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年后，1989年6月3日夜至6月4日晨，中国共产党调动30万野战军，以坦克开路，用自动步枪和机关枪沿途扫射，一路杀到天安门广场，打死学生和市民上千，把为期56天的轰轰烈烈的“八九民运”强行镇压下去。
无论在动用军人的数量上（执政府卫队与30万野战军）、在使用武器的程度上（常规枪诫与坦克机枪）、还是在滥杀无辜的人数上（47人与上千人），前者和后者都是不可比拟于万一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政权却苟延至今，依然“健在”。这是为什么？难道我们中国人越来越深地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奴隶地位吗？对此，我们每一个关心祖国的命运和前途的人都不得不深思。
一、与共产党党国专制极权政权相比，北洋军阀政府比较民主、也比较脆弱。
1.在北洋军阀政府时期，存在着大量的独立媒体。《京报》、《京报副刊》、《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独立媒体都加入了谴责屠杀暴行的行列。例如，邵飘萍主持的《京报》连篇累牍的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了“三一八惨案”。在惨案发生后的 12天里，连续发表了113篇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消息、评论和通电，《京报副刊》也发表了103篇有关文章。
2.在北洋军阀政府时期，存在着强有力的独立知识份子群体。“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中国知识份子群体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刘半农、赵元任、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著名知识份子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创作了哀悼罹难者的歌曲，哀歌之声顿时响彻京城。鲁迅先生终止正常创作，连续写作了《纪念刘和珍君》等七篇战斗檄文。
3.在北洋军阀政府时期，存在着独立的教育当局。学校以学术自由为根本。校长以保护学生为天职。“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京各高校和大学校长、教授都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的暴行。北京大学校长傅斯年在昆明见到对惨案负直接责任的鹿钟麟时，第一句话就是：“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4.在北洋军阀政府时期，存在着相对独立的国会和司法机构。当时的国会已经被人们讥为“花瓶”了，却仍然召集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并迫使段祺瑞颁布“抚恤令”。
5.在北洋军阀政府时期，存在着相当强大的反对力量。段琪瑞执政府从来没有真正统一中国。南方各省的军阀与执政府若即若离、貌合神离。孙中山、蒋介石在广东省建立了黄埔军校，有了自己的武装，开始了东征西讨和北伐。北洋军阀政府处在风雨飘扬之中。
6.执政府首脑段琪瑞人性未泯，懂得屠杀无辜民众是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段琪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 随即又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对各个学校举行的各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的报导，段琪瑞执政府也没有加以阻拦。在国会通过屠杀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之后，他处罚了凶手，又按照国会要求颁布了对死难者家属的“抚恤令”。对于国务院要求“阁员总辞职”，他照办执行。为了表示真诚的忏悔，段琪瑞甚至从此终生食素。
“三一八惨案”就这样把段琪瑞执政府赶下了台。再看看今日中共党国的天下，我们不得不沮丧地承认，所有这些条件都不存在。
1.在中共党国专制政权下，没有任何独立媒体。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出版社等一切媒体都是“党的喉舌”。它们只允许按照党的意愿说谎骗人、欺世盗名。托现代科技之福，互联网本来可以为中国老百姓打开一个获取真知的窗口，共产党却又不惜工本、不遗余力地对它大肆封杀和屏蔽。
