了英勇的防卫战。
也是在这时，克里斯蒂娜遇到了童年时的玩伴安德鲁，两人坠入情网同居了。安德鲁虽然一条腿残废了，却已是波兰抵抗组织的一名军官。克里斯蒂娜受安德鲁的影响，加入了英国的情报组织。
克里斯蒂娜和安德鲁为英国搜集、筛选、传送了很多信息。他们的团队里面有许多出色敬业的助手，其中有个叫做拉斯基神父的耶稣会教士。此人身材瘦小，脸庞酷似西班牙画家戈雅，据说，他为梵蒂冈工作。拉斯基神父往返波兰数次，最后他被布达佩斯的德军逮捕了。德军把他送到了毛特豪森集中营，放出了阿尔萨斯猎狗袭击他，猎狗把他撕成了碎片。
另外一名助手是马尔钦．卢博米尔斯基王子，他体质较差，无法参军，但在接到艰巨任务时，他那钢铁般的意志却从没退缩过。“步枪手”（波兰的一抵抗组织）不时派来信使，定期给克里斯蒂娜和安德鲁提供消息，包括德军的动向等等。
波兰逃亡分子源源不断涌来，安德鲁依旧把他们运往安全地带。但是，安德鲁再次被逮捕了，被送进了布达佩斯监狱。他在那里遇到了老朋友，来自二局的风度翩翩的少校。少校说:“中尉，你来到玛丽亚-特里萨兵营应感到非常幸运，这里仍然完全由匈牙利人掌控着。我希望，你该明白我的意思吧？请尽快离开匈牙利。”
自告奋勇帮助英国战俘脱离纳粹魔掌
他们在新房子刚一安定下来，克里斯蒂娜就告诉安德鲁，她打算再一次返回波兰。安德鲁指出，她的照片和文件现在可能都在盖世太保手中，但克里斯蒂娜毫不在意。她原本打算10月就动身，后来颇不情愿地同意等到11月降下第一场雪后再出发，那时边境警卫不愿呆在冰冷的树林里抓捕越境者。
10月中旬，有个信使赶来向克里斯蒂娜报告说，16名逃离德国战俘营的英国士兵现藏在华沙的一家聋哑人收容所。他们的处境极其危险，因为外面谣传：希特勒将会实施“仁慈地杀害”残疾人（肉体和精神上的残疾）的计划。
11 月13日，克里斯蒂娜离开了布达佩斯，18日抵达了华沙。克里斯蒂娜径直去了聋哑人收容所，结果却发现英国士兵已经撤离了。这个群体的领导人坚持要波兰地下组织把他们疏散开来，并请求地下组织帮助他们进入苏联占领区。于是，克里斯蒂娜自告奋勇，要把另外两名英国士兵从波兰送往匈牙利。到了华沙后，这两名士兵的情况非常糟糕，医生断定如果不经过至少三个礼拜的休养，他们是不适合长途跋涉的。克里斯蒂娜必须把情报送到布达佩斯，不能等士兵康复了，所以她就把病号委托自己的那些“步枪手”朋友照料。后来，这两名士兵和克里斯蒂娜在贝尔格莱德有过一次愉快的团聚。
克里斯蒂娜在波兰的分分秒秒都非常危险。德国人在街上当众抓人，被捕者倘若不能提供真实的证件证明他们为德国人效劳，他们就会被送去做苦力或被送到集中营。
11月底，克里斯蒂娜返回布达佩斯，当时她身体状况不妙,患了严重的流感，浑身没有一点力气。克里斯蒂娜不在的时候，工作照旧，但安德鲁却不安地意识到：他一直被人监视着，经常被人跟踪。安德鲁告诉她：他们该搬家了。
克里斯蒂娜不想听这些，声称她已经用火车托运各种文件，她必须等这些情报运到。在这些文件被理清之前，她不能离开布达佩斯。接着，她卧床休息了两个礼拜来医治流感。令安德鲁感到恐怖的是，克里斯蒂娜开始咳嗽吐血。他们的圣诞节过得一点也不愉快。
匈牙利少校暗中帮助她脱离虎口
清晨四点钟时，门铃响了。安德鲁和克里斯蒂娜立刻就明白，那担忧良久的时刻终于来了。克里斯蒂娜匆忙穿上睡袍，安德鲁急着安上假腿。敲门声越来越响了。
安德鲁打开房门，看到4名匈牙利警察站在那里。他们一言不发地从安德鲁身边穿过，进入房内。把所有的灯打开后，他们开始有条不紊地搜查每个房间。自然，一切相关的文件早就处理了，所有那些剩下的都是一些五颜六色的旅游小册子，还有一些刊登着旅馆和饭店广告的地图。警察把这些都一点不剩地装进箱子里带走了。
安德鲁跟着克里斯蒂娜来到洗手间时，后面有个警察紧跟着他，那警察眼睛一眨不眨地站在那里，看着他完成了整个过程。
安德鲁拼命想找到一个办法，把那写满了电话号码的记事本扔掉。他用波兰语对克里斯蒂娜说：“这记事本究竟该怎么办呢？”有个警察赶紧说道：“不要说话。要是你们想说什么，就用德语说。”安德鲁回答道：“这位女士是不会说德语的。如果那样，就不能说话了。”
警察在房内搜索了一个小时。清晨五点钟时，安德鲁和克里斯蒂娜被匆忙推进了一辆宽大的警车里。克里斯蒂娜低声对着安德鲁耳语道：“把记事本给我。”安德鲁摇了摇头，局势本来就已经十分危险，他不想让克里斯蒂娜更深地卷入其中。
安德鲁与克里斯蒂娜被送进了纳粹监狱。后来，他们再次得到那位匈牙利少校的暗中帮助，他说：“因为斯卡贝克伯爵小姐病了，你们暂时被释放了。但除了有轨电车以外，你们不能使用任何交通工具。你们可以回到公寓，但没有我们允许，不能离开。”
他们热切地向少校表示谢意，然后尽快离开了。两名穿着便衣的警察负责押送他们，命令他们前往平常的集合地———哈格里咖啡馆。
自然，这是又一道陷阱，因为他们明白：要是地下组织的两名成员消失，然后又出现了，所有其他人———尽管告诫他们绝不要犯这种错误———有可能围在四周询问消息，这就可以使警察抓住该组织中的一名又一名成员。
克里斯蒂娜和安德鲁沿着街道朝哈格里咖啡馆走去，这时安德鲁看到有个朋友站在街对面的人行道上。安德鲁小心谨慎地做了一个准确无误的姿势，那小伙子知道：克里斯蒂娜和组织的头目后面有人在跟踪。他一溜烟跑了，等到克里斯蒂娜和安德鲁还有他们的护送人员赶到咖啡馆时，没人上来欢迎他们，他们独自坐在桌边，点了一杯非常想要的热咖啡和一块三明治。只有在接到信号表示可以离开时，他们才动了一下身子。然后，他们就回家了，克里斯蒂娜给安德鲁讲述了她在狱中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