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钟：毛泽东的第二次被捕，确有其事。当事人是国民党军长樊菘甫，他的部下把毛逮着了，送到樊的手里。毛很会为自己开脱，说服樊放他，如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手下留情，互相之间要留有余地等。那时樊军长果真放了他，也给自己留了后路，这也说明毛是个有心和有计谋的人。49年后樊没去台湾，留在上海，受当政的陈毅的保护。但有一天，是55年肃反时，中央军委两个军官来找樊，问毛被捕的事，还要他写个报告，后又派人拿走了报告。这事跟现在北京的作家吴越的父亲有关，因他当时是樊的秘书，也协助过樊写给军委的报告。
另一个是樊的老朋友陈鸿章，他清楚此事，还写了回忆录。他俩人可作证。此事在中共党内是高度机密。
记者:据说当时军委的人对樊说，此事30年内不许对任何人说。
金钟：这事按共产党的教条来讲，跟敌人应是不妥协的，斗争到底的，怎能跟敌人玩这个手段？公开讲此事，按共产党的传统是不体面的事。
记者:据称毛被抓开始不承认是苏维埃主席，后瞒不过，才讲条件。
金钟：当然他开始不承认。如果樊军长报告蒋，那毛就跟瞿秋白一样了。
记者:老毛后来在某种程度上也回报了樊。有意思的是，这一期傅国涌文章说，毛对原来地下共产党人却另有十六字方针，要“降级安排，控制使用”等，
金钟：作家傅国涌从大陆文史资料发现中共中央对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共产党的政策，除以前公开的要他们“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等那个16字方针外，还有个 16字方针：革命成功后对这批人要“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这反映毛的“狡兔死，走狗烹”的中国传统。他对地下党不信任，所以49年后许多地下共产党人的遭遇很惨。补充一句，李锐曾写文章说，他在延安曾亲耳听毛讲过，他说，在革命成功后，民主党派就是我们的斗争对象。那也都是同一个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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