2.在中共党国专制政权下，没有独立知识份子群体。敢想敢言的知识份子都被中共党国专制政权投入了监狱。出头露面的知识份子多是一些趋炎附势的帮凶。不愿出卖良心的知识份子被迫禁声。共产党还以高薪对知识份子进行整体收买，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满足于眼前的丰衣足食，忘记了知识份子的历史使命是作为民族的良知而为国家和人民呐喊。
3.在中共党国专制政权下，没有独立的教育当局。各级学校都是中国共产党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机关。学校领导都是同级党委领导下的行政官僚。他们关心的不是学校的学术自由和学生的身心发育。他们热衷的只是保住自己的地位并且继续往上爬。当学生爱国行动受到中共当局镇压的时候，他们不但不保护学生，反而助纣为虐，对学生进行更严厉的打击和迫害，以便邀功请赏。
4.在中共党国专制政权下，没有独立的国会和司法机构。全国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都是名副其实的橡皮图章。两会代表所起的作用与政治娼妓相差无几。他们的任务就是举手通过共产党早已决定的提案。像《反对国家分裂法》这样于情于理都很值得商榷的法案居然也一致通过（仅两人弃权，三人未按表决器）。要靠他们来通过谴责党国杀人暴行的决议，无异于痴人说梦。而司法机构则是听命于党的法制委员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而不是声张正义的场所），期盼它们对党的暴行进行审判无异于与虎谋皮。
5.在中共党国专制政权下，一切反对力量都遭到了最严厉的镇压。中共党国政权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幌子，把一切反对意见都扼杀在摇篮中。独立知识份子、爱滋病活动人士、保卫钓鱼岛人士、对日争取二战赔偿人士、上访人员、中国民主党党员、法轮功修炼者，都在打压之列……不管你是为了拯救人类而仗义执言，还是为了死去亲人而悲伤哭泣；不管你是为了保卫祖国领土完整，还是为了个人鸣冤叫屈；不管你是独立的个体，还是有组织的团体；不管你是有强烈政治理想的政治党派，还是毫无政治诉求的气功团体……只要你有可能危及中共专制政权的“稳定”，中共党国政府都一概打压。建立一支黄埔军校之类的独立武装更是天方夜谭。
6.中共党魁是一批毫无人性的犯罪份子。他们惟一关心的就是共产党一党的私利和他们个人和家族的特权。他们并不是不明白“六四屠杀”是反人民的滔天大罪。他们把“六四”由“反革命暴乱”降级为“事件”、又降级为“风波”，就充分说明了他们的心虚。他们“淡化六四”，闭口不提“六四”，与强盗不愿意听人说他杀人越货,婊子不愿意听人说她出卖皮肉没有任何本质差别。然而，为了一党的私利和个人的特权，他们还是要昧着良心、拐弯抹角地说“六四屠杀”是必要的、正确的。他们还是要气壮如牛、声色俱厉地表现出他们对“六四屠杀”毫无悔意。这种没有勇气面对自己良心的矛盾现象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党魁已经丧失了起码的人性。
以上就是中共党国专制政权可以苟延残喘至今的主要原因。
二、发扬“八九民运”传统，坚持不懈的进行和平抗争
中国共产党的残暴镇压使轰轰烈烈的“八九民运”悲壮的失败了。这种难以接受的结局使有的人认为学生运动“均以残酷的镇压告终”，因此应该“及早劝止”。这种说法是违背历史事实，也不利于我们与中共党国的专制政权作斗争的。拙文《请勿劝止“第六次天安门事件”》（《议报》148期）指出，“古今中外的学生运动以全面胜利或局部胜利而告终的不乏其例。”例如，“‘五四’运动达到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预定目标，取得了全面胜利。”同样，“三一八惨案”导致了段琪瑞执政府的垮台，在某种意义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鉴于此，我们没有理由“及早劝止”任何反对中共党国专制政权的正义斗争（包括学生运动），只有义务正确引导这些正义斗争，为这些正义斗争出谋划策。由于中国共产党比北洋军阀更加卑鄙无耻，所以我们在斗争中要更加小心地以零伤亡为目标，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有人说：共产党在“六四”已经开了杀戒，叫他放下屠刀是根本不可能的。既然已经有了第一次，它就不会在乎第二次、第三次……所谓零伤亡只是你一相情愿的幻想。我们说，这种说法似是而非，也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我们可以举有萨尔瓦多在1944年推翻军事独裁的历史为证。（以下参阅彼得．艾克曼和杰克．杜瓦：《非暴力抗争》）
