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舆论方面，当时以《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週报》为领军，有一段时期可以讨论政策，也可以讨论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看法，但是，那不是言论自由。当时统治者的正当性是需要理论上的正当性来證明的，邓小平为了掌权，他一定要證明他的理论是正确的，而过去华国锋为首的「凡是」派主张的「两个凡是」是错的，所以需要理论、尤其是需要马克思理论（来支援）。
九十年代以後，「六四」屠城打断了中国改革的进程，终止了原来那种理想主义改革，留下了两个一直没有完成的任务，一个就是政治民主化，另一个就是新闻自由。邓小平痛定思痛，认为之所以有「六四」，就是因为当时有「走向未来」丛书、《河殇》等等一系列宣扬西方民主思想的书籍、影视片（的出现），以及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潮的进入。所以这道门在「六四」以後是关死了，只剩一条发展经济的路。
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以後，中国就开始启动了九十年代的一轮改革。这一阶段的改革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改革缺乏公正性，中国的社会分配政策是非常不合理的，造成了过大的贫富差距，我在国内的《东方》杂誌写了一篇关於当代社会贫富差距的文章，当时国内还有好多人反驳我，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贫富差距。
但是就在《现代化的陷阱》出来後的两年，大家都已经公认贫富差距过大。形象一点说就是「富人一席酒，穷人一年粮」。在深圳给我印象最刺激的是这样一件事，1988年8月8号，我到深圳第一天，让我去海城大酒楼参加一个晚宴。我悄悄问服务员晚宴花了多少钱，她说是一千二百多元一桌。这是八十年代。当时我在深圳市政府工作，我的月工资才380元人民币。内地的大学生毕业後的工资还只有七十几元，再加上各种补贴，一年也就一千几百块。从那以後，这个情况时越来越恶化。
衡量贫富差距有几个指标，一个就是基尼係数。我当时找到一个民间研究所的资料，认为中国的基尼係数已经达到0.5。基尼係数在0.1时表示绝对平均。中国在改革以前，因为不计算高级幹部的非货币收入，他们的保姆、厨师、勤务员等的工资，还有所有的其他的开支都不在他的货币收入裏边。只计算货币收入，中国改革前的基尼係数是0.1多一点。但是就在我写书的时候，也就是十几年吧，中国的基尼係数已经有0.1到了0.47，0.5是社会动乱的边缘，贫富差距已经到了超过民众的忍受界限的程度。
多年来不管收入差距如何变化，中国政府公佈的基尼係数永远是在0.47825到0.4732之间徘徊。它永远不升上去，因为到了0.5，就说明中国社会已经到了社会动乱的边缘。至於是不是已经到了社会动乱的边缘，我们在海外的媒体上看得到。
那麽贫富差距为什麽这麽大呢？其实还不仅体现在工资收入这一块上，更重要的还因为贪污腐败者的灰色收入。中国的制度开启了权力市场化的大门，政府行为企业化。官员不是把自己看作公务员而看作商人。他手中的权力就是用来交换的商品。到他这儿来寻求公共服务的，他都全看作是来做生意的，所以有广大的寻租空间。
中国的腐败是如何逐步严重化？深圳抓了中信实业银行的行长高森祥，贪污了二百几十万元，四个情妇，大家就觉得很严重了。过了一年多，又抓了一个，就是王建业，贪污3000多万，人还没有枪毙，无锡邓斌案出来了，集资一亿几千万元。就是说贪污腐败涉及的金额越来越大，就像翻跟鬥一样，甚至不是成几何级数扩大。
我曾写了一篇文章，叫《 中国当前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其中提到中共政府的腐败演变过程，讲中国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是个人腐败，八十年代中期以後由於政府各部门有「创收」的任务，比如医疗部门也要创收，这就变成集体腐败。下级政府向上级政府多要点资源，比如多要点财政拨款，或要点什麽政策，就需要去贿买，还有官位安排上的贿赂，政治保护关係的形成，等等，最後形成了制度性腐败。
