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意大利首都罗马旅游的中国人不少，但是到过鲜花广场的中国游客不多。说是鲜花广场，其实只是一个菜市场，因为那里卖蔬菜也带着卖花，所以叫它鲜花广场也未尝不可。1600年2月17日，天文学家布鲁诺就是在这里被罗马教廷烧死。1592年，罗马教廷施展狡诈的阴谋诡计，收买了布鲁诺的朋友，将其诱骗回国，并立即逮捕了他。八年的监禁，罗马宗教裁判所使尽了种种手段，威胁利诱，严刑毒打，想让布鲁诺屈服。但布鲁诺是“半步也不退让”。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布鲁诺仍然大义凛然地面对宗教裁判所的人说：“你们宣读判决时的恐惧心理，比我走向火堆还要大得多。”
罗马教廷为什么要在菜市场烧死布鲁诺？那是给老百姓看的，给到菜市场来买卖蔬菜的老百姓看的。1889年，人们在布鲁诺被烧死的广场上竖立起了一个简朴的纪念碑，刻上布鲁诺受审、受刑和被烧死的场面，纪念这位为科学献身的好汉。
按照中国特色，布鲁诺不算好汉。什么是好汉？中国人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在罗马宗教裁判所里，布鲁诺应该公开认错，表示放弃哥白尼的日心说，而赞同托勒密的地心说，根本就不应该和权力强大的罗马教廷对着干。所以在中国，谎言有“善意的谎言”和“恶意的谎言”之分。比如，邓小平曾说过∶“永不翻案”，人们把这句话归之为“善意的谎言”，更有人把它拔高为谋略、韬晦。
高智晟律师为法轮功问题，几次给中国领导上书。为此，他接到了国内很多电话，都说他不该写这样的信，因为这法轮功问题是高压线，是非常危险的。高智晟律师也知道这不是一件谁都想干、谁都敢干、谁都愿意干的事。但他并不畏惧。他知道此事的后果是什么，所以他公开表示，不怕监禁，不会逃避到国外去，而是要持续发声，决不沉默。他要“唤起民族觉醒，不枉来人世一遭”。从这点上来说，高智晟律师和布鲁诺一样，对邪恶势力，“半步也不退让”。
“生死在上海”一书的作者说，毛泽东为什么三番五次地整知识份子，就是要打断知识份子的脊梁骨，让他们夹着尾巴做人。
夹着尾巴是不能做人的，夹着尾巴只能做狗。
有朋友告诉我说，为什么在中国抓法轮功学员特别容易，因为人员扣住行人问∶您是不是法轮功学员？他们会回答∶“我是法轮功学员！”“610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一抓一个准。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震惊。那些最普通的中国百姓对中国特色的“好汉不吃眼前亏”来了一个彻底否定，而中国的知识份子还在那里孜孜不倦地为“善意的谎言”寻找理论依据。是询问路人的“610办公室”的人恐惧，还是回答者胆怯？是行刑的刽子手恐惧，还是走向火堆的布鲁诺胆怯？不恐惧、不胆怯的，才是好汉。
二、科学和“邪教”
罗马教廷宣判布鲁诺有罪，因为他信仰和宣传“邪教”。高智晟律师为“邪教”上诉，为“邪教”寻找公道，所以政府当局先是停止、后是吊销高智晟律师事务所的执照。从五四运动以来，科学在中国成为了一个香饽饽，但是它在中国不是主语，而只是作修饰用的形容词或副词，比如科学的春天、科学发展观、科学调度、科学执政……许多人以为科学的反面就是“邪教”，“邪教”的反面就是科学。其实不然，布鲁诺信仰的“邪教”就是科学，布鲁诺反对的地心说也是科学。谁说托勒密不是伟大的天文学家？谁说哥白尼不是伟大的天文学家？谁又能说地心说理论不是科学？谁又能说地日说理论不是科学？唯物论是科学，唯心论也是科学。两个截然不同的理论，不构成所谓科学和“邪教”的对立。
关于地球上的气候变化，现在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一群科学家认为，地球上的气候在变暖，他们占多数；另一群科学家认为，地球上的气候在变冷，他们占少数。谁是科学？谁是“邪教”？其实，两种理论都是科学，都不是“邪教”。
那么科学的反面是什么？很简单，科学的反面是非科学。比如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就是非科学，这是因为不少参加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撰写的专家，同时也是审查鉴定可行性报告的专家，而且还是验收可行性报告的人。这样的可行性论证报告不可能是科学，但它也不是邪教。
中国有个反邪教协会，里面有不少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他们认为，搞科学的，就要反邪教，不反邪教，就不是搞科学。我想，这些院士们缺乏对科学的起码认识。王军在“城记”一书中写道，1955年10月何祚庥在“学习”杂志上发表文章，讨论“自然科学中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引起当时中宣部理论处副处长于光远的注意，并招至其门下培养。何祚庥的第二篇重要文章，就是批判建筑师梁思诚的“资本主义唯心主义”，支持毛泽东拆北京城墙的主张，当然何祚庥说，拆北京城墙是为了解决交通问题。同时何祚庥还建议，为了北京的交通，要拆除紫禁城。可见，何祚庥在入门的时候，就没有入科学的门，而只是入了阶级斗争的门。
有人说何祚庥院士学问大了。笔者知道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何祚庥院士，曾向中央政府提出过一个重要议案，就是要调雅鲁藏布江的水，接济长江，接济黄河，接济北京、天津、华北，并引水新建、青海、甘肃、内蒙古，实现南水北调大西线计划。何祚庥院士在作此提案时，肯定没有作过仔细深入的调查。因为他认为有多余水资源的地区，虽然是在中国版图之内，但是在印度的实际控制区内。在中国的地图上，那里是无人居民的地区，但事实上那里人口颇为稠密，只是他们都是印度人，没有在中国登记户口。实现南水北调大西线的后果，不是何祚庥院士所说的“再造一个中国”的辉煌，而是中印两国之间的核战争！反邪教也是何祚庥院士的建议，反邪教协会里还有张光斗、潘家铮等院士。这些院士们已经构成一个利益集团。反邪教，张光斗、潘家铮等支持何祚庥，建巨型大坝，何祚庥支持张光斗、潘家铮等，互相支援。
