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追查的“Z书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W姑娘把Z君和我，定为这个组织的重点发展对象。她家住原新安巷45号一栋老式木结构两层楼房的楼上，距离Ｚ君工作的印刷厂很近。某天在她家聚会，便特地邀请Z君参加，介绍与那几位青年认识。几个幼稚、莽撞、对“群众专政”天罗地网毫不知情的年轻人，全然不顾一板之隔的邻居是否在偷听，便大发议论，大放厥词，抨击时政。
Z君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从开始到快结束时，一直坐着听。最后，禁不住W姑娘一再怂恿，勉强讲了几句，一伙人竟鼓掌欢呼：“Z书记作总结报告。”
公安接到密报，一听“书记”都有了，这还了得，肯定是条大鱼！于是，顺藤摸瓜，发现我与“Z书记”过从甚密，经过跟踪确认，调查研究，便率先突破我这个“一江之隔”的“薄弱环节”。如果我采取合作的态度，这个案子便十拿九稳了；如果我不怕死，不合作，立即秘密逮捕，关押起来，再寻找另外的“薄弱环节”，待破案后一并处理。那年头，政府“密捕”一个人，可以随便藉个由头，或者散布一些谣言，绝对不会引起这个正在筹建中的组织震动。
我承认，当年我的确“怕死”。20出头不多，人生刚刚起步，对“美好的未来无限憧憬”，哪里会想到遥远的“死”呢？
对我的人生来说，真是一场大不幸！向公安投降后，成为他们利用的工具——线人（又称“眼线”，长沙话叫做“公安局的眼镜”），成为极权统治的帮凶，双手粘满了人民的鲜血，引起良心责备，终身痛苦和悔恨。成为线人后的“副产品”是，深入了虎穴，得到了许多中共滥杀无辜的秘密资讯。
人的命运不是“个人奋斗”所能左右的，天意如此，神的安排，个人无力抗拒。惟有在这种安排中，顺时应势，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作出一些力所能及的补偿。历尽沧桑，九死一生，终于熬到今天，再不说出来就有可能把这些秘密带到火葬场去。因此，置个人荣辱、生死于度外，将中共隐瞒了半个世纪的杀人秘辛公之于众。——即杨小凯先生在《中国政治随想录》中所说“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世界舆论都根本不知道”的、长达数十年的、黑暗中的持续大屠杀。
接下来就进入了“破案” 程序。按照公安的部署，我频频与W姑娘见面，很快，她把一号头目W君、二号头目S君的计划原原本本告诉了我。有一次，W姑娘遇到Z君笑着说：“陈沅森原来是个木脑壳，敲都敲不醒，这一向觉悟了，积极多了。”——W姑娘这句话证实了当年我确实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她用些什么语言“敲”我，“敲”了多少次？没有一点印象。
说实话，开始干“秘密工作”，“新鲜感”特强，很刺激，很积极。而且，有一种幸运感，搭帮在河西工作，公安才选中我，挽救了我，否则，这辈子就完了。古往今来，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潜伏着一种被主流社会认同的强烈愿望，都希望被主流社会接纳，赞赏。年轻的我，毫不例外。每次与公安见面，受到表扬鼓励后，心里都产生一种激动和感谢，立志把这“一百多斤碳水化合物”献给党算了，为建成社会主义这座大厦添砖加瓦，感到无尚光荣！