萨尔瓦多军事独裁者马丁尼兹是在1931-1932镇压农民叛乱中上台的。叛军杀害的人数不到一百人，但马丁尼兹的军队所进行的全面恐怖报复却杀害八千人至三万人。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屠夫有一句座右铭：“杀害妈蚁的罪责比杀人更重，因为人死后尚可轮回，蚂蚁则一死百了。”
1944年4月2日，萨尔瓦多发生了旨在推翻其独裁统治的军事政变。马丁尼兹只花几天时间就把它镇压了。八百多人遭到逮捕，35名军官和9名老百姓被处死。拉丁美洲各国对萨尔瓦多的屠杀表示关注。各国外交官于4月17日晋见马丁尼兹，要求宽待叛乱人士。委内瑞拉下议院、墨西哥劳工领袖托雷塔诺、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拉丁美洲裔医师团体都提出了同样请求。许多国家的报纸强烈抨击血腥镇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人聂鲁达也提出了强烈抗议。但是马丁尼兹却无动于衷。
人民并没有屈服于屠杀。两个星期后，学生又开始了新的斗争，他们在4月19日的传单中宣称“……决心以暴力索回他们遭人篡夺的东西，也就是他们的自由。”于是，4月24日政府又展开了第二波的处决行动。学生终于认识到，他们只能以非暴力形式推翻马丁尼兹。因为，“第一,他们没有武器，因此不可能以武力击败马丁尼兹。第二，他们知道大众会愿意和他们一同加入非暴力运动，而此举也可能藉由其它利益而获得支持。”于是，他们决定在5月5日发动全民大罢工。
随着罢工风潮的蔓延，萨尔瓦多政府逐渐陷入困境。马丁尼兹开始手足无措，他说：“我在四月初以武力打垮了政变行动，结果他们却挑起了罢工。那时我就不再想打了。我要向谁开枪？那些对自己的行为也不尽了解的儿童和青年吗？”这位在十年前屠杀了千百名农民而上台、在一个月前刚镇压了一次军事政变而保住其独裁政权的将军，在面临自己最大的危机之际却无法再使用武器了。他终于宣布，“我不打算对人民采取暴力措施。如果人民现在要我下台，我愿意无条件照办。”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的周折，马丁尼兹终于在5月 8日晚间七点在电台上宣布辞职，并于第二天离开了萨尔瓦多。
萨尔瓦多1944年推翻军事独裁的历史说明了什么？它说明了专制政权的力量来自于它以暴力手段打倒对手的能力。如果选择和平理性的手段和专制政权对抗，就可以避免人民遭受攻击的风险，就可以让专制政权在使用暴力时付出高昂的代价。当代价之高昂足以彻底破坏独裁者的统治合法性、使它在国际社会和全国人民心目中都沦为十恶不赦的罪人时，他就有可能不得不被迫放弃暴力的使用，而与抗议的民众达成适当的妥协。他还给人民的可以是民主、自由、人权、法制。人民给予他的可以是他的生命安全和生活出路。
“六四屠杀” 使中共党国在世界范围内遭到的反对和蔑视是它始料所不及的。“六四屠杀”对中共政权合法性所造成的损害使中共使尽了浑身解数至今也不可能完全恢复。如果马丁尼兹那样十恶不赦的屠夫都可以在权衡利弊之后同意和平交出政权，我们有理由推测，在中国人民下一次起来和平抗争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不一定就有胆量再次冒天下之大不违对人民肆意屠杀。他们中的良心未泯的明智之士也许会认识到，和平体面地还政于民才是他们最好的出路，也是惟一的出路。
当然，萨尔瓦多的马丁尼兹只是一个凶残的个人，而中国共产党却是一个有85年历史的虚伪、卑鄙、残暴的政党。这决定了我们向中共专制政权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要比萨尔瓦多人民在60年前推翻马丁尼兹的独裁统治要复杂和困难得多。但是，我们也有了比当初的萨尔瓦多人民更多的非暴力抗争的成功经验－－印度人民在圣雄甘地领导下赶走英国殖民者取得独立的经验；波兰人民在瓦文萨领导下以团结工会推翻波共政权的经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摆脱苏联控制和平演变的经验；苏联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领导下结束共产党专制政权的经验。而且我们还吸取了“八九民运”失败的惨痛教训。我们应该有足够的信心：在民主、自由、人权、法制已经成为普世价值和世界潮流的今天，无论中国共产党如何负隅顽抗，人民和平理性的正义斗争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原载《议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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