《 中国当前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成了我个人一个命运的转折，过去写《中国现代化的陷阱》就给我记了一笔帐，有人就警告过我，叫我不要再写了，到此为止。这篇文章出来以後，中纪委就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叁个「理直气壮」。
第一个，「要理直气壮的相信我们不是制度化腐败，腐败只是个别官员的腐败行为」，「要理直气壮地相信，我们的官员是好的或者绝大部分是好的，贪污腐败只是其中极少数的害群之马」，「要理直气壮的相信我们党能够战胜腐败」，这篇文章发表在12月下旬某日的《人民日报》上。
中纪委的文章出来之後，我问一位曾邀请我去中纪委开会的熟人：「你们出来的东西，你们自己相信吗？这不就是像黑夜裏走路吹口哨，给自己壮胆吗？他说，你就不要认真了，你的文章出来以後，责成我们要表一个态，那就这麽表一表态囉。」
第二个问题，中共当局假改革之名剥夺了中国人民的一切社会福利。中国的老百姓其实是世界上最好统治的老百姓，政治自由、言论自由这些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只需要有口饭吃。问题是九十年代中後期的改革确实是让他们生存发生困难。最开始是朱鎔基要甩包袱，就是改革社会福利制度先改革医疗保险。世界各国的医疗体系都有两块，一个是市场化的，另外一块就是国家的公益服务。包括印度也是这样。
中国却是政府放弃了在医疗上的公共责任，使得政府投入只占整个医疗投入的30%，医院需要自己创收。中国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医药不分家。国外的医生只开处方，不靠卖药赚钱。中国的医生儘量给病人开药，所以出现一个感冒没有几百块、一千块，就看不下来。因为医生的福利、医院的很多开支都靠这个收入。
国内曾有一个报导，说是一个人在医院开的一种针药，花了二十几元。後来发现在医药公司去买，只需要一元多就买了，医院的价格是医药公司价格的17.8倍。向报社投诉之後，记者作了调查，发现这个高价格中有这麽几块，药品生产成本不到10%，剩下的90%，医院拿走60%，其他就是医生、药房人员的回扣。所以这些应该属於政府公共开支的部分全转嫁到患者头上来了。
同时，中国医疗保险的覆盖面相当低。最新出的资料是2005年的，2006年的还没有出来，只覆盖了不到50%的城市人口。农村人口只有不到70%加入了合作医疗，但是每年的医药费平均到人头上只有十几块钱。这个医疗制度还有等级，高级官员可以享受很高的福利等级。农民和城市中的很多低收入家庭，有人生一场病就把多年积蓄花的乾乾净净，因病致贫的人占城市贫困人口的50%以上。农村裏的多数人生病以後，就是等死。
至於教育问题，自从中国政府搞了产业化以後，读一个大学对每一个农民家庭是一个浩劫。每一个学期开学之前，很多农民四处为子女筹款交学费，筹不到就自杀、上吊、喝农药，这种事大家都看到过报导。江西那个小孩郑清明就为了交不起学校的欠款680元人民币，就卧轨自杀了。就为大约80多美元就丢了一条命。
中国的小学到初中，说是义务教育。但是这个义务教育有很多费用。就拿我儿子的经历为例。他十叁年前来美国，过来一年以後，我叫他比较中国和美国最大的不同在哪里。他想了一下说，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中国老师经常跟我们讲：交钱，交钱。六一节要赞助，元旦要赞助，教师节要赞助，买校服要钱，天天就是钱钱钱。
在美国，老师根本就不跟我们讲要钱的事。这就是最大的差别。学校要学生赞助，并不是有多少出多少，而是上光荣榜，谁赞助的钱最多，他就排在第一名，这样激励小孩找家长拿更多的钱赞助学校。所以中国的教育已经成了教育利益集团凭藉自己手裏的垄断资源掠夺民众的一个手段。（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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