为了把涉世不深的青、少年培养成特务统治的线人和工具，中共不择手段地进行洗脑。在毛泽东时代，“出卖”一词被“汇报思想”、“向党交心”和“检举揭发”等党文化中的“褒义词”代替了。“出卖”，不再局限于人际间的恩怨情仇，不再受道德良心的谴责，反而被官方推崇为“高尚的革命情操”、“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考验立场坚定与否”和“对党忠不忠诚的标准”；是生存和获得认同、赞赏的机会，是靠拢组织、争取进步的跳板，是自我感觉融入主流社会的渠道；上楼去梯，落井下石，栽赃诬告，阴谋构陷，互相撕咬，反目成仇，置他人于死地以求自保……在“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舞台上，成千万上亿桩出卖，演示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卑鄙、最恶劣、最丑陋的成千万上亿出人间悲剧，败坏了整个中华民族的道德。
W姑娘安排这个组织的发起人、一号头目W君与我见了面。暑假期间，W君特地到河西我家走访了一趟。我与父亲商量后他去走亲戚回避了。我准备了较好的饭菜（那个年代物资匮乏，能留客就餐就是最大的人情，饭菜无法做得丰盛），与W君作竟日谈。
高考落榜的W君来自农村，见解独特，口才很好，滔滔不绝地历数中共罪恶，几乎把我惊呆了。不知他从哪里搜集来那么多资讯和资料，对大跃进后各地饿死人的情况很清楚。许多从前我想都不敢想的问题，他都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分析。那个年代资讯闭塞，对中共的认识哪有现在这样清晰？当年W君看得那样深远，完全可以称得上先知先觉。说实话，我就是从他对中共的分析中，开始有所觉醒的。但是，我尽量压抑自己，绝对不能苟同“反动言论”，要站稳立场跟党走。
W君颇具领袖气质，号召和鼓动能力很强，确实是个优秀人才。但想到他“反党”，又恨他，这样的人“不优秀”罢了，一“优秀”反而对社会主义不利。有时也产生恻隐之心，想到他不久将要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心中充满了负罪感。总之，心情矛盾得很，一时站在正面，一时又站到了反面。还设想，将真相告诉他，让他们马上偃旗息鼓。但再一想，无济于事，照样会遭到逮捕，并连同我一起判刑，我还可能比他们判得重些。有时又责駡自己，太自私，太卑鄙，但随即又原谅了自己，即使我不当这个卑鄙角色，公安也会胁迫另一个“薄弱环节”取而代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W君他们覆灭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后来又与第二号头目S君在市内一家餐厅见了面。见面的气氛十分神秘，在约定的时间大家从不同方向走到同一餐桌坐下后，由W姑娘点头确认“这是个可靠的人”，才开始谈话。S君是湖南师范学院的大学生，与他见面的时间很短，谈话不多，印象不深。想到他不久即将失去深造的机会，不能取得大学毕业文凭，感到非常惋惜。30多年后，偶尔听到他的名字，在一家工厂做木模工。
不幸的是，这一切全在公安的严密监控之中。预约见面的时间、地点，至少是一周前商定的。每次会面的当天晚上，我都要写好汇报材料投入邮筒。不知邮局对寄给公安的平信有没有快递规定？我发现公安能很快收到我的信，没有一次失误。因此，一周之后，再与这些青年会面时，我深信，必定有公安在某个隐蔽的角落监控，甚至窃听。见面谈话时我从不左顾右盼，避免分散注意力，以免引起双方（指公安和“搞组织”的青年）怀疑。有一次，我们从原新安巷45号下楼，在门前告别时，我发现一位见过面的公安便衣站在五步远的地方，背对着我们抽烟，显然，他在张着耳朵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警惕性不高的人，哪能发现这个外貌普普通通的人是公安便衣呢？
与公安打交道，实质上是与“老虎”打交道，一定得小心谨慎，绝对不能耍小聪明，阳奉阴违。第一，不能说谎，既不能隐瞒包庇，也不要添枝加叶，如实地汇报。公安规定汇报材料中只敍述过程，记录每人的原话，不添加任何评论和个人意见，以免影响他们的分析。第二，强制自己高度保密，即使在最要好的朋友Z君面前，也不露半点口风。否则，既不能自保，也不能保护他。
