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如梭。忽闻《开放》创刊,已经二十年。二十年, 240期。作为一份严肃的政论刊物,立足传媒竞争激烈的香港,殊为不易。《开放》之内,主题大,份量重,为众多刊物所仅见。有关两岸三地话题,更是常常成为经典。记得《开放》首次独家披露胡锦涛有关“学习朝鲜古巴”的言论之后,消息不胫而走,不仅以各种文字出现在世界各地报刊书籍的显著位置,而且被全球传媒和学术机构引为透视胡锦涛其人的权威资料。
每期《开放》,题目丰富,内容翔实。大小标题配导读,图文并茂。编辑功力,处处可见。真实,严谨,庄重,富有大气。既无耸人听闻之惑,更无哗众取宠之嫌。以至于,二十年间,在两岸三地,《开放》逐渐斩露头角,跃居政论刊物领衔地位。近期,更施展出版张戎《毛传》的大手笔,实可喜可贺。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由该刊主编金钟先生撰写的每期社论,应景时局,针砭时弊,及时,精准,千字之内,洞见乾坤。文笔洗炼,字字珠玑;文风犀利,文体清新。有鲁迅之锐利,却无鲁迅之刻薄;有郁达夫之精致,却无郁达夫之艾怨。金钟社论,如能结集成书,必为教化国民之范文。
中共改革迈牛步,囤积危机
《开放》创刊,应对中共的“开放”时期。由邓小平开启的“经济改革”,已近三十年,中国经济,似乎起死回生,国际上也有“中国崛起”或“中国威胁”(实为“中共威胁”)的说法。然而,“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乃是建立在与中国历史最低点(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的比较基础上。
换言之,中共对民众,捆绑在先,松绑在后(“松绑”一词,为中共自况);极端作恶在先,稍事收敛在后;破坏在先,恢复在后。以这种“向后看”和“朝后比”的“发展观”,营造的繁荣景象甚或假象,着实迷惑了不少人,以为当今中国,真如中共吹嘘的那样,再逢“盛世”。
至于“政治改革”,中共要么完全堵死,要么偷换概念(比如,把任何政策调整都冒充为“政改”),被内外压力逼得无路可退时,又玩起了“迈牛步”的把戏。说它没有改,它却是今年改一条,明年改一条,或签署一个国际公约,或废止一条国内恶法;说它在改,却又是只讲不练;或如“老牛拉破车”,出奇的慢;更散播“慢慢来”的催眠曲,让人们沉沦在对中共“第三代”、 “第四代”、 “第五代”…… 乃至“第N代”领导“核心”的循环奢望和失望中,浑然不觉。
中共本身,还时不时制造“政改”即将来临的幻象。比如,前两年粉墨登场的“胡温新政”,以及最近推出的电视片《大国崛起》,都激人想像,吊人胃口。结果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在让社会干等一场的过程中,中共之“稳定”,暗渡陈仓又一年。
其实,改革“迈牛步”,也并非什么新招式。早在晚清时代,清廷玩的,就是这一招。今年酝酿立宪,明年预备立宪;今年派员出洋考察,后年又说推迟立宪。清廷高唱“君主立宪”,却反反覆覆,百般拖延。结果,在一场出其不意的革命中,清廷被埋葬。今日中共,效法晚清。邯郸学步,学的是“牛步”。中共故意迈牛步,囤积危机,是否也等待着,为另一场革命所埋葬?
二十年后看中国,前景黯淡
二十年后的中国,就笼罩在这种扑溯迷离的暗幕下。作为当前中国政治的最大主导势力,中共的进退,诚为关键。如果中共顺天应人,洗心革面,力行政改,使中国于近几年之内,迈上民主与自由之路,则民族和解、国家兴盛,尚可在二十年内定论。
然而,这样的希望,实属渺茫。中共囿于一党之私,官员枕于一己之私,脱不掉“党天下”的旧思维,跨不出既得利益的小圈子。滥用权力,大行腐败,进而,居心叵测地怂恿拜金主义,煽动民族主义。神州大地,难以洗脱乌烟瘴气;大国寡民,实难避免各行其是。二十年后之中国,未必就是“世界超强”;二十一世纪,也未必就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共以蛮力阻挡民主之路,迟早激化内争,中国的分崩离析,或恐难免。(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香港《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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