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愤而辞职
显然，现状与他的想法不符，递交了辞呈后，他在自己的“博客”里有所透露：“我离开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机构的正义感的彻底消失。”“我讨厌现在的《经济观察报》，也是因为它搞得像是党派斗争，那么多政治正确，那么多不透明性。”他说，“这家组织正在死亡”，因为它变得愈来愈“官僚化”。
从二十四岁到《经济观察报》任主笔开始，四年多时间里，他声名鹊起，甚至有一种评论认为，许知远是该报的灵魂，这张报纸某种程度上浸润着他的个性和风格。
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知识分子”，借助了报纸这个平台，想改变人们的观念，引导一种精神的方向。
他喜欢谈起一些改变世界的年轻人：托克维尔二十三岁写出了《论美国的民主》，享利．鲁斯二十四岁创办《时代》杂志，胡适二十七岁引领新文化运动．．．．．．
几乎与《经济观察报》人事震动同时，传出《南方周末》有十几名记者编辑集体辞职的消息。知情人士透露，此消息是由竞争对手故意放出的。
但在二００三年，因与新任高层理念不合，《南方周末》确有一批骨干编采人员集辞职，这批人马曾参与缔造了这份报纸上世纪九十年代后至本世纪的辉煌。
该报上海站记者翟明磊的辞职信最近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信中批评时事主编张东明随意删改和枪毙批评报道稿件，并“主动将批评‘深发展’的稿件交给深圳市政府审查”。现将其辞职信摘录如下：
上星期三（八月十三日），我经过艰难采访完稿的《明孝陵保卫战》在新闻部同仁努力下，撤下一个广告版安排上稿，编排完毕。四时许，张东明总编告知新闻部同仁，这稿子撤下，理由是：一，此稿批评了南京市政府。二，文中写了明清民国三代对明孝陵的严格保护，有今昔比较的效果，此稿因此被枪毙。同仁表示惊讶与气愤。
我对此事的看法是：我尊重张东明总编枪毙稿子的权利。但报社毕竟不是衙门，不是唯官是大，上面做什么，下面无条件服从。枪毙稿件需要充分的理由。
宁愿得罪记者，也不愿得罪政府，而且在当地政府完全没有施加压力情况下枪毙稿件。我个人在《南方周末》是第一次碰到，在我七年记者生涯中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随意枪毙稿件的做法，我认为失去了《南方周末》的风骨，也超过我的忍耐底线。我必须为自己稿件发表权提出抗议。
这种枪毙属丑闻，否定了记者劳动，也否定了两位七十岁专家在南京最酷热的天气中在野外的劳动，更影响了《南方周末》在南京记者群中的信用。历来只听说《南方周末》领导顶住压力，努力发稿，未闻领导主动因稿件批评了政府而撤下。
在实际采访中《南方周末》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是《南方周末》领导能顶压力，地方记者愿意将资料供给《南方周末》，这一基础如不存在，《南方周末》名存实亡。
随后，该报北京站记者林楚方发表致这位总编的公开信，称“《南方周末》的编辑方向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变，而这样的《南方周末》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失去了我们作为终身奋斗的新闻理想的家园的地位”。
程益中获奖后不改敢言本色
原《南方都市报》总编程益中及该报其他高层敢讲真话，使《南方都市报》成为中国最成功的报纸之一。该报二００三年曾披露了广州发生沙士疫情，以及孙志刚在警局被打死事件。
但不久之后，《南方都市报》的领导层遭到报复，总经理喻华峰和报社社委李民英以莫须有的贪污罪分别被判十二年徒刑和十一年徒刑！后来在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分别改为八年和六年。
今年四月，总部设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将二００五年吉利尔莫卡诺世界新闻自由奖授予中国新闻工作者、原中国《南方都市报》总编程益中，以表彰他对提高中国公众知情度和改善中国新闻面貌所作出的页献。
世界新闻自由奖本年度国际评判委员会主席，泰国曼谷《民族报》主编加维盅吉塔沃在宣布这项授奖时说：“程益中是中国新闻业最优秀的代表，他关注弱者，监督强者，他的勇于直言提高了中国公众的知情度。”