由于谨小慎微，兢兢业业，所以直至结案，公安综合对每一成员的审讯，没有发现我的汇报有任何虚假失实之处，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虽然同情W姑娘、W君和S君等人，但当年我认为他们“应该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不但不能怪我，还连累了我。对于Z君，则一定得设法拉一把，并非他是我最要好的同学，而是他和我一样，确实没有搞“反革命”组织的初衷。
于是，当案情发展到一定深度时，就出现下面几句至关重要的对话。
我趁天雨，深夜与他在小街上步行时（室内担心窃听）对他说：
“W姑娘已邀请我加入他们的组织，你怎么办？”
“你参加吗？”Z君反问我。
“你别管我，各人对自己负责。”我回答。
“怎么各顾各呢？要加入，一起加入嘛。”Z君大惑不解，还在“重友情”。
“当然只能各顾各，这是要杀头坐牢的呀！”我提醒他。
胆小的Z君震撼了，沉默了一会儿，坚定地说：“我不参加！”
“对啦！”听到这句我需要的话，情不自禁地跺脚称赞他。
这里一共七句对话，在当晚的汇报材料上，删繁就简，只出现第一句和第六句。有了“我不参加”这四个字铺底，就足以使当初公安误认的“Z书记”得到解脱。果然，破案后Z君只关押一个多月，就无罪释放。——公安当然不会完全相信我的汇报，须从当事人的口供印证，也需要所有涉案人员相互印证；再者，“Z书记”曾作过“一次总结报告”，还得“榨一榨”，如确实没问题，最后还要“教育教育”。
提醒Z君的做法是冒犯公安的，风险很大。公安要求线人尽量把对象的话引诱出来，怎么可以通过提示让他缩回去呢？因此，这种“不忠于职守”的小把戏，不可多玩，在整个案件中，仅此一次。
若干年后，Z君辗转听到我曾经当过公安局的“眼镜”，欲与我断交，我让他回忆当年的上述对话。由于在狱中多次抗辩，“我不参加”已深深植入Z君的脑海，我引导他的话已经忘记了。我开玩笑说：“如果当年我说，这是个好机会，我俩赶快参加，将来会拜相封侯，你参不参加？”——Z君这才回忆起“我不参加”既是他当年的真实心态，也是我引导的结果。
（7）“怎么都出布告？这么多！”
公安破案大多在“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日”或新年的前一、两天。大约是9月29或30日，这个“反革命组织”就“收网”了。这个组是否命名？是否正式宣布成立？一共有多少人参加？抓捕了多少人？是否有纲领性文件？搜查到了多少证据？还有没有别的“薄弱环节”？W君、S君各判刑多少年？……我不敢过问，至今都不知道。
说到证据，当年“以言治罪”，“反革命”案件的证据非常简单，只要有人举报你说过共产党、毛泽东的“坏话”，“恶攻”（恶毒攻击）罪名就成立。无论有无文字凭据，也无须举报人出庭作证，就可判刑。
使我大吃一惊的是，L公安不小心透露了一个绝密资讯。
破案一、两个月之后，某次见到L公安，他兴奋地告诉我：“案子已经结了，都判下来了。”从他脸上的喜色我领悟到，破案这样干净利索，他们受到了上级的表彰。与公安打交道的潜规则是少问，不该知道的就不要打听，问得越少越好，甚至不问最好。因此，我没有问“W君判几年？”“S君判几年？”……但我随口问了一句：“怎么没看到出布告？”兴奋中的L公安敞口而出：“怎么都出布告？这么多！”——话一出口，他便知道失言了，想掩饰已来不及，我赶忙把话题岔开，装着听了不在乎的样子。
暗地里，我大吃一惊！我问“怎么没看到出布告？”很自然，因为当年我和广大群众以为所有的“反革命”案件，都要“昭告天下，以儆效尤”；战斗在一线的L公安回答“怎么都出布告？”也很自然，因为破获“这么多！”“反革命”案件不出布告，已成定规，他们早已习以为常了。
这是我第一次获悉“反革命”案件“这么多！”。
L公安这一“说漏了嘴”非同小可。因为专制政权封锁消息，当年大家只知道发生了几桩零星的“反革命”案件，逢年过节也可以看到几张“对广大群众具有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件”的布告，谁也不知道有“这么多！” 2003年读到杨小凯《中国政治随想录》中“多如牛毛”四个字，我立即联想起L公安说的“这么多！”三个字加一个惊叹号。相隔40年的两种说法相互印证，都是可靠的。［注10］