三、和谐社会和“真善忍”
高智晟律师为法轮功学员上诉，为维权的公民申述，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社会的公正和正义，可以说是为了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因为和谐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公正和正义的社会。
胡锦涛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的观点，但是他没有提出一个和谐社会的指标体系。我想，一个和谐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充满“真善忍”的社会。过去有“五讲四美”，讲到了“真善美”，和“真善忍”只有一字之差，就是忍。记得中国豫剧大师常香玉在临死之前给子女的遗书中，写下了三个“忍”字。忍，就是用心去对一把刀。忍，就是用非暴力的手段去对付暴力的强制，来维护人类的基本权力。人之初，性本善。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在布鲁诺遇难400年后，为受罗马教廷迫害的“邪教”正名，并向世人表示道歉，其善莫大，受到全世界的尊敬。这是善良战胜邪恶。胡耀邦总书记为反右、文革以及历次运动中受到迫害的千万人翻案，这也是善举，受到中国人的尊敬。这也是善良战胜邪恶。
其实，历史给了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国领导人一个最好的机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是利用高智晟律师的公开信，走出为六四事件正名，为法轮功平反的第一步。这是善良战胜邪恶的一次极好机会，也是胡锦涛、温家宝获得中国人民认同的极好机会。邓小平利用“中越自卫反击战”确立了“第二代领导”地位；江泽民利用“1998年长江洪水”调集指挥了30万大军，登上了“第三代领导核心”。高智晟律师用公开信的形式，向胡锦涛指出了这个机会，而且这个机会是代价远比“中越自卫反击战”或是八九抗洪小。如果胡锦涛是“高者”，只要让行政管理部门重新审查停止和取消高智晟律师事务所的决定是否合理。下面的事情，就是高智晟律师为其委托人所要走的法律程序。让法院来审理法轮功案，让法院来审理维权案，让法院来审理六四案。只要法院受理此案件，“610办公室”就必须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直到法院做出判决。在这期间，胡锦涛、温家宝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这一使命，如果他们真心愿意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的话。
四、为什么说高智晟是好汉？
说高智晟律师是好汉，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敢于说真话，敢于说他想说的话，敢于干他想干的事，活得如龙似虎，生气勃勃。高智晟律师说真话的基础，是他亲自对案件深入的调查。高智晟律师在信中列举的“610办公室”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让人们自然会想起罗马宗教裁判所的所作所为，只是现在的迫害更加有“高科技”的成分罢了。胡锦涛对法轮功学员的了解，多出于汇报材料。与江泽民相比，胡锦涛、温家宝亲民的举动更多一些。但这些亲民活动是否真正接触了社会实际，是值得疑问的。往往为了首长的“安全”，这些访问的对象都是下面领导有意挑选和安排的。被访者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都是领导事先布置的。
记得一个月前胡锦涛来德国多德蒙特市的一位矿工家访问，大使馆动员了科隆、杜塞道尔夫、杜依斯堡、埃森、多德蒙特等城市的约500名留学生来“专程”欢迎，说是不让一些人给中国丢脸。爱国的留学生们将示威抗议的法轮功学员团团围住，为的是不让胡锦涛看到抗议的团体，听到抗议的声音。我想，在胡锦涛在国外访问尚且如此，那么在国内的“访贫问苦”就更看不到真情了。一个决策者，脱离了社会，脱离了人民，那么他们的决策不可能是正确的。
“我要控诉！”高智晟律师要为他的委托人上诉，高智晟律师要为维权的人士上诉！高智晟律师给胡锦涛的公开信，就是要告诉胡锦涛、告诉世人真相。
好汉也有悲哀。高智晟律师的最大悲哀，是他母亲不能理解他的行为。他的母亲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曾在电话中对他说：“社会上存在不公，全国人都知道，那么多当大官的没有一个敢去讲，为什么就非得你一个平头百姓去讲！”高智晟律师不听母亲的话，为不孝。但是人们不应该忽视这么一点，就是高智晟母亲和高智晟律师的一个基本认识是一致的∶社会上存在不公！只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同。高智晟母亲认为，这是当大官的事，应该由大官来管。而高智晟律师则认为这是每一个公民的事，也是他的事。当这么多母亲、这么多姐妹被蹂躏、被折磨，高智晟律师挺身而出，高呼“我要控诉！”这是大孝！
高智晟律师的最大幸运，是他爱妻和孩子对他的支持。“我觉得高这么做，他的牺牲是值得的，他的生命就有意义了。每一个人都唤起了一部份觉醒，那中国民主的那天很快就会到来了，他这一步走得太快了。但是他是有意义的，谢谢这些朋友。继续接着高律师朝前走，如果高律师倒下了，后面的再继续朝前走。”这是他夫人对高智晟律师的评说。
读了高智晟律师给中央领导的信，我想起了意大利罗马的鲜花广场，以及在卖菜的摊位中间那座简朴的纪念碑，纪念着一位被罗马教廷烧死的“邪教徒”－－布鲁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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