对荣获世界新闻自由奖，程益中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感谢，他说：“我既感到安慰，同时也很悲哀。我们所做的事，是按照常识去做的，但不幸的是，按常识去做事，我们付出代价。”
程益中感谢国内外的记者权益组织、新闻机构以及许多个人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给予他的声援，也感谢为他仗义执言的许多个人，包括中国执政党共产党的一些元老。
程益中在答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新闻自由奖的声明中特别提到了跟他一起遭受牢狱之灾的现在依然被关押在狱中的同事喻华峰和李民英。他说：“我更要感谢我的战友和难友喻华峰先生、李民英先生，你们的苦难是整个中国的耻辱。美国前总统甘迺迪一九六三年在柏林墙边的著名演讲中曾说：‘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亲爱的喻华峰先生、李民英先生，请你们分享这个时刻！无论在狱中还是狱外，我们其实都在受难，我们永远都是恶性制度的囚徒。”
程益中认为，对于中国新闻工作者来说，当务之急是扩大公众知情权、提高政治能见度。
程益中仍不改他的敢言本色，中共因而禁止程益中前往国外领奖。
世界新闻自由奖于一九九七年设立，首届获奖者是因揭露哥伦比亚毒袅而惨遭杀害的哥伦比亚记者吉利尔莫卡诺。世界新闻自由奖奖金为二万五千美元，正式颁奖仪式于五月三日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卡举行。
《中青报》报人声讨赵勇及其爪牙
《中国青年报》的许多记者、编辑向团中央书记赵勇说“不”。
贺延光写了《本报评论员，我为你害臊》，指责《中国青年报》的评论员竟用“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像灯塔一样指明了大学生前进的方向”这种明显个人崇拜和文革语言的词句。
《青年话题》主编的李方于八月十一日递交的辞呈就更直截了当，他对社长王宏猷说：“我希望工作在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氛围的地方；如果我感到这种氛围正在消失而且不可逆转，那就离开。我不能做赵勇的狗！”
八月十五日，在《中国青年报》就职二十六年的《冰点》主编李大同写下万言书，对总编李而亮制定的《中国青年报采编人员绩效考核条例》予以谴责，指这是试图整体颠覆《中国青年报》精神和价值观的一个罕见的制度性文本”、“将中国青年报人奴化、庸俗化”。
李而亮《条例》的主要内容是稿件如受领导欣赏，可以加八十分至三百分，被领导批评的要扣分；得到读者表扬的最多只能加五十分。
这就是说：报纸就是为当官的服务的，符合高官的利益就奖励，不符合或者是揭高官的短处就遭报复。
应遵循世界通用的规则
中共的传媒为中共的政治服务，不讲真话，替中共涂脂抹粉，因而没有公信力，也没有软实力。
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大陆访问学者张平说，曾有一个华裔女孩，毕业后因为不甘愿在美国从最底层的记者做起，选择了到中央电视台第九频道做节目主持人，希望能够为今后在美国找工作积累些传媒经验，但是，做了一段时间，等她试图回美国找工作时才发现，中央电视台在美国的认知度并不如她想像的那么高。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孟建教授说：“中央电视台已经覆盖全球，但覆盖不等于落了地，落了地不等于有人看，有人看不等于有好的效果。”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认为中国媒体要创知名品牌，要解决两个问题：“首先要入流、要尊重和遵循世界通用的规则，用国际共通性的文化和标准来进行传播，才能够和世界比较顺畅地对话和交流。”
其次，也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满足中国人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增长的对文化传播信息的需求，要保障老百姓信息安全和丰富文化的要求。”
他说：“如果我们想改变世界对中国的看法的话，我们首先需要改变我们自己的媒介，这一点很重要。”
转自《前哨》１２月号(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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