“反革命”案件“这么多！”，证明中共已民心丧尽，丧失了继续执政的道义性；法院判决的案件不出布告，说明法律的虚伪性和执法的非正义性。在这种无声无息“政府行为”的掩盖下，从1951年到1997年到底破获了多少“反革命集团”？判处了多少“反革命份子”？杀戮了多少“反革命”？我想中共内部，乃至高层，恐怕都是“一团漆”。他们不用统计，也不需要统计，按照一位公安说法是：“反革命份子不怕多，有多少，抓多少！多办几个劳改工厂，劳教农场就是。”——当然，以上思考和分析都是后来才得到的。
破案后不久，我接到通知，X月X日中午12时去火宫殿二楼小餐厅。我按时到达，一位小公安先我而来，原来是首长请吃饭。稍等了一会，由Y副局长（胖子）带队，所有与我见过面的公安都来了，一一热情握手。那次到学校来抓捕我的“黄黑色国字型脸膛”也来了，满脸笑容，握手特别有力。Y局长仍然是那么大喇喇的，一屁股坐了首席，然后把我拉在他的身边坐下……
席间，Y局长表扬道：与党和政府密切配合，为社会主义事业，为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立了新功，非常光荣。临了，Y局长示意，小公安递过来一个信封，我没接，他放在我面前，说：
“这是给你的奖金。”
我摇摇头说：“这个不能要，我有一份工资，不能拿另外的钱。” ［注11］
公安们便七嘴八舌劝：“过河钱，河过钱，花了不少。”“还有买信封、邮票的钱。”“辛苦了，跑了许多路，收下吧”……
我推辞再三，诚恳地回答：“不是为了钱，为社会主义事业作点贡献，是应该的。”
见我拒绝的态度非常坚决，最后，Y局长微笑着注视我，点点头，轻言细语地慢说：“收下吧，别嫌少。”
首长开了口，再不收下，便有“过分矫情”之嫌。Y局长语轻言慢，内涵丰富；眼神深不可测，令人敬畏。为了表示“听党的话”，我身不由己地伸出手，把信封抓在手里。
乘小火轮过渡时，从信封里抽出来数了数，6张5元的崭新钞票，便有些生气。父亲的一位“右派”朋友倪老先生，是位虔诚的基督徒，曾拿来一些小册子，其中有一本介绍耶稣的生平，我读了，很受感动。耶稣是被犹大出卖的，正是30个银圆。今天，公安奖我30元（当年相当于一个青工一个月的工资），不是具有讽刺意味吗？少一元、多一元都可以，万万不能接受这“出卖朋友的30元”。
怎么办？
我有一个习惯，遇到问题喜欢躺下来独自思考，求得解答。一是半夜醒来时深思，一是躺在青草坪上仰望蓝天白云凝想。深更半夜，一觉醒来，万籁俱寂，没有干扰，此时扪心自问，便可良心发现；风和日丽的日子，独自躺在青草坪上，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仰望蓝天，深邃莫测，白云苍狗，变幻无穷，容易理清头绪，求得最佳解答。
当时天气很好，我便不忙着回家，漫步到离渡口较远的堤岸，躺在青草斜坡上凝思，想把这些钞票撕得粉碎，扔进水里……忽然记起曾拾过一张5元钱，拾到时心中一阵窃喜，过后又想，丢了钱的人好心痛……钞票是没有罪的，何不把这些钱一张张扔到湘江里，漂流到远方，让偶尔拾到的渔翁、妇人、孩子高兴高兴呢……对！就这么办，这叫做“制造快乐”。
于是，我翻身坐起来，把一张张钞票搓成团，扔进流水，目送它们漂着，漂着，有的沉入水里，有的一直漂到看不见……
制造了六桩快乐，自己的心境也平和了，才慢慢起身回家。(待续)
[注10] 杨小凯判刑十年在岳阳建新农场劳改，与众多“牛鬼蛇神”厮混在一起，获得的资讯是可靠的。见杨小凯遗著《牛鬼蛇神录》。
[注11] 当年规定，在一个单位工作，不能拿另一个单位的钱，否则便是投机倒把。见我的自传体中篇小说《笑泯恩仇》（14）（15）《夜战“打击办”》上、下两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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